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经济核算矩阵的江西省氮磷减排调控方案研究

通过编制江西省2002年包含环境账户的社会经济核算矩阵(ESAM)研究了江西省征收排污费与分类实施氮磷营养盐减排补贴对18个产业生产收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氮磷减排调控方案对各产业产值的边际影响存在差异。总体上看,除部分服务业,调整氮磷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对各部门生产收益的整体影响并不大,氮磷排放越少的产业受调控影响的产值变化较大;而调整氮（或磷）营养盐的减排补贴对各产业生产收益的边际影响较为显著,氮（或磷）排放越多的产业生产收益增加幅度越大,污染治理部门及其他氮（或磷）排放不太相关的产业生产收益变化甚微。综合比较3种减排调控方案,实施氮磷营养盐减排补贴对江西省产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经济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给出一类经济结构变动对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析模型,该方法着重分析了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变动、最终需求变动及收入变动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基于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分析整合方法的江苏省产业用水综合效用分析

产业用水结构的欠合理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如何科学评价产业用水情况,取得在经济效益、水资源和环境资源约束下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目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与亟待解答的科学问题。以江苏省为例,提出了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分析整合方法,在构建反映产业结构、用水结构和排污结构的互动反馈的水资源综合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基础上,通过敏感性分析确定对系统影响较大的关键变量,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对江苏省各部门用水特性、排污特性和经济效益特性进行计算测度,由此构建了3种产业发展模拟方案。依据系统动力学模型输出结果,对2025年3种方案下的重点产业部门用水综合效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进而优选出"节水治污型"方案,并最后提出保障方案实施的对策建议,为江苏省产业和用水结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二元经济中水资源流转模式研究

农业用水效率低下及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间的结构性短缺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主要资源问题之一。如何优化配置水资源,实现工农业两部门的"双赢"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基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对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水资源流转过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学阐述,进而得出水资源在工农业两部门中的流转是从无限供给状态到体现稀缺性的过程。并结合1949-2009年中国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对中国水资源在两部门经济中的流转进行了阶段识别和趋势研究,即"余水"流转、"低效水"流转和"竞争性用水"流转,从而为水资源流转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学理性解释,并据此提出通过建设引水工程基础设施、完善用水额度和税费标准法律规范,健全水资源流转的农业补偿机制和加强农业生产部门节水意识宣传,以完善我国水资源流转制度的相应对策建议。     

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环境保护税能实现“减污”和“增长”么?——基于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视角

环境税作为政府采用财政手段调整影响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行为的重要工具,研究环境税的环境经济效果对于推进健全中国环境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随着201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始实施,从"双重红利"视角对中国现行的环境保护税政策进行评价,对后续中国环境保护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2006—2014年中国省以下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改革实践,从地级市层面检验中国环境保护税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提高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二氧化硫排放产生污染减排效应,但是在工业废水上并没有发现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②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抑制效应。③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未能产生预期的"蓝色红利"的原因在于:在缺乏产能约束政策的背景下,企业在面对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时往往通过扩大产能,依靠规模效应以抵消环境保护税税收压力。这使得中国环境保护税税负的提高不仅没有产生"波特效应",反而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负激励"。最终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税政策不但未能产生"蓝色红利",反而在数量和质量层面抑制了中国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排污费征收标准变动视角对中国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果进行衡量,而且在实践方面为环境保护税后续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全面了解新疆各区域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状况。对于深刻认识干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新疆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指数以及人口承载压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区域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①不能一概而论机械照搬联合国关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各地应该有适合当时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人口承载密度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②新疆当前平均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是11人左右，大于联合国制定的干旱区人口密度临界标准，但小于半干旱区临界值。整个北疆的人口承载标准是23—26人／km^2，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7．3～8人／km^2之间。各个地州之间也有较大差异。③目前新疆总体上看已经略微超载，人口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大。而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以南三个地州，人口严重超载。④从干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来说。必须对生态用水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在承载量研究中兼顾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双重约束。     

最终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碳排放强度研究,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产出和增加值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了最终需求视角下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及其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并根据合并WIOD形成的1996-2009年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完成了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的直接贡献率分解,同时对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进行了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4种驱动因素的SDA分解。结果显示:第一,期间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均小于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且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对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直接贡献率要大于投资和出口,表明消费中隐含的碳排放与增加值的比例沿着"集约型"路径不断优化,而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路径则相对"粗放"。第二,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的减排路径大体一致,直接碳排放系数效应为正,而中间投入技术结构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均为负,暗含投入产出结构、各类需求的隐含增加值系数以及规模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主要源泉还是直接碳排放系数下降。其中直接碳排放系数、中间产品技术结构效应和增加值系数效应的变化在投资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而最终需求规模的变化在消费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中作用较大。第三,各类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分阶段特征。2002-2004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促使了完全碳排放强度上升,而2004-2009年则对完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有一定的正贡献。入世以前增加值系数对各类需求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为正,而其后贡献为负。其中,在2003-2007年投资和出口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表现更为明显。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减排技术仍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措施,而需求模式调整也是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降低出口和投资的中隐含碳和提高出口和投资中的增加值率,同时也要警惕消费结构变动中如汽车等高能耗产品普及带来的不利影响。     

沿江大开发背景下长江江苏段水环境污染负荷趋势

沿江开发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国土整治关注的焦点,江苏省沿江开发过程中高密度和高强度的产业集聚将对长江江苏段水环境带来压力。根据江苏省沿江各地市社会经济和调查的环境监测资料,分析了沿江大开发背景下长江江苏段的水环境污染负荷及治理现状并预测了未来演变趋势,结果显示:2002年长江江苏段污染负荷的废水总量为210 997.80×10\+4 t,COD\-\{Cr\}总量为380 817.20 t,NH\-3 N总量为28 391.36 t;预测2010年将分别达到395 977.10×10\+4 t、598 197.80 t和42 381.56 t,较2002年分别增长87.7 %、57.1 %和49.3 %。污染源治理方面工业污水90%以上已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而生活污水处理无论在污水处理厂数量还是处理深度都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为使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和饮用水源地的供水安全得到保障,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削减污染负荷、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提高沿江主要支流的治理力度等多项调控措施。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法研究--以无锡城北地区为例

