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特征与碳减排路径研究

城市既是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领域,也是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领域,实现城市的碳减排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要的举措。中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共赢意义重大。2010年7月以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开展了三批87个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的试点工作。根据低碳城市试点的进展,本文采用Tapio脱钩模型考察低碳试点城市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变动之间的关系,并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大小将低碳试点城市分为低碳成熟型、低碳成长型、低碳后发型三种。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STIRPAT模型,考察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试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依据碳排放驱动因素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减排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对于低碳成熟型城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研发投入是有效的减排途径;对于低碳成长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城镇化质量是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对于低碳后发型城市,实现低碳发展需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速产业升级转型。同时,位于东、中、西不同区域的低碳试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减排路径时,区域性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碳减排的目标。     

钢铁行业碳减排情景仿真分析及评价研究

我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约为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因此完成钢铁行业碳减排目标是实现我国碳减排总量目标的重要环节。研究为求解未来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与碳减排潜力,提出一种基于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的情景仿真模型。在不同的技术进步与碳减排外部性情境下,模型综合考虑节能减排技术对行业/地区碳排放的影响,设计锁定、成长和促进三种碳减排情景。最后采用该模型对重庆市钢铁行业的碳排放总量,碳减排潜力与节能技改投资成本变化进行了情景仿真分析与评价。研究表明,为更好地实现行业的碳减排目标,在现有的节能减排政策环境下,重庆市钢铁行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的推广;加大技术推广投资,用于更多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扩散速度,增强行业碳减排成效;有选择性的进行投入与推广,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以有限的资金实现行业/地区碳减排成效的最大化。     

中国省际碳排放极化格局研究

温室气体减排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由于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差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碳减排的潜力也各不同.文章在计算中国雀际碳排放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刻画了1990年到2007年中国省际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和聚集程度,有利于设立合理的长期减排目标和战略,实现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表明,碳总量和碳强度都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在局部空间上出现了高值的聚集现象.碳强度的极化现象比碳总量更加严重.文章最后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碳排放聚集等,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碳排放区划方案.区划结果显示出资源丰裕程度与碳强度的关系,有利于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战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     

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的碳减排目标设计

当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合理设计有差别的碳减排目标,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工业部门市场份额指标来反映地区产业转移状况,并按产业转移情况和工业化水平把中国划分为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然后运用改进的LMDI模型,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明确了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未来中国区域碳减排政策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即对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分别实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强制减排、以降低能源强度为主的强制减排和发展减排的差异化目标,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中国省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研究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减少碳排放,因而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通过测算中国1979-2008年碳排放的省际数据,建立P-VAR模型研究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地区碳排放量、地区金融发展深度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碳减排具有自我激励的性质;金融发展的深化、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均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十分复杂,其变化若不能促进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则可能阻碍碳减排。     

中国道路交通系统的碳减排政策综述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作为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交通部门的减排形势不容乐观。首先指出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推动道路交通领域碳减排和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其次,以系统论和环境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了中国道路交通低碳政策矩阵,并分别讨论了燃油经济性标准、车用替代燃料、新能源汽车、燃油税等多项政策;最后强调指出单纯依靠某一种或某一类政策来实现道路交通系统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不现实的,不同政策组合或综合性战略的减排效果比较显著。所以,进一步健全完善道路交通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系,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应该成为有效实现道路交通碳减排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探索和推广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低碳建设的做法及经验。客观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效果,有助于更好积累和推广省级层面的低碳建设经验,进而全面推进绿色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作者基于2000—2017年中国26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从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两个方面,对辽宁、广东、陕西、湖北、云南和海南等6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DID)估计对政策效应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和补充分析。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下,辽宁和湖北的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均显著下降,即政策效应双有效;广东和云南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下降,而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变动并非源于低碳试点政策;低碳省区试点对陕西和海南的碳减排均无效,相反,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以及陕西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上升。分析认为,导致各省区净碳减排效应异质性的因素有以下四点:①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越有利于人均碳排放控制;省区经济水平越高,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碳强度控制。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叠加有效促进碳减排。③政策实施前,省区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指标越低,其减排空间越小,减排难度越大。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惯性作用会长效推进碳减排。有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在省级层面合理布局低碳产业,特别是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推动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较高的省区率先减排;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区的节能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形成长效的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绿色和经济增长和谐共赢。     

