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研究的3个关键课题与中国转型发展

从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转向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30年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在3个关键课题上的研究进展.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富祉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富祉的贡献存在着门槛,跨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对福利贡献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指出经济增长没有导致资源环境消耗的倒U型曲线,在自然资本存在限制的情况下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上,指出公共支出增大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而公共支出的结构与方式对民生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在对每个问题分析事实依据、原因解释、政策意义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长期意义的理论思考与政策思考.     

中国环境公共支出、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

在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协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管制以及相关环境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市场制度环境、环境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政府环境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本文从企业技术效率的角度,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地市级企业技术效率,基于联立方程组检验了环境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环境公共支出中用于科研等技术开发性资助支出较少,没有对企业的技术效率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环境规制水平普遍偏弱,制度质量和环境公共支出规模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创新激励,预期中的"波特假说"效应并不显著。因此,中国政府应在规模上进一步加大环境公共支出力度,大力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以越过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U型拐点,在结构上提高在环境科研、环境生态信息建设、环境健康教育上的支出比重,充分发挥环境公共支出建设良好外部技术创新环境的积极作用。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长江经济带土地开发均衡度及限度评价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5~2015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从土地开发均衡度和土地开发限度两方面对该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土地均衡度呈现两极分化,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失衡,中部地区土地开发相对均衡;(2)长江经济带整体土地开发限度为5.58%,11省市均超过或临近极限值,未来需建立集约型土地开发模式;(3)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显著,呈现出下游高上游低,东部高集聚的空间格局。因此,应参考各省市土地开发限度对规划进行修编;增强土地供给能力,为建设用地紧张地区挖掘新的开发潜力;建立跨区域的土地开发体制等,通过完善政策法规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机制:投资效率及其解释

现代农业是效率的竞争,是建立在"集约化"和"全程机械化"基础上效率的最大化。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客观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采取粗放型投入的增长方式,使得我国农业在增长过程中高耗低效问题日益突出。土地托管作为一种新型经营模式,通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适应了当前生产力发展要求。本文利用3省10县267个样本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估计土地托管对农业非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我国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实证结果发现,推进土地托管经营模式可以显著抑制农业非效率投资,有助于规避农业投入的低效问题;除此之外,土地托管能够显著抑制农业过度投资,即农业投入的高耗问题,使得农业投资回归最佳水平。因此,本研究从农业投资效率的角度揭示出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的微观作用机制。政策建议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同时,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群体和深化土地托管主体帮扶力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土地托管监督长效机制和政策体系,针对土地托管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要具备预警意识,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制度;规范各相关部门职责和分工管理,实现土地托管实施效果最大化。     

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土地是保障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性要素,其规制效果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因此,该研究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考察土地规制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U”型直接影响关系且拐点值为4.833,即低水平土地规制抑制城市创新,而越过阈值的高水平土地规制能够推动城市创新。(2)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情形下,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毗邻城市的土地规制对本城市创新的影响呈现与直接效应同趋势的“U”型曲线关系。(3)土地规制与当地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6.214,对毗邻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目前中国城市的土地规制水平尚未达到阈值,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抑制了城市创新。(4)本地土地规制与本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5.750,对毗邻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相似的“U”型趋...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衡量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境、经济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废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2.7万元左右,但废气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亦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8.8万元左右。说明我国废水治理较早,技术较为成熟,但废气治理尚需加强。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同胞收入增加,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固体废物问题逐渐凸显,并将会成为未来制约民族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本文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分析1995年-2012年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均GDP以及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情况,发现整个少数民族省区整体上呈经济增长与固体废弃物污染量间存在正相关趋势,表明各少数民族省区工业固废污染量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有效的控制,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早日获得倒U型发展曲线:1加快经济转型,降低第二产业比重,避免过度依靠传统的资源开发型工业,针对由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转移而来的污染密集企业需要严格把关;2共享经济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发展循环经济;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及监管力度,避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改善耕地生态系统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484 4增加到0626 9,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1996~2010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533%和052%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802%的速度下降;（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Deforestation in the drylands of Africa: Quantitative modelling approach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two-sector model of forestry that gives som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of povert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rylands of Africa. Ex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ld demand for non-timber forestry products can lead to a win-win situation whereby both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be promoted. Monopolis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upply of these products, for short-term price gains, are harmful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By contrast, productivity-raising measures have a favourable impact on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has drive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forestry secto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verty and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degradation. Fortunately, policies promoting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security are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forestry sector. The paper results contribute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orestry.     

Deforestation in the drylands of Africa: Quantitative modelling approach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two-sector model of forestry that gives som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of povert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rylands of Africa. Ex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ld demand for non-timber forestry products can lead to a win-win situation whereby both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be promoted. Monopolis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upply of these products, for short-term price gains, are harmful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By contrast, productivity-raising measures have a favourable impact on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has drive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forestry secto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verty and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degradation. Fortunately, policies promoting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security are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forestry sector. The paper results contribute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orestry.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     

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 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Impac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on CO<Subscript>2</Subscript> emission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 based on panel estim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CO₂ emission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China. This study classified the 29 provinces of China into three group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examine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we did not confirm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CO₂ emissions in eastern China, where CO₂ emissions increase monotonically with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differ considerably. There wa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O₂ emissions. However, the point of inflexion was very low, which indicates that economic growth will promote CO₂ emissions in China. The share of the industry output value had a marginal incremental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s. There was a decreasing effect of population scale on CO₂ emissions. Energy efficiency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restrains CO₂ emissions, and the effect was higher in regions with low energy efficiency.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重心迁移与脱钩关系研究

协调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利用关系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及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关键，为探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趋势，运用重心模型、Tapio弹性指数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耦合关系与脱钩状态进行测度，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双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更加明显，经济和建设用地重心均呈现西南方向迁移，但空间耦合性逐渐减弱；（2）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脱钩关系不断恶化，脱钩状态分布格局变化明显，东部地区脱钩状况逐渐改善；（3）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扩张的关键推动力，政策、产业集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扩张。未来要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求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转型的契合点，追求城市的精明增长。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并没有就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影响机制等问题达成共识。该文采用归纳与比较分析法,从研究内容、方法、结论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研究发现：目前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主要包括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机制2个方面;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的研究完善了效率的理论体系,但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意义具有一定局限性;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更加丰富,但实证研究较多,缺乏理论机制的阐述;未来的研究需要完善城市尤其是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体系,重点考虑土地市场化改革、供给侧改革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联系,促进经济转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动态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索洛余值法量化测度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2年)各县区的TEP以及资本、劳动、土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促进武汉城市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升土地要素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微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规划设置提升了土地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城市土地扩张的产出效率有所增强,但在要素投入中仍显微弱、增幅较小,ΔES与ΔTEP的差距与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对土地投入的依赖性呈反比。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技术革新,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及优质人才的吸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大力推行政策扶持以提高土地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城市圈为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用地的供给,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在作用原理及机制上集约利用土地。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