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平原土地资源诅咒效应研究

将资源诅咒的研究领域由传统的矿产资源转向土地资源研究问题域,以近10a江汉平原18个县(市)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运用诅咒系数对其进行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发展滞后的荆州市所辖的监利县、江陵县以及其他7个县市的土地资源诅咒系数大于1,确实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且江陵县与监利县还属于严重诅咒区。通过对选取指标作进一步的计算分析,得出导致其产生资源诅咒的原因主要为: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农业没有得到高效发展,而受到发展观念与投入等束缚,其二、三产业发展同样滞后。根据影响资源诅咒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因素,有针对性地给出化解土地资源诅咒的对策建议,为今后资源诅咒地区打破诅咒束缚,持续快速发展指明方向。     

要素错配:解开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之谜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扩大及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的困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从要素错配的新视角,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理论上,构建了描述资源型城市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考察了要素错配对城市产出效率、环境效率及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基于2005—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方向距离函数(DDF),分别从劳动、资本、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对全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确切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配置过度还是配置不足,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率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劳动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分析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回归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产出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友好三个方向上将转型效率进一步分解,研究发现各要素错配均会阻碍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于劳动错配和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按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该研究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问题,从国家、城市和产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并强调要注重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该研究不仅能够为解释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而且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土地资源管理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该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向前推进,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这将会给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带来强大的冲击。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土地管理的角度来说,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的前提下,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工业化、城市化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做好供地服务。与此同时,应牢牢把握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这条主线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构筑商务成本“盆地”与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关系,并进一步规范土地市场,完善土地招标拍卖制度,按照正确的“经营城市”理念,积极探索土地储备的新模式。此外,应高度重视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过犹不及:土地资源资本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在经济转型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土地资源资本化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同于已有研究均质化地理解土地资本化,该研究从"度"的视角切入,认为土地资本化存在适度与过度之分,由此分析了不同程度土地资本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予以实证考察,最后讨论了中国当前土地过度资本化风险与原因。研究表明:(1)土地资本化存在限度,限度范围内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越过限度则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两者呈"倒U型"关系,该结论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保持稳健;(2)当土地资本化越过最优限度,将激起全要素成本快速上涨,导致利润空间收窄,引致实体经济萎缩;(3)从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估计出的"倒U型"拐点来判断,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已面临较严重的土地过度资本化问题,东中西部相继进入过度资本化高风险状态,这可能损害实体经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4)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式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可能是土地资本化持续深化乃至过度化的重要原因,调整政治激励方式应是寻求土地过度资本化理性回归的着力点。研究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土地资本化是一把"双刃剑",趋利避害的关键是把握"度"的原则;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政绩考核、土地市场和土地税制等多方面协同改革来纠正土地过度资本化偏向;面向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主动转变土地资本化支撑方式,改革土地资本收益支出结构,加快支出重心向新基建、科教部门和民生部门转移。     

扬州市土地资源潜力及开发利用研究

扬州市土地平坦、肥沃，光热水资源充足，区位条件优越，有利于开发利用，但目前土地资源潜力尚未充分发挥，通过模型计算，说明土地资源还有较大的生产潜力．提出了改善水土等生态条件及耕作制度，增强作物光合作用强度及开垦荒地等途径，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率和利用率，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生产潜力。     

我国开发区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研究

应用比较优势理论，以国家级5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研究了不同区域间开发区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按照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来配置土地资源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的总福利水平。整体上．中西部国家级开发区的比较优势高于东部地区：而区域内部东部地区的京津苏沪及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在开发区建设用地的利用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按照开发区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度计算结果，在排除开发区自身发育不完善和管理层面因素后，对于确实不适宜进行开发区工业建设的应进行空间布局的调整，恢复其农业生产；而对于比较优势度较高的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相应的开发区。以实现耕地保护与开发区建设的双赢。     

