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国外研究综述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环境管理绩效对国家环境保护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章从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环境管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环境绩妓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绩效的测量与评估等四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思路,问卷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方法是得到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在研究结论上学者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树立源头治理的环境管理理念、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是较为一致的观点.未来的研究应加强数据的真实性,并且需要在对比性研究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大气污染何以治理?——基于政策执行网络分析的跨案例比较研究

如何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是当前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揭示地方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背后的深层机理对于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X市三项大气污染治理运动进行了跨案例比较分析,识别出探索型、协同型和突击型等运动式环境治理类型。研究发现,环境领域运动式治理具有相对稳定的发生机制,其呈现类型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影响。渐进式绩效改进、跨部门协同以及政策措施"工具箱"是环境运动式治理效果显著且地方政府持续采用的重要动因,而合法性授权和问责压力改变是导致环境治理运动分型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运动式治理在地方环境治理实践中具有积极作用,且能与常规治理手段形成有益互补,但要通过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合法性授权与绩效问责制度来合理使用这一治理工具。与以往对环境治理实践轮廓的"白描式"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纵贯式历时观察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实践,从呈现类型、影响因素、持续原因与制度成因的维度由浅入深的揭示了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实践所蕴含的因果逻辑,逐步打开了地方政府环境运动式治理的"黑箱"。本研究不仅为解析地方政府组织运作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构建环境治理的政治和技术影响因素中层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环境规制是否能激发绿色创新?——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的可视化分析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日益成为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波特假说近年来逐渐成为多领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1995—2018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波特假说领域相关研究的文献为样本,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点-线-面三维框架整理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竞争力等相关主题的关键文献、历史路径和关键词聚类等内容。首先,在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波特假说研究中存在的四个热点方向,即学者们热衷于对波特假说的强版本、狭义版本以及弱版本进行检验;学者们对环境政策的研究细分至具体的政策如能源政策;倾向于利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创新进行验证;探究环境规制和环境创新成因之间的关系。接着,运用文献共被引关系路径分析发现两种引证关系路径,即实证引证关系路径和理论引证关系路径。最后,通过对高被引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进行模块化分析,显示出了五个重要热点聚类: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环境管制与竞争力;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管理;环境管制与产业区位选择;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从而,得出了未来需要加强波特假说研究的五个方向的建议:一是文献研究对象需要扩展比较,理论支撑有待继续挖掘;二是针对企业异质性进行环境政策特性设计,灵活创新政府政策工具;三是企业主动性加强,推动形成企业层面研究新视角;四是关注跨国贸易,强化环境规制对国际碳转移和污染倾销问题研究;五是拓宽研究方法的新视角,多关注政策工具间交互影响。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变化发展趋势及对项目管理的影响分析

首先提出将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放到"规划-投资-资金分配-项目实施-绩效管理"的总体财政投资管理体系中进行定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在设立方向、分配方法、集中支持、注重绩效、多方监管等方面的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出这些变化对项目管理带来的相应变化以及相关建议,对加强财政环保项目的管理提供借鉴。     

中国工业CO_2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化与空间外溢效应

首先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评我国2003-2013年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通过核密度估计工业CO2排放绩效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的工业CO2排放绩效水平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追赶效应;通过核密度曲线展示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向"双峰"动态演进过程。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出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各省工业CO2排放绩效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即存在"邻里模仿"的现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工业CO2排放绩效起到正向显著影响,而出口依存度、工业产权结构与工业CO2排放绩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对于未来工业提高碳排放绩效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秉承低碳工业的理念,加强工业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注重绿色贸易发展、打破原有的产权结构格局、政府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中国工业CO_2排放绩效的动态演化与空间外溢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首先在考虑能源投入与碳排放的共同生产前沿分析框架下,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评我国2003-2013年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通过核密度估计工业CO2排放绩效的动态分布特征,结果发现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东部地区的工业CO2排放绩效水平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追赶效应;通过核密度曲线展示我国工业CO2排放绩效整体上处于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进呈现由"单峰"向"双峰"动态演进过程。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出省际工业CO2排放绩效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在纳入空间因素的前提下,各省工业CO2排放绩效具有空间外溢效应,即存在"邻里模仿"的现象;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工业CO2排放绩效起到正向显著影响,而出口依存度、工业产权结构与工业CO2排放绩效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的正面影响并不显著。据此,对于未来工业提高碳排放绩效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秉承低碳工业的理念,加强工业企业内生的技术创新、注重绿色贸易发展、打破原有的产权结构格局、政府完善环境规制的监管和实施机制,才能真正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单位排污费及其年度增量分别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以Tobin-Q值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多种控制变量,采用格兰杰(Granger)检验和OLS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单纯的环境末端治理行为并不一定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由此引起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明确。但积极有效的环境预防管理则可带来环境和财务绩效的共赢,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可能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研究结论说明,在我国当前环境信息披露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财务报表中的排污费不啻为研究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结论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预防管理,从而保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优势。     

