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ivisia分解法的江苏沿海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江苏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碳排放呈增长趋势。为了研究影响江苏沿海地区碳排放的因素,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2000～2008年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对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和贡献率均呈指数增长趋势,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对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比较有限,经济发展是造成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为江苏沿海地区控制和减少碳排放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上海市低碳发展状况分析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降低能源消费所带来的CO2排放.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节能减排”方面也处于全国的前列,但是和发达国家的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如何处理好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对2001-2010年间上海市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状况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上海市历年碳排放量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另外,选取2008年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的CO2排放状况进行了对比,利用Theil指数分解法对城市间的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设置三种不同的发展情景,计算分析了上海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     

基于信息熵的省域内能源消费总量分配研究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保障能源安全,积极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省域内能源消费量的合理分配,是落实国家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有效措施。提出能源消费总量分配应以公平为主、考虑区域发展权益的同时兼顾效率的原则,秉承“定基数,分增量”的思想,构建了基于信息熵的多因子混合加权分配模型,对目标年能源消费增量进行分配;选择了10个指标从经济水平、能耗水平、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及城市发展定位5个方面描述各地区的节能潜力及控制能耗量的责任,拟对能源消费总量在省内各市区的分配进行探索性研究。并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分配到各市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安徽省17个市区能耗分配量增长率范围为1193%~5045%,能耗增幅的分配结果整体上受各市区人均GDP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水平所支配,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城市化率所调控     

内生创新、人文发展与中国的能源效率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本文通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重点讨论了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的总体估计还是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区域估计,内生创新对中国的能源效率都产生着正面影响;人文发展状况总体上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也具有正面的影响,但是人文发展中人均消费量的提高对能源效率的改善产生着负面的效应。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尽相同,这些作用一致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地区逐渐递减的分布趋势。人文发展较内生创新而言对能源效率的贡献弹性更加显著。因此,从内生创新和人文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措施把能源消费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式消费方式上来,依然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有效策略。     

气候变化情景下能源效率及其平等准则的研究

为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斗争的需要,本文分析了中国能源生产消费特点、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能耗强度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及其发展趋势;在温气体限控上提出能源效率与人均温室气体累积和、与人均GDP发展水平、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准则。     

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

城镇是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的中心。矿物燃料为主的一次能源不仅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也是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基本动力来源。随着城镇化发育不断走向成熟,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日趋强烈。这种消费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增长方面,而且更体现在质量提高方面。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均证明了这一点。所不同者,在产业发展政策和能源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不尽人意: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甚至进入21世纪以来也是如此;第二,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缓慢、特别是进入国家城镇化快速发育阶段后的表现更是如此;第三,能源产出效率提高有限,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如此能源消费特征,对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育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建议加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演进和提高城镇能源消费质量。     

贸易结构与中国农业资源约束——一个理论假设的经验研究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认为垂直出口流动是一个关键的结构性机制,有利于发达国家通过分层的贸易结构过度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并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引起后者资源消费约束和生态环境退化。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农业部门初级资源及产品的加权垂直出口流量指数,采用人均CGTF生态足迹衡量农业资源消费的指标,就分层贸易结构等因素对中国1962-2011年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层贸易结构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农业初级资源及产品的消费,中国在分层的贸易结构中着实成为了发达国家基于消费的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受体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会促进人均农业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口依赖不利于国内人口的农业资源消费;城市化和服务业比重变量均会降低人均CGTF生态足迹。     

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能源消费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近20年来人居环境的改善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选择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反映我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研究了我国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变化关系。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发现我国人居环境建设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带来人均生活能源消费的同幅增长,而是出现了"喇叭口"现象,两个指标之间最大相差2.4倍,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节能居住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偏离了这个最优点并处于耗能的上升期。德国与我国类似,在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能源消费量之间也存在一种类似U型曲线关系,但上升阶段明显比我国更陡。虽然与德国、日本、美国相比我国在人均能源消费上最少,但从总量和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仍面临着重重挑战,必须通过使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来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营造节能又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     

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因此,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本文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t Divisia method,LMD）,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这说明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碳排放的作用在减弱,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难以抵销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碳排放量增长。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基于演化视角的中日韩美比较研究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是"跨越环境高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厘清增长模式与驱动因子是重要决策支撑。然而迄今针对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与模式抽提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典型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以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为研究对象,基于物质流分析框架和指标研究了1970—2008年四国的资源生产和消费(包括金属和工业用矿物、化石燃料、建筑材料、生物质能源四大类),对比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原材料资源国内消费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负荷模型(IPAT)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了影响各国资源消费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变化趋势,最后借助Tapio脱钩模型研究判断了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间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日韩美四国的人均GDP、人均资源开采和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优厚的美国与中国的资源开采量与消费量都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远不如其他三个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是成熟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中日韩美四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区别,过去三十年间日本资源效率赶超美国成为第一,韩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排第三,中国的资源效率则最低。(3)中日韩美四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资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以及资源消费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日本经济增长在技术驱动下基本实现与资源消费的脱钩,韩国表现出和日本一样的趋势,美国则处于稳定弱脱钩状态,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费的依赖度仍很大。依托技术升级大幅度提升过程行业资源效率、持续推进区域生态工业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的重要路径。     