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理论、机制与效益损失:基于湖北省的实证

研究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特征及内在机制,对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错配理论对土地资源错配理论开展梳理,提出建设用地错配机制假说,运用边际分析法和计量方法构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并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局部地区错配程度加剧。②土地负外部性扩散、非均衡发展、非市场化供应、土地财政依赖等加剧了建设用地空间错配,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政府腐败、发展多元所有制等有利于降低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③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由6.92%下降到3.84%,年均减少2.03%,效率损失得到缓解。④从损失值看,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严重,1996—2017年累计经济损失达3.90×10^4亿元。主要结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兼顾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衡量的有效方法;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纠正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土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均会带来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建设用地配置中一个“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十分必要且迫切。     

土地功能视角下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耕地 粮食 人口”这一思路而展开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单一评价方法难以全面反映社会发展实际。从土地功能视角出发提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评价的新体系：基于土地粮食视角的人口承载力、基于建设用地视角的人口承载力、基于土地经济关系视角的人口承载力。首次将土地经济关系引入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中,利用不同土地类型与国民经济部门的关系进行人口测算,可以真实反映当今经济社会下人口承载的实际状态。以攀枝花市、六盘水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仅从本区域评价结果来看,原有传统的土地粮食人口承载能力在此次评价中并不构成最大限制因素,而是建设用地或者土地经济关系等因素决定了人口承载力,这也证明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方法的可行性和相对合理性     

土地健康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土地健康是伴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而兴起的一个土地资源研究方向，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实现有着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在分析土地健康内涵的基础上，论述了土地健康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系，并进而针对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提出加强土地健康研究，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对策措施。     

边际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计量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急剧膨胀,建设用地的需求丕断增加,土地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对其关系分析判断及其规律的把握成为制定和实施土地资源保护与控制、开发与利用的重要依据.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与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得出我国每增加1单位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供给呈现不断减少的基本判断.然后运用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构建了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与二三产业产值关系的计量模型,并通过中国1989-2006年18年的数据进行验证,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量与二三产业产值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二者相互影响;其二,我国边际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量(MLU)不断减少,其边际使用量的变化率(CMLU)不断趋向于0,我国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最佳使用量将在2047.24年达到.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for efficient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in irrigated agriculture

The irrational use of water in agriculture is often responsible for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epletion and/or the poll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se cases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tect water resources from harmful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mitiga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ir potential impact on farmers’ welfare. To this end, a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odel is formulated that aims at allocating efficiently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in a rural area of Greece, by optimizing a set of important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model’s output, past and current decisions on irrigated agriculture turned out to be oriented towards meeting exclusively the socio-economic objectives. Yet,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possible allocations schemes that could be appli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to contribu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Moreover,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can be further employed to assess a number of additional policy measures in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this framework, the outcome of imposing various water pricing policies was evaluated.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policies was found tightly connected to the elasticity of water demand. Namely, higher elasticity seems to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move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研究

借鉴会计学复式记账核算的优点,在国际资源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核算需求,提出土地资源资产核算的复式记账体系和报表编制框架。研究认为,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和报表编制要以“摸清家底、反映自然资源负债、提供土地资源审计和绩效考核信息”为目标,明确区、县级自然资源局为土地资源资产受托管理和进行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的核算单位。在界定土地资源资产、负债和权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资源资产属性变化的核算内容和每次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变化必须遵循占补平衡的基本原则,进行过程核算。以YC县土地资源资产变化为例,对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了基于复式记账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与报表编制实证研究,确定核算的事项类型和特征及其借贷核算流程,编制出土地资源资产负债表,并同时进行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报表编制,结果表明:YC县土地资源资产实物量1485 km^2,2018年末价值量5639874.22万元、经济权益5271874.22万元、生态权益367991.6万元,土地资源负债8.40万元,通过土地资源资产用途调整,土地资源资产价值量增加21319.42万元,但在调整过程中,形成了土地资源负债0.07 km^2(8.4万元),在以后土地整治中需要增加园地。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     

