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十条”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国家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定的法规。为检验“水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结合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水十条”政策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工业水污染强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原因,工业水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水十条”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工业水污染强度。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中心城市、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剔除严重污染等方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中,文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而第三产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并且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加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均为“水十条”政策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有效途径。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水十条”政策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却呈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水污染情况原本较好,因此污染强度降低幅度较小。因此,文章认为“水十条”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并且加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手段的辅助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文章的发现为中国水污染防治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长三角扩容准自然实验的区域一体化水污染效应研究

长三角一体化政策能否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仅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新路子至关重要,更决定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战略能否顺利实现。为避免区域一体化测度偏误,本文首次从城市群扩容视角出发探究长三角一体化的环境影响。以2003—2015年中国21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2010年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综合利用回归分析法与合成控制法,聚焦于长三角地区重要且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从排放和治理两个角度检验并比较了长三角扩容在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水污染效应的共同趋势与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拓展STIRPAT模型,结合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究了长三角扩容水污染效应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显著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强度,而明显降低了污水集中处理率,在整体长三角城市群带来了负面环境效应,且这种负面环境效应在原位城市要强于新进城市。②就作用机制而言,虽然长期层面城市间经济联系增加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但扩容政策影响下短期内经济联系的增强却带来了负面环境效应;长三角扩容通过产业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差异化分工显著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导致产业分工的环境正外部性无法凸显;虽然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助于缓解长三角地区水环境压力,但扩容政策却通过放松环境规制加剧了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的水污染。长三角一体化应以经济环境双维一体化为目标,扩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益评价

从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出发。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各省（区、市）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省份为18个，占60％，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益较高的省份为7个。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等地。本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单因素评价方法的不足，即片面追求经济总量不一定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同时，为从空间角度调控土地利用效益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河长的边界:对流域污染治理行政力量的反思北大核心CSCDCSSCI

探究河长制在跨界污染伴生的搭便车问题中的作用,对于破解流域水污染环境治理难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4—2019年国控监测点水质数据和河长制演进数据,该研究通过构建上下游水质模型全面考察了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游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改善下游水质,然而,这种水污染治理的激励作用仅限于省内上游区域。②在确立了省级河长的地区,省内上游地区实施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得益于省级河长在省内带来的良性环境治理互动。③相比之下,上游外省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河长制反而加剧了下游区域的水污染,“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依然存在。综上,尽管河长制可以通过强化本地环境绩效考核对地方官员环境治理产生激励作用,但并未扭转跨界污染会伴生搭便车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依据行政边界划分落实治水责任的河长制对于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调整。据此,该研究建议在坚持环境分权的同时,将下游特别是跨省下游地区水质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内容,从流域整体层面确立总河长,加强流域内省际间的治污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污染治理的搭便车问题,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长三角地区河长制政策的微观实证

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污染“自下而上”的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创新，全面梳理河长制的扩散机理、实证检验河长制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对于改善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建设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具备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绿色发展数据库匹配而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河长制对水污染产生的冲击效应时，发现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进而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更为准确地识别河长制的推行对于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河长制影响污染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从河长制在长三角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其对水污染行业企业水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能显著改善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2)推行河长制使得企业通过加大环保创新投入并减少生产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短期内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3)河长制的推行效果具备所有权异质性和政策动机异质性，对私有企业具备更强的规制效果，环保意识更强的国企具备更大的减排自驱力，对国有企业规制效果较弱；主动推行河长制地区企业减排治污效果更好，在上级政府要求下推行河长制会削弱河长制政策效果。因此，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继续坚持全面推行河长制...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因素分析与综合集成评估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因素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比较,将十大城市群分为综合发展能力较强、相对一般和相对较低三类,并提出了这三类城市群分别提升流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总量指标的相关对策建议。研究发现,虽然十大城市群都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综合发展水平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格局,在继续保持和提升发达地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尽快缩小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距、增强落后地区城市群的综合发展能力是目前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的首要任务。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政策探析

2003年，我国的能源供应已全面吃紧，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超出环境容量，且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显现出9％的同一增长速度。据估算，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1．5％～3％，空气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和环境损害可能占GDP的7％。当前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加剧及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等问题日益突显，可持续发展实现难度很大。     

流域内经济结构性调整对水环境质量的长短期效应分析

随着流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流域水环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太湖流域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水体质量不容乐观。为了实现流域内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首先基于主成份分析法确定太湖流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以此表征流域水环境质量。在此基础上,基于ARDL模型的边限协整检验方法,利用1991—2014年的太湖流域(江苏部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城乡流动和政府环境规制的相关数据,从经济结构性调整视角分析其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长短期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水环境质量的长短期弹性分别为79.522和-179.283,说明流域内第二产业的长期粗放式增长会导致水质恶化,而且其影响程度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自动消退。而人口城乡结构变化对水环境质量的长短期弹性分别为67.578和309.411,说明流域内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短期会增加用水量,加剧水质恶化,而长期造成的负面影响则会相对逐渐减弱。至于政府在流域治理方面的规制行为,由于其长短期弹性分别为-21.705和19.687,说明政府治理行为短期并不会有效改善水体质量,其管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往往需要等待若干年才能有初步成效,而且相比产业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对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政府环境规制对水质的影响力度略显不足。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促进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的若干政策建议,包括:优化第一产业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大城市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普及节水意识和管制排污行为,并扶植农业发展,实现城乡人口数量的合理流动;促进研发一些高新排污设备,继续加大政府在治理污水方面的投资,强化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等。     