水环境已经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调发展,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至关重要。在对无锡城北地区水污染物负荷、水环境现状及水环境功能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该区域的水文特征和排水规划,统计分析出区域内水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根据污水集中处理方案,计算出区域水污染物的削减量,然后运用河网水质模型,预测水污染物削减后河流水质改善状况,以改善后水环境质量为本底值,以下游水环境保护目标的环境功能为控制要求,反推该区域在污水实行集中处理后所能接纳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通过科学计算得知区域水环境纳污能力为19.8 t/d,由此确定的经济规模有限,必将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扩大水环境纳污能力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建设无锡地区污水入江通道的设想。     

总量控制约束下区域用水结构调控策略及动态模拟

在既定水资源供给下,通过调控区域用水结构,提高用水效率与效益,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用水总量限制的水资源约束相适应,是目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与亟待解答的关键科学问题。选择若干指标定量描述用水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基础上,以国民经济部门划分和用水主体划分相结合的方式,细化第一、二、三产业、生活和生态用水指标,建立了江苏省用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用水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互动反馈的模拟调控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在对当前发展模式下的江苏省用水总量发展趋势模拟预测分析基础上,选择对系统影响显著的参数作为调控变量,设计了5种对比情景,动态模拟水资源供求变化和用水结构变化情况,提出了江苏省用水总量控制下用水结构调控方案和对策,为区域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决策依据。     

城镇化进程中的江苏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基于组合赋权和升半Γ型分布函数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是把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综合考虑的一种研究手段,其结果可以用来清晰判断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在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组合赋权的基础上,运用基于PSO优化的升半Γ型分布指数,对2003~2013年江苏省的水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太湖蓝藻事件爆发是促进江苏水资源承载力提高的重要转折点,2003~2008年江苏水资源承载力处于Ⅱ级承载力水平,均值为0.414,2009年起提升至Ⅲ级水平,此后承载力水平虽略有波动,但始终处于Ⅲ级的最高状态。对比江苏城镇化进程,认为注重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城镇化进程可以较大幅度提升水资源的承载力。据此,提出通过供给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全员参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以及统筹协调加强太湖流域管理等对策。     

汉江下游水污染协同控制探讨

以一维河流单种污染物的水污染协同控制理论为基础,以汉江武汉段水质达到国家III级为目的,探讨了河流的水污染控制量。根据各排污口的实测CODCr、BOD5、NH3-N浓度和排放流量,结合河流的流量和水质标准,得出汉江武汉段的水污染协同控制量。计算结果表明,汽配排污口BOD5排放量需削减198 t/a,汉正下河街排污口BOD5排放量需削减617 t/a,其它排污口BOD5排放量在允许值范围以内;各排污口的CODCr排放量均在允许值范围以内;国棉三厂排污口NH3-N排放量需削减57 t/a,汉正下河街排污口NH3-N排放量需削减95 t/a,其它排污口NH3-N排放量在允许值范围以内。该方法充分考虑各污染源合理利用环境的自然降解能力,比简单要求每个污染源都达标排放更合理,对各污染源也更加公平,也容易被排污企业接受,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黄河流域水资源价值的计算与分析

利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使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是缓和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以水资源价值理论为基础，从黄河全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角度出发，以利用水资源获得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测算了黄河水资源的理论价值，为制定黄河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配置与水资源综合管理

回顾总结了我国近年来在水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工作进展,论述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的特点及其与联合国倡导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相互关系,阐述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在我国的重要地位。提出我国开展的水资源配置在重视公众参与的基础上,与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致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流域层面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是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水资源配置的基础。长江水资源综合管理应该遵循水文系统优先的原则,使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在流域层面上首先达到优化状态。环境用水需求是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流域层面水资源配置的基础,急待开展大量的研究。在流域系统优先原则下,各行政区与水用户参与者在讨论和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共同的准则、目标和具体措施,在不损害它方利益的前提下都能取得自己的利益。具体细化新《水法》中提出的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是开展长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关键。《长江法》的制定应该为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流域与地方水利机构的体制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它应该为开展水资源综合管理创造条件。在我国国情条件下,水资源综合管理中的用户参与应该如何开展,需要研究和实践。     

农田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研究

农田非点源污染带给我国水环境的污染负荷越来越大,现行的水资源保护标准体系尚不完善,且明显缺位,难以对农田水环境污染进行定量化管理和控制。本文分析了建立农田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必要性,阐述了建立该标准应遵循的原则,构建了将农田管理与污染物排放相协调的农田水污染控制标准框架与体系,探索该标准在实践过程中的推行机制,为该标准制定和实施进行了前瞻性研究。     

武汉城市圈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力分析

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可承载的人口数量和GDP作为承载力的表征指标,分别运用单位GDP综合用水量评判法和河流一维水质模型及湖库均匀混合模型计算武汉城市圈不同水平年的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力,并用承载度来评价水资源及水环境的承载状态。结果表明:2012、2020和2030年武汉城市圈水资源承载力都处于合理承载状态,但是其水环境承载力处于轻度超载状态。可见,水环境承载力对武汉城市圈的用水限制更为严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污水处理技术的进步,水环境状况虽然会有所好转,但与水资源数量这一因素相比,水环境仍是制约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