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     

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关联关系与合作模式研究

在金融支持林业发展过程中,信贷和保险两大金融政策发挥着巨大作用。只有大力促进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互动发展,才能构建完善而高效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然而,我国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合作从总体上说尚处浅层起步阶段,理论研究与具体实务中均缺乏对两者互动机制的系统探索。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结合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互动发展的现实需要,阐述了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耦合机制的经济学原理,并通过分析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的耦合机制,依据对林农信贷与保险需求实证观察探讨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的关联关系,以此来验证建立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互动机制具有现实基础,提出跨市场的机构合作和跨市场的产品合作两种对接模式。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林业信贷与森林保险耦合机制的有机结合具有可行性,这一合作模式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可以提高信贷机构、保险公司及林业经营者预期收益,建议探索建立信贷与保险制度框架,以此来增进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层次。     

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需研究

基于湖南和江西两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供需情况的调查,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林农以及承保公司的发展制约因素。通过构建经验指标的方法,分析了负担率、综合保障度以及简单赔付率3个指标,从而分析森林政策性保险市场的供需状况,即通过测算两个指标"负担率"和"综合保障率"评估需求方林农的成本和收益;对于承保方保险公司,主要通过简单赔付率的测算,对其承保的成本收益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负担率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而且部分年份较高,但从整体上来看基本能实现盈亏平衡甚至获得额外收益,仍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中央及地方财政支持对保费的补贴可以降低林农的负担率,政策性森林保险仍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目前的政策性森林保险市场失灵现象并非保险费率过高所致。据此,应提高林农营林收益水平,激发林农自愿投保的积极性;根据负担率水平的不同,对林农进行有差别的补贴;积极扩大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全国的覆盖范围,从而为林农、保险公司、政府及社会带来较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     

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演化博弈研究

在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应急过程中能源供应链企业主观能动性差,普遍采取消极应对策略,研究能源短缺事件应急参与主体的行为策略,对于掌握影响应急主体行为的关键因素和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的发展演化机理,改善中国能源应急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主体的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和能源供应链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通过对博弈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依据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政府惩罚力度以及两个主体的协同收益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九种情形,其中在四种情形下博弈系统存在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且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四种情形下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均为积极应对。结果表明能源应急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受到协同收益、政府惩罚力度及能源供应链企业应急成本等参数的影响,且只有当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低或者协同收益较高时,系统才可能存在演化稳定策略,能源供应链企业才有可能在长期反复的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积极应对策略。此外造成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应急过程中选择消极应对策略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中国突发性能源短缺应急效率低,在整个应急过程中不能达到长期演化均衡状态;二是政府的惩罚力度不合理或协同收益较低;三是能源供应链企业的应急成本较高或者协同收益较低。建议能源供应链企业降低应急成本,政府合理调控惩罚力度,两个主体间提高应急工作的协同度,使系统能够达到演化稳定状态,促使能源供应链企业积极应对突发性能源短缺事件。     

非对称性视角下跨境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鹰鸽博弈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用水量不断增加,加上气候变暖、水质恶化等问题,使跨境水资源逐渐成为各流域国争夺的稀缺资源。各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冲突与合作频繁出现,充满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促进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基于非对称性演化博弈模型,探讨跨境水资源各流域国的博弈策略动态演化过程。首先从地理位置差异、现状用水及需求差异、水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差异三个角度出发,衡量流域国开发利用跨境水资源的实力值,以此界定流域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并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分析非对称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对跨境流域系统稳定于合作状态概率的影响。然后考虑了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存在的额外收益,并将合作额外收益嵌入到非对称“鹰鸽博弈”模型中,探讨不同情景下,流域国合作额外收益对跨境水资源系统演化的影响。最后以印孟恒河水资源冲突为例进行分析,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印孟水资源冲突难以得到永久解决的原因。研究表明:非对称性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和合作的额外收益都是影响流域国合作行为演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域国非对称因子越大,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越小,越有利于跨境水资源流域国合作行为的演化;合作的额外收益是流域国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动力。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对流域国合作演化规律进行探讨,以推动流域国开展合作,减少冲突,也为进一步解决全球跨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提供参考。     

