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海洋生态产品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评估

海洋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可持续海洋原材料、可持续基因资源、生态旅游产品、海景观房地产等海洋生态标签生态产品和减缓温室效应产品、净化环境要素产品、灾害控制产品等海洋关键环境要素生态产品。本文以海洋生态产品理论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界定为旅游目的地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低碳排放;并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以山东省长岛县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额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运用MFELS可获得0.207 0×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山东省短途客源地游客、京津冀晋豫中途客源地游客和其他省市区长途客源地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13.26元、17.57元和17.56元;(2)运用PES可获得0.673 6×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短途游客、中途游客和长途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43.44元、57.89元和54.42元;(3)运用MRM可获得0.154 1×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0.00元、14.59元和34.58元;(4)运用MFELS、PES和MRM可获得1.034 7×10~8元/a的经济激励资金,其中各类游客平均每人次分别承担56.70元、90.05元和106.56元。研究建议:各客源地游客承担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经济激励资金应考虑区域的差异性特征。     

基于生态足迹成分法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目前有关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旅游生态补偿相关理论(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娱乐、购物和废弃物等旅游过程,对旅游目的地及其外部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为基础,运用生态足迹成分法(自下而上方法),构建了5类(渔家乐旅游)生态足迹模型,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评价模型;并以山东省长岛县渔家乐为案例,以2011年为评价基准年份,进行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①长岛县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的生态足迹为0.008 676 hm2,每位游客每天需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5.97元,其中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0.53元;②13个村渔家乐游客对海产品的消耗量均较大,各村生态足迹(水域)占总生态足迹的比例最低值为57.07%,各村渔家乐每位游客每天承担养殖海域的生态补偿标准最低值为5.02元;③北长山乡的店子村等4个村和南长山镇的黑石嘴村等3个村渔家乐的户均生态足迹较大,其每位游客每天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度也较大;④非山东游客比例、散客游客比例、停留2天及以上游客比例、电话或网络预定游客比例和每位游客每天给渔家乐带来的收入等,是渔家乐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提出:养殖海域是优先考虑的生态补偿对象;依据渔家乐的不同收费标准,有差异的向游客征收生态补偿费用,将其用于养殖海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恢复。     

旅游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效应研究

旅游发展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置换的重要方式,具有增值效应。以黄山风景区为案例地,依据实地调研与访谈,采用功能价值法,分析2005～2015年黄山风景区(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旅游发展的增值效应。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年际增长特征,2005～2015年黄山风景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由23.59亿元增加至48.93亿元;(2)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空间分异特性,2005～2015年核心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0.45亿元增加至19.48亿元,而缓冲区则由13.14亿元增加至29.45亿元,核心区年均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为1.12元/(hm~2·a),显著高于缓冲区的0.55元/(hm~2·a);(3)旅游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增值效应,2005～2015年景区土地利用变化微小,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10年间变化率皆小于1%,对景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影响很小。而旅游休闲服务价值在核心区和缓冲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中占比均最高,2015年旅游休闲服务价值在核心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中占比78.99%,在缓冲区中占比48.55%,旅游休闲服务价值的增加成为推动景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值的最重要因素。该研究表明发展旅游业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但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以利于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有效置换。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视角的生态补偿区域划分与标准核算——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厘定补偿边界与明晰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科学实施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流因其可清晰反映流域上下游生态系统服务联系、精准界定生态系统服务供受区范围、客观计算生态系统服务补偿标准,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新切入点。文章以石羊河流域为例,基于流域2018年土地覆被、气象观测和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利用供需平衡模型和风沙扩散模型分别模拟了流域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动特征,并据此确定了受偿区、支付区范围以及补偿的标准。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为水供给服务和防风固沙服务,总体呈现出"上游水资源供给,下游防风固沙"的分布格局;(2)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的综合受偿区分布在流域上游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和下游的民勤县,综合支付区在流域的中上游县(区)均有分布;(3)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总额度为9.89亿元,其中水供给服务每公顷应受偿/支付357.39元,防风固沙服务每公顷应受偿/支付943.67元。受偿额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流域下游民勤县,支付额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流域中游凉州区。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分为10种可能的类型,其中,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及对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生态补偿通过调节对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过程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上,受损者依据其受损的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获得补偿;受益者依据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付费。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应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中区分存量价值和增量价值,从增量价值中区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人造资本中提取出外部性价值;受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实践中往往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确定最终补偿标准。政府的介入显著提高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公平和谐,但政府不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站在利益相关方之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职能,促进生态补偿高质量、高效率地实施。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中国省域耕地生态补偿研究

