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诱发的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冲突研究

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民城镇化进程中户籍非农化是必要环节之一。然而,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的成员资格标准依赖与农民户籍非农化所引致的成员资格瑕疵,征地补偿内容构成与农地权利体系的不对称性,以及征地补偿费用分配方案确定方式"村民自治为主,司法救济为辅"的内部依据标准冲突,致使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转非"成员处于劣势地位,并诱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各产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过程中,"农转非"成员要维护自身土地的合法权益,就应克服成员间原子化个体分布的特征,组建土地权益维护联盟,政府应重视并积极应对"农转非"人员的维权行为。同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关联互动,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收益分配关系,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收益分配以"地权"为依据,土地所有权补偿收益分配以"成员权"为依据。     

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研究

随着未来家庭农场数量的逐渐增加与经营土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与快速城镇化相伴随的土地征收区域不可避免会与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范围相交叉或重叠。家庭农场主通过整合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得的承包地和市场化交易获得的承包地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在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应确保家庭农场主获得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并妥善处理家庭农场主与拥有不同类型农地权利的众多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理论分析法,区分点状征地、线状征地和面状征地三种不同情况,分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的后期生产经营影响,在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框架下,深入剖析了家庭农场土地征收涉及的农地权利类型。然后,构建起家庭农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理论模型,以及家庭农场主、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等权利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家庭农场主根据自有土地、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的土地、通过土地退出获得的土地所占的比重以及不同类型土地权利所对应的价值标准分得相应的征地补偿收益;政府通过税收参与征地补偿收益分配;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土地所有者身份依法分得相应比例的补偿收益;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收益为承包经营权价值扣除其让渡给家庭农场主的农地权利价值后的剩余部分。最后,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1做好家庭农场发展规划;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并将间接损失纳入补偿范围;3建立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土地的征收补偿收益分配机制;4保障抵押权人(金融机构)对征地补偿享有优先受偿权。     

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农民被征地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鹰潭市的实证研究

在征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征地制度的满意与否是评价征地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参考依据,但在实际征地过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意愿常常被忽视,导致农民对征地制度的不满.本文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南京市、鹰潭市两地问卷调查得到相关数据,并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被征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非农收入比重、被征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地区变量等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年龄、老人及儿童在家庭中的比重、土地所有权归谁所有和征地权由谁决定等因素都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用.农户在征地过程中是否具有谈判权则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征地改革仍需努力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增强征地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帮助农民积极融入市民生活、考虑到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等政策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

在已有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指数的基础上,参考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提出福利差异系数的概念,通过对武汉市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分布情况,发现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差异系数为0.255,而流转前为0.103,农户间福利差距拉大.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程度各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为被征土地占原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征地后是否安排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对补偿的心理满意度;而土地被征后的用途、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以及地均CDP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子,说明农民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可得出结论:对农民福利补偿不能单独采用货币补偿,两应采用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工作机会、增加培训与教育机会等复合补偿方式;只有采用复合补偿方式,才能既增加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又有利于减小彼此之间的福利差距.     

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福利变化测度与可行能力培养——基于天津市4区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天津市武清区等4个区385份被征地农民调查样本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方法分别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状况进行了对比测度,结果显示天津市被征地农民总体福利水平提高,其中防护性保障、住房、社区生活评价值比征地前增加;经济收入上升,但同时支出增加,使得经济状况评价值下降;农民心理感受评价值降低。主要政策建议:政府应努力提高被征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社会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生计;社会保障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让被征地农民真正受益;政府可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增加就业岗位,同时鼓励和扶持被征地农民自主创业,逐步适应城市竞争。     

健全征地管理机制问题探析——基于禧村的访谈研究

本文通过深入禧村实地调研,掌握了一线素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该村的土地利用情况以及征地程序,由此对禧村的征地情境进行了分析,指出禧村征地补偿过程中存在主从关系,相关利益方重实利、轻程序,征地过程中的越轨行为彰显,监督及协调机制欠缺以及农民的相对剥夺感攀升。有鉴于此,文章提出成立征地委员会、征地前召开征地工作动员会、搭建对话机制、明确监督机制等建议。     

