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的臭氧浓度是多少?

【问 :】山东读者陈东来信问臭氧浓度。【答 :】地面的臭氧浓度是用臭氧的体积占空气体积的 1 0亿分之几 ( PPb)为单位加以衡量的。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律是 :地面臭氧的标准浓度是 1 2 0 ppb,这应该是根据每小时进行一次测量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一个环境保护良好的地区 ,每年只能有一天时间超过 1 2 0 ppb的标准浓度。像墨西哥城这样的城市 ,地面的臭氧浓度高达 50 0 ppb。洛杉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持环境清洁的措施 ,在情况较糟的时候该市的臭氧浓度约为 2 0 0～ 30 0 ppb,每年超过 1 2 0 ppb标准浓度的日子约为 2 0 0天。芝加哥、休斯敦及一…     

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翻版吗?

城市生态系统是指城市空间范围内的居民与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体。如果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单元简单地照搬到城市生态系统中 ,作一一对应的研究 ,则是片面的。这种教条主义的作法 ,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 ,也不能更准确地发现城市生态系统自身的独特规律。1　绿色植物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吗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绿色植物起着固定太阳能 ,并为动物提供物质和能量的作用 ,没有绿色植物 ,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 ,它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生产者。但是 ,在城市生态系…     

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明确指出了2015—2030年全球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然而,该项议程的执行和落实却面临着重重挑战,执行进展也饱受质疑。基于此,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对2016年和2017年已经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的64个国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依据在SDGs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为主体区分了四种执行模式:政府主导、社会主导、共同治理与执行阻滞模式。文章以中国、瑞典、日本和博茨瓦纳为例,重点比较和分析了这四种执行模式的实现形式和治理特点。研究显示:(1)不同国家SDGs执行模式的选择与其资源条件高度相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支持环境与社会组织发育程度;(2)国家层面的SDGs执行模式仍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政府主导模式与社会主导模式都出现一些向共同治理模式演化的趋势;(3)参与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更可能陷入SDGs执行阻滞。观察和比较不同SDGs执行模式有助于我们拓展对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全球治理的理解,促进国际社会更有针对性地解决SDGs执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推动进一步落实SDGs提供实践参考与借鉴。     

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GDP能耗、SO_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吗?——基于CGSS数据对中国城乡幸福悖论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本文将这种悖论式的事实置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幸福悖论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然而,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如果控制包括主观心态在内的其他条件,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16 013.7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16 013.7元时,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目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也不是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