中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以人均GDP和能源强度作为门槛变量,建立了城市化与能源消之间关系的STIRPAT模型。研究发现,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以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的两个门槛值分别是7376元和14443元,以能源强度作为门槛变量的两个门槛值分别是0.23和0.11。随着人均GDP的提高或者能源强度的降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先减小后增大。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已经跨越了人均GDP和能源强度的第二个门槛值,城市化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能源消费量的贡献度逐渐增大,城市化将越来越成为我国能源消费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     

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消耗特征及响应分析

选取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作为江西省资源消耗的指示性指标，在对其城市化进程中资源消耗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城市化作用的资源消耗响应情景进行了模拟。研究显示：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江西省资源消耗特征表现并不一致。其人均能源消耗、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有着与全国类似的逐步增长的态势，但其人均值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而人均用水量则与全国一样呈现下降趋势，但江西省人均用水量一直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②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江西省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人均能源消费增长和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也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而城市化水平变化与人均用水量下降互不为格兰杰因果原因。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函数模拟表明：在江西省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正的冲击效果；而人均建成区面积扩张对城市化具有先正后负的响应情景。     

中国城镇化与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研究

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1996年以来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各区域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存在差异。本文探讨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各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影响规律。根据Divisia指数分解法,将居民生活直接用能变化分解为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率增加效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变化效应。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区域城镇化率增加对区域生活直接用能总量变化、各类型能源品种变化的贡献及边际贡献。结果发现:12000-2011年间,城镇化进程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区域居民生活直接用能的贡献分别为4.2%,20.6%,4.1%,-0.01%,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中部居民直接用能的拉动作用明显;2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各区域间生活直接用能贡献差别不大,其中,对东部区域增量贡献最小;3与其他区域不同,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煤炭消费有增量贡献;东、中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油品消费增量的贡献是西部区域的3-4倍;东部区域城镇化进程对电力消费增量的贡献接近0;4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油品消费增量贡献分别是中西部区域的1.9和2.3倍;对天然气和热力消费增量贡献的情况类似,均是西部区域最高,是东部和中部1.4-2.6倍。研究结论对城镇化进程下开展区域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具有指导意义。     

能源转型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能源转型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是现阶段各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那么,能源转型是否牺牲经济增长?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影响的方向或大小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以可再生能源发展较为领先、面板数据较为完整的欧盟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能源转型具有经济代价,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非线性影响。(2)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可再生能源补贴高于门槛值、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以及人均GDP低于门槛值时,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经济代价更大。(3)目前欧盟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合适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经济水平条件,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过大,具有一定经济代价。(4)根据门槛值将国家分为低补贴组和高补贴组,两组国家在1990—2014年期间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出现显著差异。其中,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英国与比利时,可再生能源补贴较低且始终没有跨过门槛值;而一直处于高补贴组的荷兰,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超过一直处于低补贴组的比利时、爱尔兰、波兰与英国。可见,具有较高经济代价的补贴并不是推进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唯一有效手段。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环境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环境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实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区域环发合作深入开展,各个国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全球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不稳定性在加大,而且世界贫富差距明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足;全球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CO2排放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突出,而且一些国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世界总人口数不断增加,各国就业水平难以提高,各国教育水平非常不均衡,而且欠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居民健康状况堪忧。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发展阶段、条件和能力的不同必须予以正视;要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要为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强有力支持。②加强各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重视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且更要优先考虑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③积极推动全球社会朝向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以及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理机制,而且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积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使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生产和消费更可持续;要增强人们做出可持续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利等。     

城市化和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与预测

能源是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动力,城市化、工业化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国家,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模式、城市规划布局均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因此能源消费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的增长。本文在总结城市化过程中影响能源消费的增加因素-产业扩张、消费升级、动力交通、设施建设,抑制因素-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人口密度增加、设施共享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采用门限模型研究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于人均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因素对于能源消费影响的转折点并分析其阶段性变化特征,然后结合脉冲函数图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各变量对于能源消费的即期冲击。最后依据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城市化的变化趋势对能源消费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别以城市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过门槛点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拉动作用依次上升;以工业化作为门槛变量,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脉冲相应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的单位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持续性较强,收入增加对能源消费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人口密度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负向冲击。采用非线性函数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内我国仍面临较大的能源消费压力,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控制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解读——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冷静观察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中最大的立场之争可能是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政治辩论。"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哲学基础。历史责任、矫正正义和"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体现了"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的理念。人均排放权和平等参与权则体现了"给平等者以平等"的理念。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视域中,不是中国,而是丹麦和美国劫持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从中国的立场看,国际社会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后理应在"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和"给平等者以平等"理念基础上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首先,国际社会应将历史累积排放量和人均GDP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其次,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律令和后代人的正当需要,国际社会应将人均累积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参考标准。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按照平等参与原则开展将来的国际谈判。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解耦分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面临着双重压力,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应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解耦",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主要途径。本文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解耦规律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过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历程,提出我国未来发展的三种情景假设,即惯性情景、低碳情景和2度情景。研究认为,惯性情景是一种高碳发展情景,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允许发生;2度情景的实现有较大难度,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应按照低碳情景模式发展。我国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应在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前提下,按照科学产能实施国内能源生产,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特别是煤和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生产要低碳、清洁,能源消费要节能优先、绿色高效。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控制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降低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控制人均排放量。如按假设的低碳情景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GDP预期增速虽有所下降,但经济总量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0年后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开始呈现逐步解耦的趋势,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碳能源(煤炭和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前解耦;至2050年,我国能源消费趋于饱和,增量接近零,而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接近绝对解耦;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或之前)到达,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或之前)实现绝对解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