绿色采购实践研究述评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发展的首要问题.制造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其环境的改进受到各国政府、消费者和社会团体的广泛重视.绿色采购是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重要一环,也是企业提高环境绩效的重要手段.在国际领先企业中得到了积极的采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为一个新兴但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绿色采购实践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本文归纳总结了绿色采购实践的研究进展,深入分析了现有的绿色采购实践研究内容,对绿色采购的概念、绿色采购环境下的供应商选择方法和供应商评价指标以及绿色采购的实施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综述,最后指出已有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独立环境报告的中日石油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比较研究

有效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是正确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的基础.本文首次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年版)中的30个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独立环境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研究发现,中石油环境绩效指标披露不完整,重要的核心指标披露情况更不理想,年度间纵向比较还出现了倒退;定性指标披露多于定量指标;体现企业积极行动和效果的内容和数据披露得相对较为详细;存在选择性披露问题,可比性较差,相关信息披露也较为散乱,不利于读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对此,我国企业应重视环境原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环境相关信息纳入企业日常的信怠管理系统,在披露方法上则应综合借鉴相关国际组织的做法并不断加以改进;政府监管部门也应对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系统指引和规范,并积极推动环境报告审计的发展.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数量测度

本文在"投入—产出—受益"三维视角下构建了2003-2009年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数,并对中国式分权框架下的环境公共服务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为在晋升体系中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因素提供了有益的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级间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地区环境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较之经济落后地区、城镇化率高的地区较之城镇化率低的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更高。中国式财政分权并不影响省区间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受益程度,但是存在"诱导"地方政府降低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内在激励,并造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下降。政策建议是:政府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同时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纳入考核。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环境规制及其在中国的评估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政策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求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政府的环境规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而且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环境治理来代替环境规制作为变量对其绩效进行测度的。本文从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绩效评估三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就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在环境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多用的是层次分析法,而在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方面多用的是DEA方法,就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两类,前者相比较后者在节约成本方面具有较多的优越性,但却缺乏技术激励;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却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且对产业绩效的影响还不能确定;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无论从效果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都不是很高,且省域间的差距较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企业环境审计研究:文献综述与建议

以我国1992—2016年133篇企业环境审计文献为样本,从论文发表的时间轨迹、研究内容、研究表现及研究特点等方面对20多年来我国企业环境审计研究展开了综述与评价,按企业类别、行业特征、审计方法归类,明确现有企业环境审计在研究内容、方法、范围和视角的四类特点。基于此,提出应集中力量在重污染行业如煤炭、钢铁行业的国有企业率先开展研究试点工作,结合行业特征推动企业环境审计在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审计、环境绩效审计多元角度发展,并提出须加强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创新审计技术方法、拓展环境审计研究范围以及融合多领域研究视角等若干建议。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特别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现有能源格局,并对建立在化石能源思维下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本文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进展,分析了其对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1)将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形态,打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高度依赖,彻底告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将真正实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数据精准决策,显著改善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会极大提升公民个体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会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力量对比,给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新的挑战:(1)公众的能力足以使得他们对政府做出的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提出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决策压力空前;(2)社交媒体使得公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关注大大下降,对政府如何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影响力下降所产生的空白提出了新的课题;(3)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律师、会计、记者等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挑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利益裁量权,对环境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环境体制改革创新,追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关注、分析并积极适应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避免制度资源错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后发型国家尤为重要。文章最后建议,要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进展,在制定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过程中,以未来的技术环境为出发点;要加强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着有利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要加强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向影响研究,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