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户生计的影响——以长江中下游为例

长江流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使数十万捕捞渔民失去原有生计手段,有效识别渔户受到禁捕政策的外部冲击时生计能力的变化是帮助退捕渔户改善生计的前提。以安徽、江苏、湖北三省份退捕渔户为研究对象,构建适用于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从生计资本的总量、结构和流动性3个方面分析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1)退捕渔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升,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得到显著增长。(2)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得到显著增长,生计资本结构总体由失调向协调转变。(3)退捕渔户生计资本表现出较高流动性,渔户群体贫富差距缩小。(4)不同地区间政策对生计资本产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安徽省渔户各项生计资本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均得到显著提升,生计资本的流动性最高;江苏、湖北省渔户心理资本指数显著下降,退捕前后金融资本指数、生计资本总指数及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指数无显著性差异。根据研究结果,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退捕渔户生计的可持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渔户生计发展停滞,退捕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及渔户生计资本阶层的重新固化仍是十年禁渔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生态认知对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流域禁捕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落实者,其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政策顺利实施和推进的重要保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鄱阳湖区实地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生态认知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渔民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其参与禁捕政策的意愿越强;(2)生态认知的主观规范、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均对渔民退捕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3个维度两两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对渔民退捕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3)主观规范中指令性规范对渔民参与禁捕的带动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行为态度受渔民对政府禁捕政策的心理预期、生态修复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比认知的影响较大;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受到禁捕政策对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渔民参与禁捕政策能力的影响.为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提高指令性规范对渔民退捕的带动和引导作用,提高渔民对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营造浓厚的流域生态保护及积极参与禁捕的社会氛围,同时,制定适宜的转产转业政策,且将相关政策、补偿等严格落实到每位参与退捕的渔民,增强渔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进而提高渔民退捕意愿.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模式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利用2007年三峡库区就地后靠农村移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移民收入来源理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移民户和非移民户,以及不同安置方式移民户的收入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以说明移民搬迁和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收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存在结构性的影响,即移民搬迁主要影响移民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同时,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抵消了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的影响;不同的安置方式对移民户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移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而非农业安置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较大;非移民安置户享受到的惠农政策和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好处也相对要少;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讲,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低,而非农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高,所以,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多数农村移民而言是较为适合的安置模式,移民后期扶持补助政策对于稳定移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长江经济带高温热浪时空特征及脆弱性评价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高温热浪事件愈发频繁和强烈,已严重威胁了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气象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建立高温强度、高温日数、热浪强度、热浪频次、热浪持续时间等高温热浪时空特征的量化指标,对长江经济带1 067个区县的高温热浪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同时构建“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的高温热浪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区域的高温热浪脆弱性评价,制作了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空间分布图,并进行了致脆类型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高温热浪事件高发地区的分布呈现出“一带一点”的空间分布特征;(2)长江经济带高温暴露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由东南向西北层级递减的趋势,而区域内的敏感性指数与适应能力指数的空间分布较为破碎,没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高温热浪脆弱性指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3)在致脆类型分析中,因适应能力不足导致脆弱性的区县占全部区县的67.4%,其次,高温暴露致脆型占24.5%,敏感性致脆的县域较少,仅占8.1%。西部地区脆弱性低且多为适应能力不足致脆,中、东部地区脆弱性高,多为高温暴露致脆。研究结果可为区域防范高温热浪灾害,提高应对高温热浪事件的适应能力提供科学...     

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区识别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考虑干旱热浪耦合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构建干旱热浪耦合风险评价框架,对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区进行识别,探讨不同指标要素与风险空间格局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1960～2018年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具有群聚群发性.其中,耦合频发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空间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淮河平原、长江中下游东部、川东丘陵以及巫山山区,而20世纪90年代后干旱热浪耦合逐渐减弱;(2)秦岭—淮河南北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具有空间分异特征,排名前30位高风险区,有70％的城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淮河平原,30％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上述城市人口密集,干旱热浪耦合暴露性强,使得区域面临干旱热浪耦合风险较高;(3)路径分析验证干旱热浪耦合风险因素关系表明:秦岭—淮河南北危险性、暴露性与风险呈反向关系,说明区域干旱热浪高暴露、高致灾危险区,因社会应对灾害能力较强,可在一定程度缓解系统的受灾风险.     

