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农户有效参与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研究

农民是农地整治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民有效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整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农地整治的实施性和操作性,进而对促进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农户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可为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提供思路。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3个变量之间路径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项目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然后,运用湖北省15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研的数据检验并修正了该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又进一步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明确农民的参与领域,确保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鼓励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民间农民组织参与农地整治,以确保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针对具体事项为农民提供多种适宜的参与渠道,确保参与深度;制定农民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确保农民参与的效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效用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是目前后期管护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探索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问题提供借鉴。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42份农户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出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额受到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受到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的满意度、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户出资额也产生正向影响,而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对农户出资额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政府和农户都应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主体;②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合理确定政府和农户的出资配比有利于农户感知交易效用;③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整理项目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④对农地整理的认知是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前提,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认知度;⑤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农地整理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农地整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农地整理效率亟待提高。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村组干部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从理论上进行推演,认为在委托人利益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委托代理双方利益达到次优均衡;而当委托人利益目标发生背离时,共同代理人的行为出现偏差,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降低。并通过多元定序变量回归分析,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证明该理论推导。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农民评价农地整理工程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农民身份、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质量、农民的农地整理参与程度及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说明,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地整理中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属于异质的委托人,且两者地位悬殊,地方政府属于强势委托人,而农民则是弱势委托人。作为共同代理人的村组干部在利益抉择中会选择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进行利益合谋,最终导致农地整理工程质量低下。研究结论如下:1打破现有农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其代理服务意识,与农民组成利益一致的同质委托人,避免共同代理人与强势委托人的利益共谋,从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2构建完善的农民参与体系,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并将农民的有效参与作为农地整理后评价的重要指标,促进地方政府履行应有职责。3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的社会监督制度,尤其是强化项目区农民的社会监督力量,有利于显化代理人投入和行为,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农地整理效率。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选择生计资本总量和结构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双重差分-中介效应"模型和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不仅对农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效应,而且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对农民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2)相比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能显著增加生计资本总量和改善生计资本结构,进而更能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3)地方政府主导模式通过增加生计资本总量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而新型农业经营经营主体主导模式通过改善生计资本结构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更强;(4)通过winsorize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证实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干旱区流域水制度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水资源管理研究中引入了"制度"因素,将制度分析与环境资源管理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对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研究框架进行修正得到水制度分析与发展(WIAD)研究框架;然后将WIAD框架应用于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市的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对水制度绩效进行评价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水行政绩效在水制度子绩效中水平最高且对水制度综合绩效影响最显著,而水法和水政策对水制度综合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经济因素中,被访者的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三种因素对水制度综合绩效评价水平有显著影响。说明当前的政策的目标指向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除提高水行政水平之外,还需进一步挖掘分析水法和水政策绩效对水制度的可能影响。同时要重视户口、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归属3种因素对被调查对象进行水制度总体绩效评价时所产生的影响,尽量降低负向影响、提高正向影响,这可以改善流域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干旱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选择。     

中国式家庭农场形成机制研究——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

基于皖中地区"小大户"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农业生产方式,"小大户"不仅实现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且使传统农民独立出来,成为"职业农民"。"小大户"的形成是农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变革的鲜活例证,一方面,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农地的流转及规模经营有其生成的动力,但又确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着这一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生成。"小大户"的形成是政府(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推动和农民自发意愿耦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小大户"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农民对经济激励的自发性反应,而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如何为这一生成扫清障碍,以降低农民在其生成过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并减少农业的经营风险和使农业生产更具可预见性。因此,建议政府在尊重农民的自发性及意愿的前提下,提供相关的公共物品,以促进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形成。     

港口发展与广州南沙地区的开发

当今世界 ,而港口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赋予了港口以及港口城市新的发展动力和机遇。广州南沙地区开发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 ,以港口建设为动力 ,以港口经济开发为重点 ,形成广州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的滨海城市中心区 ,使广州由只有“云山珠水”的内河港口城市向拥有“山、城、田、海”的滨海城市转变 ,并进一步奠定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     

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经过六年多的研究,笔者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对不利影响只要认真对待,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     

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热水资源丰富，具有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近年来，广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本文在分析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赣江源头流域植被变化的水文响应模拟研究

应用2个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和Topmodel模型）,对赣江流域的源头--梅江流域20年内的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生态水文响应做出了模拟研究。根据2个模型不同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模拟方案,使用SWAT模型模拟径流量的变化,Topmodel模型模拟汇流过程的变化。模拟得到的结果是：排除研究时间段内流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仅变换流域下垫面的属性,植被的变化对流域水文特征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整个梅江流域的范围内,2000年的年径流总量比1987年增加了146%;在其子流域--琴江流域,1995~2000年的7次洪峰峰值径流出现时间比1987年延迟,峰值径流量减少约5%。这说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该流域内进行的植树造林和国土整治工作,即江西省“山江湖工程”,对流域的生态健康具有良好的回馈效应。     

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可持续经营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仅停留在企业的财务层面。而忽略企业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灰色关联度为评判准则。构建立了一个平衡兼顾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状况、反映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模型。运用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进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方法的探讨。     

大城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对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划分指标的模糊聚类分析，将南京城郊划分为８个类型区，并比较分析了各个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及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指出：为了优化配置郊区土地资源，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综合利用，集约经营，增加投入，保护耕地，持续利用的措施。     

上海市多环芳烃排放清单构建及排放趋势预测

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中16种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仅考虑人为排放源,根据11种主要排放源排放数据和相应排放因子估算上海市PAHs年排放量。结果表明:2012年上海市16种PAHs的排放量约为447.8t,7种致癌性PAHs排放量为60.06t,排放密度为70.6kg/km2。从排放源看,炼焦用煤和民用燃煤是PAHs排放的主要来源,两者占总排放量的56.0%,天然气、炼油排放量次之。从排放谱看,萘(NAP)排放量最大,占总量的30.8%,其次为菲(PHE),致癌性PAHs占排放总量的13.4%。另外,PAHs排放以低环(2~3环)为主,占排放总量的71.1%,其次为4环的Fl、Py、BaA和Chr,高环的D[ah]A排放量最低。利用地区生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耗数据拟合公式预测2020年能源消耗量,进而预测得2020年PAHs排放量约为356.57t。     

中国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本文分析了我国脆弱生态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探讨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腹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受全球变暖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对高原腹地植被生长具有消极意义，导致该区牧草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更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立。本文对受气候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草地逆行演替的原因及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些基础上，对气候暖干化模式下可持续的利用高寒草地资源提出了建议。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