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初探——以油气田资源开发为例

油气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资源所在地为国家建设输出了大量的能源，本地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处于落后状况，导致目前资源所在地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以油气田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现状为例，指出目前的利益分配中主要存在资源所在地税收分配收益少、开发带来的生态污染补偿缺失、油气田项目征地补偿过低、资源开发没有促进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益向资源所在地倾斜、实行生态补偿、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和资源就地转化的政策建议。     

“三权分置”对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影响探究

由在梳理"三权分置"提出过程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三权分置"和"两权分离"的主要差异;根据"三权分置"的政策要求及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特点,从实物指标、征地补偿对象及标准、生产安置等方面重点分析了"三权分置"对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带来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江苏省征地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调查

现行征地制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从本质上决定予以集体土地产权特征为核心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基于此，从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人员和农民两个不同的视角。对江苏省征地制度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围绕着征地制度的实施状况。广泛涉及到政府的规划及用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认知和农民生产、生活等与征地制度实施效果紧密联系的制度环境现状。通过分析和总结二者的内在关联。对征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的成本收益分析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农用地征收以满足各部门各方面的用地需求,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农用地使用权征用.长期以来,农用地使用权征用补偿偏低及补偿不到位,使农用地使用权主体农民的权益受损而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本文在区域问卷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解求和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研究方法来分析湖北省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的成本收益并进行相应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区农民由于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两年每公顷耕地的成本收益差额分别为:武汉市江夏区是16 652.20元/hm2,新洲区是29753.82元/hm2,麻城市是35 602.06元/hm2,平均值是26 255.77元/hm2.测算结果说明在农用地使用权征用中农民负担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存在显著的差距.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长江三峡工程用地特点的基础上。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耕地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应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耕地占补平衡问题。进而探索耕地补偿制度实施的新途径和新方式。应在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将“以地补地”和“缴费补地”的方式相结合。既通过土地整理．在提商土地质量的前提下增加耕地的有效面积：又要落实耕地开垦费．扶持库区的土地整理。从而使库区的耕地占补制度顺利实施。     

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JP2〗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退耕还林(草)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研究——以西部黄土高原地区为例

生态补偿措施是退耕还林（草）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以退耕还林（草）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实施情况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生态补偿机制：首先，建立退耕还林（草）的补偿组织体系；其次。以退耕还林（草）所造成的农民机会成本的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根据工程的进程和资金的投入情况．可将生态补偿划分为基本补偿、产业结构调整补偿和生态效益外溢补偿三个阶段；第三，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所需的时间来确定补偿年限；最后提出退耕还林（草）的补偿方式及可能的资金渠道来源。生态补偿计量方法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长江上游山丘区土地承载力研究与评价——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

我国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国家，耕地有限且以山丘坡耕地为主，协调人地关系非常重要。以四川省宜宾市为例，通过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和人口数量预测模型的建立，采用环境容量等级系数计算和等级划分方法，对基于水土流失和生态工程建设作用下的长江上游流域山丘区土地利用类型与格局的变化及其它人类活动对土地承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宜宾市土地资源的生产潜力在2010、2015、2020年时总体上都能承载3种生活类型条件下的人口数量，3种生活类型下的容量等级基本都在“3”以上，即达到“满足”水平，并呈现出向“富余”水平提高的趋势，这表明尚具有较大潜力和空间的土地承载力是宜宾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驱动因素，人类活动对土地承载力产生的影响在可承受的生态阈值之内，为长江上游流域及我国广大山丘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区域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     

跨界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困境与对策

公平合理利用原则是国际水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内涵体现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即各国有在其领土内利用跨界水资源的权利,同时又要承担不剥夺其他国家在其领土内利用跨界水资源的义务和不对跨界水资源进行损害和浪费的义务。从理论上看,对保护跨界水资源及协调跨界水资源利用冲突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目前尚存在评价标准不明确、保障制度不完备等内在缺陷,以致其在实践中经常陷于难以适用的困境。要摆脱公平合理利用原则的适用困境,应以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理为指导,进一步明确“公平合理利用”的评价标准,厘清必要的用水优先权顺序,使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应建立起受益补偿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损害预警制度等有利于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实现的保障制度。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