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村城市化路径的选择与金融支持

农村城市化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下。就地城市化是适合国情的合理选择。需要通过以政策性金融机构长期信贷支持为主体、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长期性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机制。建立政府政策扶植、市场资金支持的政府主导型的混合型金融支持体系,探索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至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56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中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水平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东北和东部沿海省区的城市化已经超过0.456的门槛水平,中西部大部分省区也在0.40左右。因此,应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缩小收入差距重要作用。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贫困乡城转移的背景下,构建理论模型将城市化的减贫效应分解为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对城市化减贫效应的三种机制进行了分解,然后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依次实证检验了城市化整体对城乡减贫的影响、核心城市和二级城镇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不同贫困测度指标,分东、西部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区的总体贫困和城乡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特征,且随着贫困的乡城流动,空间相关性趋于增强。城市化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效应。城市化影响农村贫困的主要机制是通过集聚外部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实现减贫,因此核心城市对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对东部城市地区充当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避风港",二级城镇的减贫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化模式对城乡贫困的差别作用。为了更好地利用城市化的契机实现贫困减缓,需要强调二级城镇对东部地区和城市贫困人群的减贫作用,约束城市化要素集聚给贫困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提升等负外部性。同时应在西部地区强调核心城市的减贫效果,着力通过放大要素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对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核心作用。并且,由于贫困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未来减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展开。     

我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根据1995～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碳排放增加速度高于城市化本身的增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放大碳排放量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为正,意味着还不存在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为了考察中国地区间发展的异质性,根据城市化水平由高到低分成4组区域,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数越低,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且,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也是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因素。鉴于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考察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我国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期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城市建设用地变动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与其滞后值关联度很大,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扩张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政府应该严格遵循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城市增长的边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鼓励节地型产业的发展.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思路,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其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发现,全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各个地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反映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发现其内在规律,验证两者的相关性和现实性,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城市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吸引城市移民,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和资本流入,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变动实证分析

区域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实力的关键,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各省市越来越注重区域创新能力的建设。区域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差异在不断变化,差异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区域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及随时间的波动性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衡量区域创新能力,运用Theil系数模型测算了1990-2008年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区域差异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发明专利申请量区域差异变动呈现S型曲线;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区域差异变动呈现近似倒U型曲线;区间差异和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在总差异中占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缩小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城市化动态特征对比

1990年代以来,中国步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其中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本研究耦合城市异速增长和标准化区位商分析方法,对三大城市群1990年代至今的城市化动态特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城市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的耦合作用过程。结果显示:①在城市形态扩张方面,三大城市群异速增长类型差异显著,其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分别呈现持续的负异速增长和正异速增长形式,分别表现为人口高度聚集和建成区急剧扩张特征;而京津冀呈现正负异速增长交替增长形式,人口集聚与建成区扩张程度均较低;②在城市功能演变方面,三大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不同,第三产业格局演变差异明显;③城市形态与功能耦合作用促成了城市群城市化进程向不同方向发展;对外开放、技术创新、政府干预等是影响城市群形态扩张和功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鉴于三大城市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对其形态扩张与功能演变动态特征的对比研究能够深入理解国家及区域尺度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机制,并对我国其他城市群的科学、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分析

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镇）集聚的过程。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空间．转移空间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越快。据此。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城市化的一个主导过程，并基于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事实．提出“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提的量主要因素”这个假设。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该假设是成立的。以此为依据．最后提出河南省通过合理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21世纪中国城市化方式转变与对策研究

21世纪之初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面临一些新形势 ,必须重新定位城市化战略。本文指出加快城市化步伐 ,重视发展大城市 ,促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市 ,是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正确选择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预测与分析

为了取得可靠的能源需求预测,本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等重要因素,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机在时间序列预测中的优势,确定了输入向量集合和输出向量集合,建立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将我国1985-2009年能源需求相关数据进行模拟与仿真,并对中国2010-2020年能源需求量进行预测,并模拟解释变量不同增长率下能源需求的演变并给出政策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能源需求影响很大,到2020年能源需求将达到45.3亿t标准煤,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能源需求就越大.变量模拟得出的结论是产业结构也是能源需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工业结构的调整,即便是微调,也会对能源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化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工业化特征,推动了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城市化率越高对能源需求越大,且对能源需求是刚性的,城市化也是能源需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中国城市化与城镇居民住房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居住水平有所改善。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很容易造成城镇居民居住水平提高的假象。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些假象的原因。     

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引起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导致部分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是城市化结果的具体体现,又是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动态变化过程的反映.大连是中国北方港口、工业、贸易和旅游综合发展的开放城市,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本文根据大连市1994-2005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将通过函数关系确立的代表城市化进程的综合参数与土地利用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关系基本在0.80水平上,即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各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和环境的投入.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

地方财政金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区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区域城市化健康、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分析政策倾向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影响区域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地方财政金融因素进行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倾向于城市建设的财政政策,对地方城市化进程、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明显,但对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成效不显著,同时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实证检验还发现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区域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调整地方财政政策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本文建议:1地方政府应当及时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2建立规范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的债务体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3地方政府应当建立相关的金融机构决策配合地方财政政策统筹安排的机制,全面推动高质量的城市化进程,实现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日本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

在人多地少的国家里,如何正确处理“农地非农化”与保障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相互关系,是顺利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合理解决的难题之一。日本战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表明：“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应该基本同步,“农地非农化”必须与耕地保护相结合,实现农地的合理流转,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地非农化”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政府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规划和调控等。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