基于三部门划分的能源碳排放总量目标地区分解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巴黎协定》确立2℃控温目标后,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减排压力,碳排放总量控制亟待开展。由于中国各省在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将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合理分解至各省,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目前碳排放目标地区分解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谋求建立基于发电、产业、生活三部门划分的碳排放总量核算和目标分解方法。该方法体系首先确定国家各部门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其次计算当前省级部门碳排放和包含权利、责任、能力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得分,最后通过目标分解模型并根据各省在部门中的排放比例对部门碳排放总量按指标得分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应用该方法对"十三五"排放目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碳排放目标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非化石能源供应比例或电力净输出比例较大地区的发电部门总量增幅较大,产业结构相对合理或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地区的产业部门总量增幅较大,终端能源结构较优或人口增长较快地区的生活部门总量增幅较大。通过本研究结果和现行省级碳强度下降目标比较、调整分解模型参数等分析,发现本研究的分解结果为发达地区分配更多排放空间,当收紧国家总量目标或降低现状排放比例对分解过程的重要程度,具有高碳特征的省份总量增幅压减甚至负增长越来越明显。该分解方法有助于地区准确了解各部门排放情况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碳减排政策,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均衡发展,可为国家碳排放总量控制和目标分解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碳交易的减排及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面临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国内环境污染恶化的双重压力,中国逐步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气候、环境治理水平,碳交易便为其典型代表,然而目前统筹考虑碳交易的碳减排及绿色协同发展效应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区分碳交易的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碳排放强度和非期望产出包含全域排放物及区域污染物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基于2008—2015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协同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中国碳交易政策在促进了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还促进了试点地区整体绿色发展;②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区域污染物协同减排效果主要通过协同减排SO_2实现;③中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碳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技术升级。这些结论说明:应继续扎实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实现全球碳减排的目标框架下同时促进区域环境改善;充分考虑碳交易与排污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在进行温室气体和区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控制"中,综合考虑协同效应和减排成本,以达到用最低成本实现碳减排和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双重目标;多手段并行推动绿色发展,除积极吸取碳交易试点阶段经验教训外,还应联合其他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共同协作、相互补充,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总体把控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全面绿色高质量发展。     

面向“十三五”低碳发展的河南省碳减排路径

为践行中国政府到2020年的减排承诺,"十三五"期间区域碳排放预测及碳减排模式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构建拓展的IPAT模型预测BAU、CP、LC三种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的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趋势,进而选定"十三五"期间河南省的碳减排路径。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河南省能源消费及CO_2排放总量与人均量均不断攀升。河南省能源消费与CO_2排放的预测量在三种情景下呈现不同的能源与部门结构特点,不同情景下的碳减排任务完成难度有所差异,LC情景下的低碳模式有助于实现"十三五"期间的碳减排目标。河南省的低碳发展本质上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及其对世界减排的贡献

碳排放和大气污染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既是碳排放大国,又面临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其对全球减排市场的影响极其重要。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肩负的发展任务与减排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鉴此,本文应用多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要素变动、自发性能效改进和外生性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大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并估算了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2030年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2050年碳排放量为2015年的50%)情景下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及对世界减排的溢出效应。在排放物种类方面,本文将考察多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全氟化合物)和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协同效益。当达到碳减排目标时,2050年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34. 51%、31. 36%、10. 42%和22. 75%。②按照现有的能源技术难以有效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排放。只有当中国各产业部门能效增长达到年均约2. 6%时,中国才能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其减排目标。③中国碳减排对全球减排有正溢出效应,尤其对周边地区、美国、欧盟等贸易来往密切的经济体影响较大。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比如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在鼓励生育和实现减排目标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权衡;发挥中国的大国示范作用并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约束制度的构建等。     

“双碳”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的碳减排责任分配

制造业是中国的第二大碳排放源,其减排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中国到2030年的碳强度降低目标,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综合评价法,核算中国制造业2020—2030年碳减排责任,并进一步将制造业碳减排责任分配到中国30个省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各省份的各细分行业。核算结果表明:(1)制造业需完成中国碳减排总量的35.52%。(2)各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别较大,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省份,其碳减排责任也较大,碳减排责任居于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北。(3)制造业碳排放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其年均排放量之和占制造业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分别占制造业减排总量的31.65%、15.79%、9.12%。(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在2/3的省份中占比都是最高的,尤其是在河北,其碳减排责任占河北制造业碳减排总量的71.73%。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在广西的占比最高,约为29.63%。鉴于制造业在地区间、行业间的减排责任差别较大,因此制定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有益于保证中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技术要素与改进建议

着力推进低碳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要求之一。研究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系统推动控制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建设低碳城市的必要条件。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规划技术和解决方案,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部门(行业)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低碳发展路线图的制定一般需要六个步骤,即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分析未来的排放情景,设定低碳发展目标,给出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项目减排潜力,提出实施保障措施。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实践,从部门管理的现实需求出发,建立了温室气体清单"七部门"的编制分析结构,使其与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即IPCC七大重点减排领域对接,并将部门(行业)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为了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更好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特提出三点改进建议:1发挥温室气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需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部门分布,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2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3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把改进的温室气体清单、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之中。     

个人碳排放交易研究进展与展望

个人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将碳排放权分配给个人的总量交易政策工具。不同于上游的总量交易以及碳税等政策工具,个人碳排放交易因其能够推动个人直接参与碳减排而受到关注。鉴于碳排放总量覆盖范围、碳排放权分配以及清缴方式的差异,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个人碳排放交易在政策公平、效率和效果方面有不同表现,而不同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在上述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一般认为,基于人均排放进行配额分配的个人碳排放交易,更能体现个人在碳排放权方面的平等性。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不确定性,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成本远高于上游的总量交易系统。如果仅仅考虑减排本身的收益,可能不足以覆盖其成本。因此,个人碳排放交易激励公众参与减排行动所能带来的其他政策效果的探索和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通过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执行方式的细致研究发现,个人碳排放交易并不必然激励公众直接参与减排,公众的参与是与方案的具体设计直接相关的。因此,更为具体的方案设计,包括考虑各种市场主体潜在反应基础上的政策设计是未来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评估的研究基础。而政策设计需要在激励公众参与和成本控制、效率与公平间不断权衡。此外,对于个人碳排放交易系统的成本边界的设定、对不同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累退性的比较、对个人碳排放交易方案与其他能源或环境政策交叉性的评价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