耕地是重要的生态资源,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耕地生态补偿的依据,具有科学客观性。以中国各省为例,采用当量因子法和功能价值法相结合的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负面价值,补充完善了以往只研究耕地生态系统服务正面价值或仅研究部分负面价值的不足,并引入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和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等补偿系数,以保证制定出来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研究结果表明:(1)在全国31个省份中,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面价值均超过其负面价值,是负面价值的1. 05倍(西藏)至7. 59倍(重庆)。(2)在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价值中,化肥施用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所占比重最大,两者之和占负面总价值的比例范围为71. 11%(江西)至98. 75%(西藏),是耕地生态系统服务负面价值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补贴政策,根据技术规程,对合理减少化肥等化学品使用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环境保护补贴;通过大力推广高效节水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以降低因化肥的施用和农业耗水产生的负面价值。(3)各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例范围为0. 04%(北京)至5. 94%(云南),其中,有23个省份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占其GDP的比重超过了1%。(4)依据省域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制定出省域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为142. 04元/hm2(西藏)至28 694. 81元/hm2(上海),补偿额度占各省财政收入的比例范围为0. 23%(北京)至29. 36%(黑龙江)。丰富和完善生态补偿理论,有助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体系,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技术支撑和依据。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研究框架与应用进展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价值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服务(ES)的财政激励机制而备受世界关注,目前已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概括介绍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内涵,阐释其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研究框架,指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应关注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外溢影响范围、利益攸关方、支付系统、项目效率等维度,其中确定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基础和前提,外部性的溢出范围是确定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成本的最重要变量,支付系统是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的关键.利用国内外案例,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的主要维度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比分析了使用者付费与政府付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的差异.最后,讨论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基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防护费用法等评估方法,以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构建了5个生态补偿主体受益评估模型和8个生态补偿对象受损评估模型,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对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皂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为0676 0×108元/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水电开发业主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其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6805%和2658%;移民和河流生态系统本身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其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7574%和1695%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     

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生态系统方法是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新理念，得到世界各海洋大国的普遍关注和认可。生态系统方法要求运用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思路是：①根据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及其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界定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②补偿途径以财政转移支付和环境资源税费为主；③遵循理论计算值与现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补偿标准。围绕影响渤海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是人类活动．提出了构建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主要包括：改革现有“排污收费制度”。提高收费标准，增强制度的生态补偿效力。以减少陆源污染物排海；建立流域和海域之间的用水生态补偿机制。以增加入海淡水量；推广“退渔还湿”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现有渔业生态补偿政策；以同区域内的土地价格为参照。对围海造地收取生态补偿金。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补偿关系的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补偿相生相制,相补相长,其博弈之源是长久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与大地伦理思想对人类行为的交替影响.对二者进行内涵解构,认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体有服务过程不可逆性、服务功能不可替代性、服务价值外部性、服务行为非市场性、服务资本社会性、服务空闻连续性和差异性等特征;生态补偿具有补偿要素的片面性、补偿范围的局限性、补偿时序的滞后性、补偿方式的表层性、补偿效果的短期性等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补偿是矛盾的统一体,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补偿产生的基础,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完善的根本保证;第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是生态补偿根本依据;第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外部性导致了生态补偿的低效性;第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不可替代与不可逆性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紧迫性;第五,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影响着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发展.     

最小数据方法在舟曲县生态补偿中的应用

弄清补偿标准和新增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之间的关系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舟曲县现有的补偿是静态补偿,补偿标准低,没有很好地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本文基于最小数据方法,以耕地和林地提供的水土保持量的差异表征生态系统服务,通过提供单位水土保持服务的机会成本的空间分布,推导出舟曲县森林水土保持的供给曲线,从而将补偿标准和新增水土保持服务的供给联系起来.同时对比了3种补偿标准下的退耕比例、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和新增水土保持量.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在理论上可以提供舟曲县的水土保持能力.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新增水土保持量也在增加.当补偿标准为250元/亩时,退耕比例仅为8.26%,生态补偿总资金需求为1 930.03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4.69×104t;当补偿标准提高到518.63 元/亩时,退耕比例增加到49.54%,总资金需求为23 184.26万元,新增水土保持量为2.83×105t;当补偿标准增加到995.65 元/亩时,退耕比例可达到98.79%,总资金需求为87 340.95万元,可新增水土保持量达到5.65×105t.     

