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研究

企业绿色管理已有研究将制度和技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忽视了绿色管理是对制度和技术压力的反应,两种压力同时并存甚至相互影响.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要求在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时,整合制度和环境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已有文献普遍强调作为强制性制度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而较少关注制度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通过对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和技术压力相互关系的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制度与技术情境的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模型.企业绿色管理战略是制度压力和环境技术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制度压力的反应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而企业所处的制度情境也影响到其对技术压力的响应方式.针对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现状,本文为制定有助于清洁技术采纳和扩散的环境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国外研究综述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环境管理绩效对国家环境保护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章从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环境管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环境绩妓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绩效的测量与评估等四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思路,问卷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方法是得到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在研究结论上学者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树立源头治理的环境管理理念、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是较为一致的观点.未来的研究应加强数据的真实性,并且需要在对比性研究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单位排污费及其年度增量分别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以Tobin-Q值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多种控制变量,采用格兰杰(Granger)检验和OLS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单纯的环境末端治理行为并不一定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由此引起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明确。但积极有效的环境预防管理则可带来环境和财务绩效的共赢,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可能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研究结论说明,在我国当前环境信息披露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财务报表中的排污费不啻为研究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结论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预防管理,从而保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优势。     

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因素与绿色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间绿色共生合作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变量分为：承诺、信任等5项基础合作变量：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绿色合作意愿等7项特定合作变量。本研究通过对辽宁省沈阳铁西工业新区1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22份有效问卷。在此基础上，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包对上述研究中的基础合作变量和特定合作变量对企业间的绿色合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方程路径图。研究结果表明，所设定的5个基础合作变量和7个特定合作变量与企业间绿色合作绩效所设定的5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证实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从而为探索企业间开展绿色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政治嵌入、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

当前需要充分调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更需要清楚识别不同类型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文章以6 14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其次,基于外部视角,实证检验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再次,从内部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政治嵌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进一步检验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联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企业政治嵌入和外部融资均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且对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2)企业政治嵌入能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对绿色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3)企业政治嵌入与外部融资对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联合调节作用,即高政治嵌入、低融资约束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有效。这意味着,经济的绿色复苏离不开有效的环境规制,要尽可能降低外部融资约束来满足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在提高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需要提高企业的政治...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机制

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分析其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高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2)根据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规模较大企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冲击更为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宏观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这意味着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货币政策的扩张而增大、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减小。因此,该...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何种环境战略生态产生企业高绿色创新绩效?——基于SSE框架的组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在逻辑层面存在根源性差异,如何实现环境战略逻辑融合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该研究以长三角及珠三角工业经济带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供应链压力-战略柔性-管理者环境认知”分析框架并构建“绿色创新细胞模型”,结合NCA和fsQCA方法,运用动态视角探究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复杂因果关系及演进逻辑。研究发现:①近年来中国企业环境战略生态中“反应”与“前瞻”的逻辑权衡混合使得环境战略边界融合,双元混合主导型逐渐呈现出对绿色创新促进性更强、适用性更广的战略优势。②供应链压力中环境规制与竞争压力对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作用呈减弱趋势,而以市场压力为主导的单一驱动力的有效性正逐步凸显。③战略柔性与管理者环境认知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二者互补形成的绿色创新内在驱动力可近似替代外部供应链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但若二者无法协调甚至相矛盾则会对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产生抑制作用。文章引入时序fsQCA方法,探究环境战略要素的多元组态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动态驱动作用。     

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近年来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大量证据已证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生态、社会和经济职责和谐过程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提高工程绩效、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非常关键。本文阐释了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主要成分、分析层次及主要类型等维度,指出社会资本的主要成分包括网络、规范、制裁,分析层次包括个体、中观、宏观,主要类型包括结合型、沟通型、联系型;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关系的国际研究进展,阐释了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影响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分析了社会资本与适应能力的关系,简要介绍了国际上理解和研究社会系统与关键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思想框架。最后,讨论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经济与环境发展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国内外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多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章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形式进行了探讨。在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3种表现形式:①对投入产出模型、非线性的扩展型生产函数及新古典经济模型等经典模型进行了应用研究;②以协调发展指标、环境承载力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评判;③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未来对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应该注意:通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相结合的方法来减少环境数据欠缺的限制;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注重探究经济与环境背后作用机制;通过拓宽环境指标、模型改进、改变内生缺陷等方式来完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Environmental Comedy: No Impact Ma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Green Identity

“No Impact Man” (NIM) Colin Beavan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media attention and a good deal of criticism for his year-long experiment attempting to live making zero net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Whereas Beavan's critics dismissed the project as a mere publicity stunt, this essay reads the NIM blog, book, and documentary film as a compelling performance of green identity in the comic frame. This performance—which links private consumption to ecology and community, and emphasizes flaws, foibles, humor and humility—offers an appealing invitation to engage in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I argue that comedy is a useful rhetorical tool for addressing global warming, as it enables us to see ourselves not as helpless victims in a tragic doomsday scenario, but as imperfect actors who are both guilty contributors to the problem and agents responsible for its amelioration.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绿色生态住宅小区环境性能评价研究

建立一套标准的、适用的和可操作的绿色生态小区环境性能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了推广和发展绿色生态小区的必要条件。本文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从住宅小区的水环境系统、气环境系统、声环境系统、光环境系统、热环境系统、能源系统、绿化系统、废弃物管理与处置系统、绿色建筑材料系统、小区智能化系统、开发系统和管理系统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进行确定，应用灰色系统评价方法对住宅小区环境性能进行评价．通过具体实例证实模型是科学和实用的。     

异龙湖沉水植物分布格局与水环境因子相关性研究

异龙湖为中国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处于草型向藻型湖泊转化节点上的典型高原湖泊,因历史原因,异龙湖东西湖区水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可较好的代表云南高原草型及藻型湖泊类型,因此研究异龙湖的沉水植物时空分布与水环境因子关系,对于我国高原湖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且自1980年以来异龙湖沉水植物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异龙湖开展为期一周年的水环境因子及沉水植物调查,对沉水植物分布格局及其与水环境因子之间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异龙湖的沉水植物研究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并探索异龙湖沉水植物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为沉水植物恢复提供数据及技术支撑.结果表明:东西湖区沉水植物的群落结构具有显著差异,西湖区小茨藻(Najas minor All.)、狸藻(Utricularia vulgaris L)、轮叶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等为优势种,东湖区篦齿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 L)、狐尾藻(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L)为优势种,且西湖区沉水植物的生物量及物种丰度显著高于东湖区.通过相关性分析看出水深、透明度、溶解氧是影响异龙湖沉水植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总氮、总磷、氨氮及pH是次要影响因子,异龙湖在现状条件下恢复沉水植物应针对不同湖区恢复采用不同的恢复策略,选择不同的沉水植物种类开展恢复工作.     

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动态评价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构建了淮河流域水环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评价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实证分析了2000-2010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趋势,揭示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动态变化的动因,并对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优劣进行对比分析。评价显示,2000-2010年期间,沿淮四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按提升速度排序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和安徽,按相对管理绩效水平排序依次为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其中2000-2005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最高,且绩效指数年均增长率最快;2005-2010年期间,江苏省水环境管理绩效水平仍然最高,而山东省绩效指数年均增长最快。研究表明,水环境管理绩效指数受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