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大小受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及设备水平、管理政策、环境法规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选取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重点分析工业经济规模、工业行业结构、工业技术进步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与工业水污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政策的实施,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起工业废水的显著增加。从制造业结构看,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调整比较敏感; 相反,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的调整不敏感。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负相关,说明工业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于减少工业水污染排放起重要作用。     

苏南太湖地区水资源价值补偿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

对水资源进行价值补偿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解决好水资源价值补偿问题是实现资源,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实施水资源价值补偿政策可能导致的物价水平上升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稳定的重要问题。在实施水资源价值补偿政策之前,对实施这一政策可能引起的物价上涨幅度进行定量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苏南太胡地区水资源价值按一定比例（分别为１％、２％、３％、４％、５     

江苏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对地表水质的影响——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工业污水排放量持续增长、水污染事件频发,对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为扭转这一局面,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众多环保政策。利用2013~2016年周度省级面板数据,选取高锰酸盐(COD_Mn)、溶解氧(DO)、氨氮(NH₃)等3类单项指标,基于合成控制法(SCM) 评价江苏省污水处理差别定价政策的效果,并借助熵权法构建综合指标以评价其综合效应。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江苏省地表水质整体上取得明显改善;溶解氧指标提高,表明地表水体自净能力显著提升;但由于不易监管,以高锰酸盐和氨氮衡量的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反而有所恶化。为确保实现预期目标,政策制定及动态调整必须保证激励约束相容。     

中国跨界水污染冲突环境政策分析

跨界水污染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区域间环境和社会稳定.在我国传统条块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下,由跨界水污染引发的利益冲突和纠纷持续不断.尽管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尚未建立,但在许多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法可以评估和比较跨界水环境管理条约,识别最可取的条约,同时可以对现有的条约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本文应用多准则决策分析之一的消元法,通过三个主要指标共11条标准,对我国跨国界、省界、市界和跨流域4个不同层次的单边和多边跨界环境管理条约进行评估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跨界水环境条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我国各层级跨界水环境管理政策在法律上缺乏有效的程序性立法;执行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机制,执行不力;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依法处理程序和磋商解决机制.通过对现存条约的分析比较和提供建议,为构建我国跨区域水污染纠纷协调机制提供技术和政策支持.     

政策工具何以缓解环境不平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人享有生活环境安全健康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如何在环境治理中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研究多从种族和收入水平角度分析环境不平等的影响因素,却较少探讨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为弥补这一不足,该研究基于278个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利用威廉逊系数测度2003—2019年25个省和地区的环境不平等指数,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策工具与环境不平等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环境不平等整体呈现先缓慢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同时存在环境质量改善而不平等加剧的错配现象,如何提高少数人的环境福利成为今后环境治理的重点。(2)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因具有注重公平与公众诉求的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省域环境不平等,而市场型政策工具追求治理效率的特性会使其显著加剧省域环境不平等。(3)污染水平和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缓解省域环境不平等;而市场型政策工具则会在低污染水平和高创新水平下,加剧环境不平等。基于上述结论,应从重视...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

经过15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各个省份的综合发展水平怎样?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在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哪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模型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构建包含了社会、经济、科教与文化、对外开放和资源与环境五大类25个分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使用从1997到2013年31个省市的指标数据,并计算出综合评价值来考察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各个省份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评价值排名上来看发现只有重庆、陕西、四川和内蒙古综合发展水平排名提升明显,而新疆、宁夏和青海发展差距还在拉大,其他省份排名变化不大。从分类指标来看,西部地区整体上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与生态提升较为明显,说明中央对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还草"等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二是选取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这三个主要政策作为计量模型的政策变量,分别考察西部大开发整体和分项政策对于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通过系统GMM方法估计整体西部大开发整体政策效应,以2000年前后对比,政策实施对GDP增长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综合发展水平也没有收敛。而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都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DID估计分项政策,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投入和转移支付能够有效提升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税收优惠提升相对较弱。本文建议: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继续对西部地区予以倾斜,特别是建设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地区的交通大通道;培育和完善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较少干预企业投资决策;加强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偏远地区的公共产品投入,加强扶贫工作。     

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

横向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在对横向生态补偿如何促进水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将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视为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科技投入以及"五水共治"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在横向生态补偿中,水质达标时上游地区获得补偿,水质不达标时下游地区获得赔偿,通过水质标准明晰了上下游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且通过环境绩效考核指标来实现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相容,进而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研究发现,在分离了其他影响水污染强度的控制变量后,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显著地降低了上游黄山市和下游杭州市的水污染强度,并且政策效果具有可持续性。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前后的窗期、变换样本对照组、将工业水污染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推进流域治理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横向生态补偿有望成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从逐步推广横向流域生态补偿至中小流域,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产业补偿等方式相结合以及在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COD通量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水污染生态补偿是解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重要措施。以行政单元为补偿主体,通过交界断面水质目标确立上下游政府间的水污染生态补偿责任,建立基于污染物通量的生态补偿量化计算方法,并提出了生态补偿运作模式。以钱塘江流域为例,根据2004年钱塘江流域水质状况,在75%保证率的水文条件下,基于COD通量估算了流域内各县（市）间水污染生态补偿量。结果表明,生态补偿量反映区域污染特点,上游地区基本上都是接受补偿者,而呈结构性污染的地区是生态补偿支付者,部分区域补偿强度超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表明其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钱塘江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模式可以是政府层面上的财政支助,也可以通过项目支持、技术支持等形式实现区域间的补偿。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将对流域水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