群链产业合作模式下“京津冀”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产业间的合作在不同区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会导致基于其建立的水资源合作联盟形式各异,进而会影响区域内合作水资源的整体收益。为优化"京津冀"区域内的水资源配置,本文基于产业合作的群链模式机理和模糊联盟博弈思想,提出了一种具有三阶段结构的"京津冀"区域水资源配置模式。在第一阶段,以满足"京津冀"区域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并兼顾产业间的水资源配置公平为目标,通过构建水资源一次配置模型,进行区域内各用水主体间的一次配置;在第二阶段,针对"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间合作的群链结构,分析产业间进行水资源模糊合作博弈可能出现的模糊联盟形式,进而构建出水资源二次配置模型以实现水资源收益(效率)最大化,二次配置模型采用"优先规则"建立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的支付函数,将"京津冀"区域内所有产业用水主体在第一阶段配置中获得的水资源按一定比率配置到各联盟中;在第三阶段,考虑模糊联盟的稳定性,采用模糊shapley值法对第二阶段配置后各模糊联盟的收益分配给产业用水主体。本文运用算例对上述水资源配置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算例分析结果显示:(1)"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间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时,各产业通过形成多种形式的水资源合作模糊联盟,获得比其单独利用水资源时更高的用水收益;(2)京津冀区域内各产业的总体用水收益也高于各产业单独利用水资源时的总用水收益。即本研究中的水资源配置模式有效。因此,该水资源配置模式可为产业合作关系为群链模式的区域,在进行产业间水资源优化配置时提供决策参考。     

非对称性视角下跨境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鹰鸽博弈模型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用水量不断增加,加上气候变暖、水质恶化等问题,使跨境水资源逐渐成为各流域国争夺的稀缺资源。各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冲突与合作频繁出现,充满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促进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基于非对称性演化博弈模型,探讨跨境水资源各流域国的博弈策略动态演化过程。首先从地理位置差异、现状用水及需求差异、水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差异三个角度出发,衡量流域国开发利用跨境水资源的实力值,以此界定流域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并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分析非对称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对跨境流域系统稳定于合作状态概率的影响。然后考虑了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存在的额外收益,并将合作额外收益嵌入到非对称"鹰鸽博弈"模型中,探讨不同情景下,流域国合作额外收益对跨境水资源系统演化的影响。最后以印孟恒河水资源冲突为例进行分析,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印孟水资源冲突难以得到永久解决的原因。研究表明:非对称性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和合作的额外收益都是影响流域国合作行为演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域国非对称因子越大,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越小,越有利于跨境水资源流域国合作行为的演化;合作的额外收益是流域国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动力。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对流域国合作演化规律进行探讨,以推动流域国开展合作,减少冲突,也为进一步解决全球跨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提供参考。     

基于演化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冲突分析

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是维护当今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补偿是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它是为了制止生态破坏而征收或补偿的费用,所以不同于一般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本文根据补偿的类型不同,将生态补偿分为资源型生态补偿和环境型生态补偿。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将流域上游政府的策略简化为保护或不保护河流,下游政府针对上游的情况,选择"自主型"或"接受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特点和结果。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且关键点是保证上游地方政府收益始终最大化;中央政府干预的程度是使上游政府群的收益在保护的情况下比不保护的收益要大,而干预的结果则是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补偿)策略成为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推广我国生态补偿政策。     

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的博弈新视角

作为能源消费第二大国。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问题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强者往往选择“背叛”战略的现象，无力面对安全领域缺乏合作的挑战。而现实主义对博弈最优合作给予了最悲观的认识，因而无法解释日益增多的合作现象，这就决定了寻求建立适合的博弈模型来解决能源安全困境的迫切性。为了解除中国能源国际安全的现实困境，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视角，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战略应是冲突与合作共存。博弈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博弈方采取的策略选择和博弈阶段的变化。建议加快中俄能源合作、加强同中东国家的能源产业一体化、应突出周边甚至大周边外交、参与和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来实现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     

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该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财政补贴陆续到期,却未能解决退耕还林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实施中的行为主体关系有利于该工程成果的巩固和工程的持续推进.文章首先评述退耕还林的相关文献,然后,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户与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关系.文章得出的关键结论有:在贴现因子足够大的条件下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都小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农户和政府采取长期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行为;在中央政府先行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中央政府后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要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政府的信誉度、永久性地对退耕还林农户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从而稳定其预期、确保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收益等政策建议.     