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I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     

长江上游干流春季禁渔前后三年渔获物结构和生物多样性分析

根据2000～2005年长江上游干流宜宾、巴南和万州3个江段三层流刺网的监测资料,分析了春禁前后3年渔获物结构和鱼类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对长江上游春禁效果进行了初步评价.春禁前后3年共监测到鱼类51种,隶属于3目18科(亚科)36属,以鲤科鱼类为主,占60.8%.春禁后,渔获物主要种类优势度有所下降,部分江段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表现出一定上升趋势,3个江段Margalef指数、Pielou指数和Wilhm改进指数有一定升高,表明种类丰富度有所提高,群落结构趋于复杂,春季禁渔有一定效果.春禁前后渔获物种类的波动,可能与这些种类种群数量少,难以采到有关;春禁后主要种类平均体长、体重仍表现出下降趋势,可能与过度捕捞及资源在短期内难以恢复有关.建议延长禁渔期、严格控制禁渔结束后的捕捞强度等措施来提高禁渔效果,并采取恢复江湖联系、保护重要渔业水域水质、实施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等措施来配合春禁制度的实施.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和保护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对长江禁渔效果的准确评估还需要长期监测和深入研究.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DEA模型、ESDA统计指数及Tobit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地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技术效率高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2)全局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效率高(低)的城市相互空间邻接;局部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L-L类型主要集中在川西高原区,空间分布形态较平稳,而效率H-H类型主要分布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并逐渐向绍杭、皖江地区演化,从"一字形"转向"Z字形"分布;(3)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土地市场化是研究期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时空演变主要驱动力。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比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反N型"曲线关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RD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江上游干流春季禁渔前后三年渔获物结构和生物多样性分析

根据2000~2005年长江上游干流宜宾、巴南和万州3个江段三层流刺网的监测资料，分析了春禁前后3年渔获物结构和鱼类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对长江上游春禁效果进行了初步评价。春禁前后3年共监测到鱼类51种，隶属于3目18科（亚科）36属，以鲤科鱼类为主，占608%。春禁后，渔获物主要种类优势度有所下降，部分江段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表现出一定上升趋势，3个江段Margalef指数、Pielou指数和Wilhm改进指数有一定升高，表明种类丰富度有所提高，群落结构趋于复杂，春季禁渔有一定效果。春禁前后渔获物种类的波动，可能与这些种类种群数量少，难以采到有关；春禁后主要种类平均体长、体重仍表现出下降趋势，可能与过度捕捞及资源在短期内难以恢复有关。建议延长禁渔期、严格控制禁渔结束后的捕捞强度等措施来提高禁渔效果，并采取恢复江湖联系、保护重要渔业水域水质、实施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等措施来配合春禁制度的实施。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和保护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对长江禁渔效果的准确评估还需要长期监测和深入研究。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省际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将中国30个省市分为八大区域,基于2007～2017年省际物流业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ESDA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时空差异和空间收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剔除了管理无效率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后,全国GTFP均值下降至0.985,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部沿海区域的GTFP值上升,长江中游、东北、西南、黄河中游区域的GTFP值下降;(2)在时间差异上GTFP指数分三个时段,2007～2012年,GTFP指数大于1,2012～2014年,GTFP指数小于1,2014～2017年,GTFP指数大于1,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3)全国各省市间物流业GTFP全局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区域体现出了正相关拉动作用,北京、天津、山东始终是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带动地区。全国物流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4)我国物流业GTFP水平呈现"M型"波动变化,最后逐渐趋于收敛态势。八大区域可分为两类,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区域趋于收敛态势;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区域趋于发散态势。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