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

探寻空间差异视角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创新城市建设用地高效配置路径、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4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综合指数,并根据MookherieeShorrocks提出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结合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刻画。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地理格局,且从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效率指数从2001年的0.750 1下降至2014年的0.694 8;2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均不断加剧,基尼系数表现出"稳定上升——逐渐下降——趋于稳定"的变化路径,且从东、中、西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值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非均衡程度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3三大区域分组设定的情况下,组内差异增加是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程度加剧的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表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4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和结构因素是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仅在西部地区,所有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各变量的显著性结果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与工业能源效率

本文以马歇尔集聚理论为基础构建空间外部性指标和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效率受到空间中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空间可得性和空间技术外溢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邻区专业化劳动力却不利于当地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外部性对各地区能源效率的综合效应均为正,但各地区不同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各异。进一步通过考察空间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专业化劳动力可得性、中间投入可得性和区际沟通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边际贡献随分位数增加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则呈现U型变化趋势。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为考察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我国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期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城市建设用地变动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与其滞后值关联度很大,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扩张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政府应该严格遵循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城市增长的边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鼓励节地型产业的发展.     

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理论、机制与效益损失:基于湖北省的实证

研究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特征及内在机制,对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错配理论对土地资源错配理论开展梳理,提出建设用地错配机制假说,运用边际分析法和计量方法构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并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局部地区错配程度加剧。②土地负外部性扩散、非均衡发展、非市场化供应、土地财政依赖等加剧了建设用地空间错配,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政府腐败、发展多元所有制等有利于降低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③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由6.92%下降到3.84%,年均减少2.03%,效率损失得到缓解。④从损失值看,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严重,1996—2017年累计经济损失达3.90×10^4亿元。主要结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兼顾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衡量的有效方法;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纠正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土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均会带来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建设用地配置中一个“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十分必要且迫切。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通过构造城市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拥挤效应函数,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反应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并将拥挤效应进入生产函数影响经济的增长,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可得到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了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根据分析总结了三个结论:①长期,无论城市的拥挤效应是否影响生产函数,实物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收敛于稳态,城市规模均收敛于最优城市规模,稳态时,城市聚集产生的正效应等于拥挤产生的负效应;②短期,外生冲击(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等相关的引导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均衡的位置,改变城市的最优规模,减少拥挤效应的措施会扩大城市最优规模;③横向而言,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最优城市规模;纵向而言,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变化,因不同的外部条件而改变。因此,在不同条件下,最优城市规模是存在且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因时因地适度有序的进行。另外,本文还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可以从中推断最优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拥挤程度缓解或集聚效应增长的速度。     

南昌市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特征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当前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已经成为地理学、土地科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了从中观尺度科学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规律和趋势,以南昌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在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运用全域Moran's I和局域Moran's I系数分析建设用地集约度的空间自相关格局(依赖性),揭示建设用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局部聚集和局部异常特征。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利用集约度全域空间相关性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指标均显著,从城市边缘到中心区(或副中心)呈现递增的空间形态,其中居住功能区集约度空间相关性最高,教育功能区则最低;各功能区都存在正局域相关,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空间聚集现象。对于高值聚类区应以结构挖潜为主,通过旧城改造和用地置换优化用地布局,低值和高低值聚类区应以管理潜力挖潜为主,通过规划管理和政策引导提高集约度,达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目标,可为南昌市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提供必要的支撑和依据。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机理、效应机制进行阐述,分别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空间配置对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微观机制,及传统经济学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来讨论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对城市重构效应的经济学解释,丰富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体系。分析表明:①城市空间集中和分异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②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导致城市地域分异,而城市空间增长的区位形态决定土地功能结构,土地价值空间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③生产空间再造引起的劳动力地域重组是引发城市重构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区位过程应遵循效用平衡条件,避免空间失配造成的效率损失;④每一轮城市扩展都将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城市重构应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位置和配置合理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市集聚区的空间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布局集群化现象明显。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很难深入刻画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因此,运用Kernel空间密度分析方法,就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城市集聚区的空间演进过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①1986-2007年间,吉林省城市空间分布集中表现为4个城市群组集聚区;②吉林省城市集聚核心区为长、吉两市;③1986-2007年间,吉林省城市空间格局在中东部方向的拓展较为明显,而东部和西部城市空间分布密度变化不明显,其省域空间分布具有中东部偏密集/东、西部较稀疏的空间格局特征;④吉林省城市分布空间的节点结构呈现多空间层次的结构特征。     