通过可持续认证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自然资源保护

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和各界的共识,但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特别是农林牧渔等领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仍待进一步发展。我国作为国际农林牧渔产品的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积极推动国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在全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持续认证作为应对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这一矛盾的较为有效的市场手段,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涵盖了农林牧渔领域的多个产品,在国际上的发展势头强劲,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挥了对政府政策的补充作用。但可持续性认证在我国国内的企业和消费者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识,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实践可持续经营、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在国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可持续认证的分析,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更好地发挥其市场推动力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综述了可持续认证在国际上的发展历程、产生的影响,详细论述了森林、棕榈油、野生海产品等可持续认证已经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欧美等较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消费者的支持;其次,本研究对可持续认证在农林牧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肯定了可持续认证在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推动农林牧渔领域资源保护方面的正面作用,也指出认证对资源保护的预期效果没有完全达到、同一产业内认证体系可靠性参差不齐,着重强调了可持续认证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的困难,使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应有效果受到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我国农林牧渔领域在资源利用方面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进口大宗产品产地的生态脆弱性使中国在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论证了可持续认证在我国的推广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促进贸易杠杆发挥资源保护的撬动作用、保障企业在海外开发中的长期效益,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国内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明确得出在我国农林牧渔领域推动可持续认证的必要性。本研究建议我国政府部门应关注农林牧渔领域可持续认证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收集相关的信息和案例可用于相关的国际谈判和对企业的指导。同时政府应鼓励国内外认证体系在中国开展认证工作,并为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体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另外,政府应积极支持国内农林牧渔产业的企业、专家、协会等参与到国际认证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操作范例或规范国际化。政府自身的消费行为对全社会有明确的引导作用,所以在政府采购中应优选可持续认证产品,引导企业加入可持续经营的实践。     

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演化仿真研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快递废弃物激增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程度日趋严重,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促进快递废弃物循环使用的呼声日益急促。快递废弃物的循环使用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本文基于利益主体协同演化视角,分别构建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和引入政府约束机制的"快递企业-消费者"演化博弈模型,借以探索政府、消费者及快递企业在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借助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规律,并进一步应用MATLAB仿真工具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下,博弈系统难以依靠市场调节快速演化到理想状态,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会反复权衡参与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收益和成本,根据净收益进行策略选择,当二者净收益大于0时,博弈系统会逐渐演化为理想状态,反之,博弈系统则会逐渐演化为不良状态。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可以快速的引导快递企业和消费者向理想状态演化,加大对快递企业营建回收产业链的补贴力度以及对营建回收产业链怠工的罚款程度能够促进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的快速高效执行。本文的研究对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营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1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成功营建能够带来社会环境资源福利的增加,所以不应仅仅依靠市场行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营建过程中的引导作用;2从快递企业的角度出发,快递企业是回收产业链的实施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回收产业链的营建;3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回收产业链运行的初始点,消费者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环保意识,责任意识,积极推动回收产业链的营建。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Game analysis of Chinese stakeholders in collective forest rights system reform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Chinese forest ownership reform,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he forest farmers play different roles with variations in their expected returns. Managing these respe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orestry stakeholders to maximize their benefits while actively engaging each stakeholder in the collective forest ownership reform proc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study uses the game theory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form stakeholders and then builds on the forest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form model process at the reform movement micro-level. This model calculates the forest products equilibrium marketing sales and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provided to the forest farmers, when the forest farmers willingly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process. It will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formul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positively impacts Chinese forestry reform.     

漫湾库区生产恢复障碍及其原因

在对漫湾库区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库区生产恢复现状，认为农业生产相应条件恢复不到位，影响土地的持续利用：土地生产力降低，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林与畜牧养殖业因土地被淹没带来萎缩，渔业、旅游业等缺乏规划和移民的参与，表现出库区移民生活水平相对于远迁移民、全县(省)平均下降了。分析了漫湾库区生产恢复的障碍及其原因，并就生产恢复提出一些建议：(1)提升澜沧江梯级开发水电工程中对移民问题的重视，将漫湾电站纳人中央直属电站范畴，统筹安排移民遗留问题，给予资金支持；(2)重新整体规划漫湾库区的移民安置，控制库区土地人口压力；(3)调整产业结构，促成传统种植业人口向林、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4)理顺和明确移民方面的责、权、利关系，将生产恢复问题与安置区地方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考虑；(5)建立公众积极参与的决策体制与决策执行机制。     

Mixed oligopoly,foreign penetration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a research based on mixed oligopoly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foreign penetration affects China’s environment policy in a mixed oligopoly framework, and gets several interesting conclusions. First, our result show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long with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domestic ownership of multinational firms. Second, we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domestic ownership of multinational firms raises not only domestic private firms’ profit but also public firm’s profit as well as social welfare. Third, the government will raise the environmental tax to control environmental da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