公平和效率维度下中国省际碳权分配原则分析

区域碳权分配原则决定了中国省际碳减排的压力,也是激励各地区转向清洁能源及减排技术创新的基础。本文运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测算了2011-2014年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效率(TFC)与技术差距比(CTGR),以分析各地区基于效率最优的碳减排潜力(CRC),进而确定中国区域碳权分配原则。结果表明,各地区减排潜力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十二五"期间海南与安徽两地已处于减排的前沿面,但单一的公平原则挫伤了其持续减排的积极性,而其它低效率省市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减排能力;无论是单一的公平原则还是单一的效率原则均无法保证各地区碳减排的合理性、稳定性与持久性;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增加绝对碳排放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地区差异。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动态混合机制更符合中国省际碳减排现状,初期应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随着经济企稳,应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群链产业合作模式下“京津冀”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产业间的合作在不同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会导致基于其建立的水资源合作联盟形式各异,进而会影响区域内合作水资源的整体收益。为优化"京津冀"区域内的水资源配置,本文基于产业合作的群链模式机理和模糊联盟博弈思想,提出了一种具有三阶段结构的"京津冀"区域水资源配置模式。在第一阶段,以满足"京津冀"区域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并兼顾产业间的水资源配置公平为目标,通过构建水资源一次配置模型,进行区域内各用水主体间的一次配置;在第二阶段,针对"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间合作的群链结构,分析产业间进行水资源模糊合作博弈可能出现的模糊联盟形式,进而构建出水资源二次配置模型以实现水资源收益(效率)最大化,二次配置模型采用"优先规则"建立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的支付函数,将"京津冀"区域内所有产业用水主体在第一阶段配置中获得的水资源按一定比率配置到各联盟中;在第三阶段,考虑模糊联盟的稳定性,采用模糊shapley值法对第二阶段配置后各模糊联盟的收益分配给产业用水主体。本文运用算例对上述水资源配置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算例分析结果显示:(1)"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间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时,各产业通过形成多种形式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获得比其单独利用水资源时更高的用水收益;(2)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的总体用水收益也高于各产业单独利用水资源时的总用水收益。即本研究中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有效。因此,该水资源配置模式可为产业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的区域,在进行产业间水资源优化配置时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际水资源两阶段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把水资源利用系统分为水资源利用阶段和污染物处理阶段,在环境规制下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BM模型,对2001—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和各阶段效率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然后运用考虑空间效应因素的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和空间误差计量模型从人均水资源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对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水资源利用第一阶段效率明显高于第二阶段效率,而整体效率接近于第二阶段效率,第二阶段效率决定了水资源利用整体有效性。(2)通过各阶段投入产出冗余来看,水资源污染物产出过多和处理不足是导致第二阶段效率不高的原因。(3)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强度显著大于0,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为H-H集聚类型,中部和西部为L-L集聚类型。(4)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整体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整体效率不仅受本地区因素影响,还受临近地区整体效率的影响。(5)在考虑和不考虑空间效应的计量估计结果中,工业用水量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对整体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加强水资源污染物排放管理,增强污水处理能力;二是实现高效工业用水,减少工业用水量;三是发挥各地区水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水资源区域配置,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技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以河南为例

本文以河南为例，对科技资源的存量动态变化、配置效率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991．2002年。河南科技资源存在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是。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却呈现出下降趋势。在这个期间。科技资源开发对河南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2．1％，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为了进一步发挥科技资源开发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建议河南继续加快科技资源的积累；重点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重视大幅度提高对R＆D的投入。     

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随着未来家庭农场数量的逐渐增加与经营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与快速城镇化相伴随的土地征收区域不可避免会与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范围相交叉或重叠。家庭农场主通过整合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得的承包地和市场化交易获得的承包地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在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应确保家庭农场主获得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妥善处理家庭农场主与拥有不同类型农地权利的众多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区分点状征地、线状征地和面状征地三种不同情况,分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的后期生产经营影响,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框架下,深入剖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涉及的农地权利类型。然后,构建起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理论模型,以及家庭农场主、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权利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家庭农场主根据自有土地、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土地、通过土地退出获得的土地所占的比重以及不同类型土地权利所对应的价值标准分得相应的征地补偿收益;政府通过税收参与征地补偿收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者身份依法分得相应比例的补偿收益;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收益为承包经营权价值扣除其让渡给家庭农场主的农地权利价值后的剩余部分。最后,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1做好家庭农场发展规划;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将间接损失纳入补偿范围;3建立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土地的征收补偿收益分配机制;4保障抵押权人(金融机构)对征地补偿享有优先受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