基于潜在分类模型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一个离散选择实验模型的实证

确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标准是建立和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本文对当前我国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多假设受访者同质性偏好的现状,运用潜在分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研究武汉市不同类别特征的市民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保有意愿情况,并进一步运用Gold Latent软件测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发现:193.5%的武汉市受访市民愿意为保有和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支付,但仍有部分比例的受访者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面认知还不够(如空气质量)。2武汉市不同受访市民对农田生态属性的偏好存在异质性,93%的受访市民属于正常偏好型。另有7%的受访市民属于空气质量偏好型。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对农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意识程度和是否愿意进行一定额度的农田生态补偿支付三个变量是影响其类别归属的决定性因素。3正常偏好型和空气质量偏好型市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分别为6 888.74元/hm~2和518.50元/hm~2,计算得到基于武汉市市民平均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7 407.24元/hm~2。研究结果不仅可以为武汉市农田保护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合理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初步的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农田生态补偿筹集到除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之外的来自于农田生态服务受益者的资金支付。     

区域生态补偿均衡定价机制及其理论框架研究

首先从土地利用转移的视角,运用经济学效用理论构建生态用地-经济用地的权衡系统,并以此推演出区域生态补偿定价机制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然后,在保证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剥离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影响之后对现有区域生态补偿的均衡定价方式进行修正。研究结果:①以间接使用价值为计算基础和剔除自然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有效防止区域生态补偿定价的高估,并且遵循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②从省级研究区域来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素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坡度越高、越靠近阳坡的地方生态环境水平越高。整体来看,气温在5%的生态显著性上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暖湿区域气温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大于干旱区域气温的边际贡献,而降水量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影响不显著。③人均生态足迹对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的边际贡献为-6. 989,即人均生态足迹增加1 hm~2,单位面积上的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减少6. 989元。④2015年生态补偿的总金额达到813. 496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 179亿元,并且支付重心沿着"东北-中部-西北"的V型路径进行转移。生态补偿区逐渐突破胡焕庸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特别是西北地区由生态受偿区变为生态补偿区。表明在生态脆弱性和敏感性的作用下,西部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能力与修复能力在不断恶化。     

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及争论——基于生态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生态补偿的概念自提出便受到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并迅速成为近20年来生态保护的主要政策手段。虽然基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手段被大范围使用,但是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却处于发展与争论的阶段,该理论的适用性及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在实践过程中备受质疑。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过程,将其总结为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的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建立、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市场机制的构建三个主要阶段。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层面,如补偿标准、补偿方式、效果评估等方面,但是对基础理论探讨不足。本文从生态补偿理论发展及构建的三个过程,综述了目前对生态补偿理论的讨论及争议,认为在处理"社会—生态"关系的核心问题上,尤其在一些长期依赖并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地区或者民族地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决策者均对此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这也是实践中生态补偿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本文提出用"社会生态系统服务"一词代替目前所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理论上避免忽视社会系统及社会与生态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当外部政策干预。     

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响应

生态补偿是调整利益相关者利益、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付费项目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类型。基于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和湖州生态补偿实践的调查,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辨识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并揭示原因。按照影响力、参与度和经济利益性的不同,将生态补偿补偿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次核心I、次核心II和边缘型。结果表明,三地实践中,市、县(区)政府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与我国地方政府权威具有一致性;现行补偿制度没有赋予乡镇和村等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讨价还价的资格,成为其在环境治理和民生改善项目上有限响应的法律约束条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II(媒体、环保NGO、科研机构)虽然有主动响应的积极性,但参与度还不高;农户的利益相关者属性和类型因地而异,且农户、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响应比较微弱。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和属性亦存在冲突,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在监督与审计、制度调整以及环境治理和民生投入方面的响应也不完全一致。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生态补偿制度安排、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次原因紧密相关,这也是今后我国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需要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地方政府付费型生态补偿项目设计,应注重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注重生态补偿制度安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融合。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

黄河上游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参考Costanza等人提出的方法和谢高地等人的研究成果估算了玛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96.25亿元／年，远高于经济产品1.93亿元／年的现价。基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提出了以改变超载过牧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内容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不少于0.93亿元／年。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开发和产业转型、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草场管理、技术推广以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等。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