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能力与可持续发展

相对于传统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目标与内容上更具有公共性和长期性的取向。从而使政府能力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原则为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和走向“帕累托改瞢”提供了思路，并决定了政府能力的核心是制度供给能力。为了充分发挥政府能力。制度安排应遵循市场优先、地方政府优先、公众参与、遵循法治四个原则。     

制度模糊性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

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频发并呈现出迅速累积和扩散的趋势。制度模糊性为政府和强势集团对城镇化利益进行策略性分配提供了行为空间,成为城镇化利益分配冲突的制度根源。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主导力量的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获利机会进行城镇化运动的动机,成为积极谋取城镇化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失灵,中央政府对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利益诉求都会落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资本投资者等利益主体有着采取策略性行为的动机和能力。由于他们在城镇化运动中存在着狭隘的共容利益,他们更容易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形成非正式的利益联盟,来谋取城镇化收益而转嫁成本。因此,社会冲突的有效治理需要加速制度变迁以促进制度系统与城镇化的有效调适,明晰制度规则以压缩强势集团策略性分配城镇化利益的行为空间,减少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过度干预以促进城乡社会的自然融合,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实现社会冲突的动态治理。     

加大行政奖惩力度是中国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吗?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单位GDP能耗、SO_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等节能减排指标均实现了国家规划目标,这与"十五"计划三项指标均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现有研究对此的解释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不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研究将环境绩效改善的原因完全归于行政奖惩所体现的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对节能减排绩效的积极影响。本文建构了以包含正式激励和非正式激励的二元委托代理激励模型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利用基于717名不同级别官员的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与约束性指标相关的正式制度中规定的11项奖惩措施所产生的激励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力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体现为顺应中央政府导向和上级领导注意力所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力度产生了显著影响。非正式制度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在第一条路径中,官员压力是中介变量,即非正式制度产生对官员压力的影响,官员压力又进一步影响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在这一路径中,晋升偏好、服从偏好为正向调节变量,正式奖惩的执行严格程度为负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官员晋升偏好越强、正式奖惩执行严格程度越弱,非正式制度激励对地方官员压力的影响越大;官员服从上级偏好程度越强,官员压力对环境治理行为力度的影响越大。在第二条路径中,非正式制度激励被认为直接影响环境治理行为力度,服务偏好是正向调节变量。这一路径表明,地方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偏好越强,非正式激励对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越大。本文的研究发现调和了环境政策执行领域的理论冲突,为深化对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理解提供实证证据。     

农村水利供给的非均衡性与治理制度创新

通过对湖北农田水利供给的非均衡性分析。探寻农田水利供给困境的根源。研究表明：农田水利的集体供给体制越来越难以维系。农户自我供给制加速了集体供给制的衰退；受制度环境．合伙互助供给制只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农户合作供给行为因制度短缺和资源禀赋约束而难以发展壮大。最后．文章力图提出适宜的农田水利供给制度创新思路。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环境剥夺问题

近年来我国各地大量增长的自然保护区实质上是一种环境剥夺现象。受环境考核体系与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加大自然保护区建设力度是地方政府能够采取的比较成熟的环境保护手段。但是．通过博弈模型，可以推导出．受地方财政刚性预算约束．政府在地方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中不能对环境区原有居民落实各项补偿．也难以投入必需的保护性管理费用。于是．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中．保护区居民与管理机构之间博弈形成的纳什均衡是：居民违反有关规定，尽可能延续以往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经济活动。以抗衡自然保护区建设对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济模式的压制；管理机构则实施开发性管理，以求自身努力。增加经济收入以保障自然保护区各项基础研究和管理活动。由于经营活动迎合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在目前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开发性经营管理活动。但是．由于一些制度缺陷．在这种开发性管理战略中，一些环境区变相为政府权力支配下的环境资源．并借用可持续开发管理名义进一步转变成为某些地方机构与组织的私有环境资产。其后果是使自然保护区制度偏离了政策目标，也使环境区居民丧失了传统的环境支撑作用。对此论点．研究通过对近十年地方自然保护区建设数量的情况分析予以了经验验证。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城市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不可持续城市化”和“城市不可持续化”。城市发展存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制度变迁与制度供给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可以看作是由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四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应遵循聚集利益导向、竞争优势导向、制度创新导向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博弈分析

政府管制下的水权制度通常基于全流域的整体利益对流域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者无法得知用水户的真实收益函数，以及委托一代理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通过深入分析在水权制度体系下政府管理者与用水户的行为特点。针对双方不同的行为方式。可以为政府管理者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以减少因“政府失灵”所导致的制度失效。本文从水权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出发。对政府管理者和用水户之间的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考察了在不同的政策下双方的行为变化。以及对水权制度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降低检查成本、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超额罚金以及对不同类型的用水户进行差别对待等方式．使得用水户降低超额取水的频率，以实现全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目标。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9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地方政府与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以浙江省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

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都有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实现地方可持续发展之关键。以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为个案。深入探讨地方政府与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文章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横店镇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案例来看．我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走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只有强化地方政府的能力（包括规划、资源与领导能力等）。方能培育地方良治（good governance）与支持可持续发展。     

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变革中的中国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短缺是世界面临的共同危机,是制约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瓶颈”,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关键是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文章回顾了中国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只管工程的非正式水资源管理、行政命令为主的正式制度萌芽、取水许可管理和基于水权的正规制度管理等四个阶段.尽管在确立以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体制,建立以水量分配、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为主要内容的水权管理制度和以全成本核算为原则的水价管理制度等方面成绩显著,水资源管理中仍存在水资源权属不清、水环境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今后中国水资源改革,首先应继续深化水权改革,推动水权明晰化,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其次,健全水环境权的法律法制规范,提供相关的法律保障;最后,完善部门间的合作协调机制,真正实现对水的协同管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制度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农民利益等三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接着从制度环境状况、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现存的制度安排、组织的制度变迁成本、非正式制度安排等外部制度供给方面以及产权和组织制度等组织内部制度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只要是以“三农”服务为宗旨,政府在政策上都应允许和指导合作组织灵活地创新产权制度、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其二,政府要力所能及地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些制度服务。     

Institutions, Forest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 Experiences from Indi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have argued that there are many categories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market and non-market institutions, which may prove economically efficient, specifically for public goods and common pool goods.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troduced a non-market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 known as Joint Forest Management (JFM), for forest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1990. JFM is a sharing mechanism for fores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sharing of rights and duties, control and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over forestlands, between forest departments and local user groups. By 2001, 42 000 Village Forest Committees established under JFM were managing over 11.5 million ha forestland.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proved very useful,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forest management as well as four aspects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SHD) – ecological output, income generation, villag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the long-term,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s will prove to be a foundation of SHD and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我国北方沙漠化治理的行为模式与制度安排分析

本文依据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制度安排对于实现我国北方沙漠化地区沙漠化逆转的关键意义,提出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沙漠化治理成效的根本原因。指出要摆脱治沙所面临的困境,必须加紧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问题。只有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才能有效地增加农民购买力，从而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进而保证粮食增产。我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两个矛盾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化的矛盾以及小农经济与科技化之间的矛盾。面临的两个分离是家庭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分离以及传统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利益的分离。增加农民收入的规模经济论与乡镇企业论的确有成功的典范．但是。对我国更多的农村地区来讲．不具有普遍意义。我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两个．一是符合区域特色的区域农业专业化．二是通过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将分散的家庭组织起来．以解决家庭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巨大矛盾。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

中目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受多重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提出制度创新一对农村贫困地区做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是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