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中国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探讨

海洋经济已跨入以高新技术引领的新时代,以海洋高新技术为首要特征的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成为各国争相抢占的科技制高点.本文在界定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找出其在公众认识、政策体系、自主创新能力、资金投入以及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通过提高公众对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营造促进其发展的良好氛围;建立和完善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协调机制,形成支持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海洋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开发区;加大对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建立多渠道的有效的投融资体制以及着力培养和引进具备较强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使其成为发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力军等措施促进我国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借以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基于城市环境的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要想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需要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集聚的环境.将影响人才集聚的城市环境因素划分为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根据勒温的动力场理论分析了人才集聚的环境动力,探讨了城市环境与人才集聚的互动关系,表明城市环境通过城市人口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成为人才聚集形成的基础,同时产生"人才集聚效应",体现为"放大效应"、"羊群行为"、"马太效应"和"辐射效应".城市环境与人才集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形成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人才环境磁场,形成一个循环,成为城市发展中一对不可分割的复合体.最后从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改善、政府制度环境优化和对人才集聚效应的把握等方面提出促进人才集聚的城市环境优化策略.     

基于DPRSC模型的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分异

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首选战略,但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令人担忧.在提出一种不同于PSR、DSR、DPSIR因果链模型的环境评价模型——因果网络DPSRC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功能,得到大连城市环境的空间格局.充分分析大连环境系统健康状态,并基于DPSRC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大连城市环境空间差异提出评价方法.DPSR<模型较好的解决多重环境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人在城市环境系统中的核心调节作用,为城市决策者正确分析与决策城市环境化发展方向提供科学而直观的依据.     

论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

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只关注经济转型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而较少关注城市建设对经济转型的引导效应。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城市建设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引导作用,并由此提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测度:是否存在城市蔓延

中国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中,不仅攫取自然资源,也粗放地利用着有限的土地资源。在21世纪全球城市面临城市蔓延挑战的背景下,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及变化也受到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基于1996年至200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形态加以测度。分析发现,无论是从建成区的扩张、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还是城市足迹的下降等指标测度,中国资源型城市都存在着向不良城市形态的发展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城市蔓延的现象;并且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的建成区扩张更快、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也更迅速。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目标出发,为中国城市向着健康、可持续的城市形态方向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测度与评价——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实证研究

城市开发要追求资源利用的高效率,对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可以为城市开发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中国30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模型和方法,对其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有19个城市处于无效状态;大部分省会城市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状态;投影分析表明省会城市开发中存在资源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现象;从省会城市的区域分布上看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和多个投入产出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多元因果关系。城市开发应加大技术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控制城市规模,要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开发的资源利用效率。     

人口,资源和经济制约下的城市环境战略目标：以沈阳市为例

本文在探讨城市环境战略目标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沈阳市的主要城市功能和环境问题,分析了沈阳市2000年环境战略目标的制约因素和措施。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城市住区环境创造

本文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城市住区环境创造的客观要求 ,提出了城市住区环境创造的观念、方法与措施。文章指出 ,城市住区环境创造应以人为本 ,达到空间环境充足、生态环境优良、视觉环境优美、文化环境典雅、人文环境高尚、智能环境先进 ,使人、空间和环境有机结合     

基于城市总规的基本农田空间优化调整研究——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例

随着"三化"进程的推进,有限的土地资源供给与日趋上升的用地需求矛盾日益凸现。农地非农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难度加大。城郊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衔接的特殊经济地理区位,土地利用受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用地制约的双重影响,基本农田保护面临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为研究靶区,充分利用高新区(新市区)二轮土地调查、土地总体规划、基本农田划定等数据和图库资料,以GIS技术作为分析工具和手段,在综合考虑耕地的质量与立地条件,结合高新区(新市区)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产业用地划定及布局等条件因素,对高新区(新市区)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与产业空间布局结构衔接进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为区域协调耕地保护寻求路径。     

城市工业生态化发展战略定位研究--以广东江门市为例

文章利用产业区位熵、比较劳动生产率以及波及效果系数等指标，综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人分析、环境污染负荷分析等指标，对江门市的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环境负荷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对江门市工业生态化发展总体战略进行了合理定位、分阶段提出了江门市生态工业发展的目标和优先实施的产业发展重点。文中提出的指标与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当前城市工业生态化转型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模糊环境下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评价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支撑体系和物质载体,提高它的利用效益已经成为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资金的投入对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分配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地投资给不同的城市建设企业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根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环境的模糊性,通过使用三角模糊数,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基于模糊环境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使得在给定风险最大容忍水平的前提下,追求政府资金收益最大化。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运用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2000-2013年的最优投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一直将北京作为重点投资城市,在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其它三市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2012-2013年期间北京的投资比率达到了64.41%,这对天津和重庆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2012-2013年期间天津的投资比率降到了5.22%。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一直占有相当的优势,加上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比例在2000-2011年期间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综上可见,北京和上海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为了全面加快城市建设,应该在抓重点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基于混合指标值TODIM方法的东营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在当今各种"城市病"频发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仅有利于协调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指导城市建设规划编制,监控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论文在原有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基于混合指标值的TODIM方法评价东营市2007—2013年间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分析活力、组成结构、恢复力、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系统认知的构成指标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影响。为了避免主观判断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不确定性,文章采用兼顾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的组合权重赋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根据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的特性和数据特点,建立了混合多属性决策TODIM方法的数学模型;采用扩展的TODIM方法对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并分析了各个指标在城市生态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1)东营市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一直向好,由脆弱状态逐渐过渡到亚健康状态,但是生态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距离健康状态仍有较大的差距;(2)环保投入力度不足、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产业结构仍不完善、建成区人口密度过高等成为制约东营市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A Study 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Applied Evaluation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cities.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ve strategy. However, most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have many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efficiency of land use, weakness of oriented function and lack of land intensi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and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to assess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The model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dimensional parts：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innovative function. Based on this theory model, an index system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ree secondary indictors, eight tertiary indictors and 37 fourth-grade indictors was set up to evaluate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To avoid the defects of plus model and function model, the authors brought out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ndex of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which equals to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five different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dicator system performs better in the aspect of evaluating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function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compared with other models.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Strategic Study on Integration of Port and City Development in Rizhao

Abstract

Agglomerat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UAYD), one of the most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ties when the ecological cities are pursued by many modern citi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regard. It is inevitable, however, that certain problems exis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ty, which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non-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lex ecosystem, and the difficulty in quantifying eco-city construction or incomplete quantification in asses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resent and future eco-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AY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et up an index system of eco-cities combining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dopt the indices of eco-city, urban harmony, and eco-city colligate to evaluate the ecological level, urba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eco-city construction of cities within the UAYD. Results indicate that among 15 cities in UAYD, Suzhou City ranks the highest in terms of eco-city construction, whereas Nantong ranks relatively lower; sustainable eco-city construction is possible only when cities are developed in every respect of harm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