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与对策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湖南省、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问题作为"两型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必然受到普遍关注。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进而在对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采用协整分析与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株潭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现出先平稳,然后急剧上升的倒"L"型变化趋势;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利用状况恶化,但长期内,城镇化综合水平是影响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的主导因素,它的提高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专利申请总量为主要指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从时间、空间和地理临近性视角来分析2000~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分散,由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缓慢扩散的演变趋势,出现高水平和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强化锁定,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局部变动的趋势。(2)城市群城市创新类型发生空间转移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差距越小,发生转移的概率越高;反之,发生转移的概率越低;(3)邻域创新环境影响城市群城市创新差异的演变,地理临近性在低水平、中低水平城市创新类型表现不明显,而在中高水平城市创新类型显著增加。     

多维度视角下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

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发展中后期的背景下,透过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表象,从结构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多维度探究,有助于清楚识别与理解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发现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该研究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统计单元,并将数据汇总至省级和区域层面,从城乡人口变动、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人口增长的贡献度高于乡村人口减少的贡献度。(2)乡城人口迁移仍是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绝对主力,其次为区划调整增长,最末为自然增长。(3)城镇人口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县域城镇人口变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略高于市辖区城镇人口变动。(4)东北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已出现自然负增长和净迁出的现象,且该地区大多数县域城镇人口流失严重。据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审视过往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在不断促进经济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前提下,重点结合区域或城市自身的自...     

对现代城市(镇)化发育的再认识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现代城市最终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因此,人口和经济的集聚状态成为衡量现代城市化的两项基本指标。1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往往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发展在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着由强变弱的趋势;与之相比,第三产业发展对人口城市化发育的影响则要强烈的多。     

土地供给、房价与中国人口半城镇化

近十多年来,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人口半城镇化率也随之迅速上升。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首次将土地供给、房价与人口半城镇化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土地出让面积作为房价的工具变量,有效克服模型的内生性,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了人口半城镇化率,抑制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房价每上涨一个百分点,人口半城镇化率大约上升0.189 4个百分点。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房价对人口半城镇化的影响严重被低估。而2003年后土地供给政策收紧且向中西部地区偏移是导致东部房价上涨进而推升人口半城镇化率的重要根源。另外,还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均有利于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相反,财政负担能力和户籍制度改革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降低人口半城镇化率,有序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1)调整土地供给政策,并且健全住房供应体系,防止房价上涨过快。为此,需要增加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土地供给,使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以及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同时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房的供应。(2)大力发展工业、服务业,并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进而促进地区人口城镇化。(3)深化户籍制度,切实放宽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条件,同时还需要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增加地方公共服务并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湖南省农村城市化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农村城镇化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是湖南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农村城镇化不仅有利于湖南解决好“三农”问题,而且有利于促进湖南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湖南农村城镇化存在水平偏低、分布不平衡、数量增长超过规模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政策制约、规划滞后性、建设随意性、建设资金不足、建设管理不到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本文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客观地分析制约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湖南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对策。     

人地挂钩视角下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

人地挂钩制度是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创新,对于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失衡问题有重要作用。研究从中国特殊体制制度框架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出发,基于"人地挂钩"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式,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弹性系数法和重心移动模型,对2009～2016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空间"抱团"特征逐步显化;(2)研究区西部人口城镇化发展更快,东部则相反,黔中城市群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热点,但土地城镇化发展更快,有城镇化发展失衡倾向;(3)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末期与初期相比,二者协调关系提升明显。据此建议,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西部,要继续有序推进人口城镇化,严格控制土地城镇化;地区东部尤其是黔中城市群,要杜绝"大开发",注重产业培养,提升城市魅力,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实现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A forecast analysis on world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world popul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create a challenge to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I tried to conduct a forecast analysis of near-future urbanization related population growth worldwide, based on recent demographic trends. Such an analysis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prospects for changes in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world population and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Optimal polynomial functions were used to fi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the detailed forecasts of the population mainly over the period 2010–2030 were conducted and analyzed. If the past pattern continues, world total population would increase to 7.94–8.33 billion in 2030 and the annual growth is expected to continually decline in the forecast period. Global total population would stop increasing during the period 2050–2060 and would not exceed 9.5 billion in the future.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Africa, Asia, Oceania, South America, North & Central America would separately increase to 1.35–1.41, 4.86–5.65, 0.04–0.05, 0.44–0.45, and 0.71–0.72 billion in 2030. Europe’s total population is forecast to decline to 0.64–0.67 billion in 2030. World’s rural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grow to the maximum during the period 2015–2020 and would greatly decline after that period. Global rural population would reach 3.12–3.41 billion in 2030. Rural population in Asia and Africa is estimated to increase and achieve the maximum around 2025 and decline thereafter. For other regions, the rural population would continually decline in the forecast period.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would continually grow and reach 4.72–5.00 billion in 2030, an increase of 48.6–57.8%. However the annual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the maximum (6.86 million/year) during the period 2020–2025 and then decline in the following years. Urban population is projected to continually grow in all regions excepting Europe. Europe’s urban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decline in the period 2010–2030. Urbanization process worldwide, represented by the ratio urban population versus total population (RUT) and the ratio rural population versus urban population,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during the period 2010–2030. The RUT of the world is projected to reach 0.5 before 2010 and w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forecast period. Global RUT is estimated to reach 0.56 in 2030. However, the region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would be diverse. Europe’s RUT is estimated to continually decline in the forecast period and reach 0.68 in 2030. The RUT for Africa and Caribbean would continually increase before 2030, while the RUTs for Asia and South America are estimated to achieve their maximums around 2025 and decline in the following years. Oceania and North & Central America would thoroughly realize urbanization (≈1) during the periods 2020–2025 and 2025–2030. The expan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ll continually exert a stronger stress to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near future. However we may expect this situation would start to change from mid-21st century after total population has achieved its maximum. 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群多中心结构的增长效应

多中心城市群是要素在经过多重集聚扩散后形成的空间均衡,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政策目标。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时间较短,地区差异较大,因此需结合具体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研究其空间优化问题。基于2005~2014年中部六大城市群的市域数据,从人口规模分布和产业空间布局两个维度出发,定量分析其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城市群人口空间结构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转变;（2）产业布局的空间集中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对中部地区如何合理有效引导要素等资源流动来拓展发展新空间、优化发展新格局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城镇化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意义。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江西省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为了研究主体功能区战略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综合利用3S技术、熵权重法和Pielous指数,对江西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协调性开展研究,并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江西省的城镇化经历了非均衡发展阶段（2000~2010）和均衡发展阶段（2010~2015）,2010年城镇化的协调性最差;（2）人口持续向重点开发区聚集,但限制开发区的常驻人口数仍在增加,而且限制开发区迁出的人口主要流向省外的优化开发区,这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初衷相背离;（3）重点开发区的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已达137.93 m2,人口集聚不足是其城镇化不协调的主导原因,针对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地区,应加快建立城镇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相挂钩的制度;（4）人口城镇化以就地城镇化为主,限制开发区未来将同时面临农业人口转移和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双重压力。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