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市场机制引入是否可以提高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实施"地票"交易政策,尝试引入市场机制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重庆市为典型区域,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通过构建以Logit模型为基础的"地票"指标流转模型,利用重庆市2008—2012年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定量分析"地票"指标市场化流转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从而探究市场机制引入对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与区域"地票"指标的流入行为存在正向的作用关系,而与"地票"指标的流出行为存在负向的作用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上的"地票"指标主要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提供,而"地票"指标最终流入了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为此,认为伴随着"地票"交易政策的实施,重庆市逐步形成了一种计划配置为主、市场配置为辅的混合型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这种配置体系极大地增加了指标供给的弹性并优化了指标的配置效率。因此,我国应积极尝试在现有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地方政府从"增量"、"计划"的用地理念逐步向"存量"和"市场"的用地理念过渡,最终形成以区域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剧增。受经济、社会等诸多驱动因素影响,各地建设用地扩张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有助于理清建设用地扩张的机理,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将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因素分为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采用基尼系数及基于半对数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了2006—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1)2006—201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衡量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先升后降,最后稳定于0.3左右;(2)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经济增长、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具有负向驱动作用;(3)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率、经济政策执行力等三个因素对建设用地扩张区域差异的贡献最大;(4)影响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为此,应从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拓宽政府融资渠道、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等多方面入手,破解城市建设用地过度扩张的困局。     

吉林省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时空演变及相关性

紧凑城市理念被认为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效率,减少城市在开发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低效率。为探究我国城市紧凑度和城市效率的时空演变及两者间的相关性,本研究以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段选择为2000—2013年。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运用熵值法,对吉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紧凑度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吉林省城市紧凑度平均水平较低,并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受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高紧凑度城市基本位于哈大城市走廊一线。第二部分运用DEA数据包络模型,对吉林省城市效率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吉林省城市效率在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波动后于2012年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节奏迥异,但都表现出与技术进步一致的变动性,城市经济发展对新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的依赖较大,资源利用效率整体较低。第三部分运用R语言对吉林省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两者间存在极弱的相关性,接着借助象限图法得出两者在不同时间段内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步性,紧凑度提升时大部分城市的城市效率会出现提升,紧凑度的下降不一定有效引起城市效率同步下降。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粮食产量则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最为重要指标,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对于实现其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种植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农业生产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等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农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粮食产量分解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将粮食产量变化分解为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效应、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农业劳动力当量效应等4种。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和粮食生产的空间转移系数,揭示了4种效应对1978—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以及2000—2013年全国31省(市、区)粮食产量的空间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变化方面,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都是驱动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则是抑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农户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结果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明显。1978—2014年,中国劳动力当量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由正向驱动作用不断向负向抑制作用转变,且其对粮食增产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在粮食主产区表现也尤为突出。因此,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在确保农民生产粮食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加快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     

Siz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rationality evaluation,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diagnostic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rationality of size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UAs) in China. The model is designed to determine from a three-dimensional index including size distribution index (SDI), size compactness index (SCI), and size efficiency index (SEI).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ize structure involving the studied 19 UAs and its implications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ze structure of China’s UAs advanced from a low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stage to a moderate rationality development stage in 1995–2015. Among them, the SDI and SEI were reasonably high, and the SCI was relatively low. Spatially, the high rationality UAs were distributed across eastern China, while the low rationality UAs were located in western China. UAs with positive size structure possessed typically a dual- or multicenter urban structure, while UAs with negative size structure usually presented as a single-center structure.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rationality of size structure of UA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ur different stag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addition to consolidating the status of national-level UA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level UAs should be promoted. Also, the fostering focus and direction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an UA with dual- or multicenter spatial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