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多样性对农户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以陕南秦巴山区为例

为了识别农户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引导农村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基于陕南秦巴山区2020年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分析了收入多样性对该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根据农户生计策略的不同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能源消费结构中,商品能源占主导地位,生物质能源占重要地位,清洁能源消费则有待提高。②收入多样性对商品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消费有促进作用,对生物质能源的消费有抑制作用,且这一趋势在非农型农户家庭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可通过发展第二、三产业,完善并改进现有能源政策等方式实现陕南秦巴山区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     

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

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滨海旅游背景下任家台村渔民的适应模式主要有旅游主导型、渔—旅兼营型、务工主导型、混合兼营型4种类型。②4种模式的生计资本相比,渔—旅兼营型混合兼营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低,与其他3种相差较大。③影响因素方面,在滨海旅游业发展与生计资本不同环境要素的影响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和结果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结构和滨海旅游业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影响到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结果,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的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能否获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住房情况等因素正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负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家庭是否有男性成年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能否获得物质支持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15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了我国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基于文献探讨,选择5类解释变量、7项指标数据,使用Eviews9.0软件,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等方法逐步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实证研究各因素对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分析内在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地区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对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水平无显著影响;(2)地区人口规模、互联网发展水平影响弹性系数较大,为主要影响因素。     

高铁对旅游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影响——以京津冀为例

基于产业集聚和扩散理论,使用双重差分法对我国京津冀地区1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定量分析了高铁对旅游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影响以及高铁效应的年度变化趋势。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降低京津冀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促进旅游产业扩散,且这种高铁效应呈现逐年增强的变化趋势;高铁开通一段时间后,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旅游产业向边缘地区扩散,促进边缘地区旅游产业集聚。     

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及路径选择——基于广西那坡县352户旅游脱贫户的实证研究

边境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性,参与旅游是边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基于SLA框架,构建旅游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物元模型测评旅游脱贫户生计水平,并基于波士顿矩阵分析法提出其可持续生计路径。结果发现：(1)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处于维持基本生计级别,离生计可持续目标存在较大差距;除人均住宅面积外,其他指标均成为旅游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桎梏。(2)基于五大生计资本,可将边境地区旅游脱贫户分为明星、金牛、金象和潜力4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旅游脱贫户可通过不同路径实现可持续生计。其中：明星区域的旅游脱贫户以“脱贫户主导,政府配合,企业支持”为路径;金牛区域以“政府主导,脱贫户参与,企业合作”为路径;金象区域以“政府主导,脱贫户参与,企业协同”为路径;潜力区域以“政府帮扶,脱贫户配合,企业援助”为路径。     

旅游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及空间分异特征——以敦煌市莫高镇为例

构建纳入旅游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1550份农户调查访谈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旅游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采用K-means聚类、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刻画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和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贡献最高,自然资本的贡献度最低。(2)莫高镇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地理区位具有较强的耦合性。(3)莫高镇农户生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现象,局部表现为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集聚,高低值差异明显;金融和自然资本主导高值集聚,旅游和物质资本主导低值集聚。     

市场竞争、市场化进程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市场竞争、市场化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偏误,并且分析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全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且效率按照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递减。(2)市场竞争显著负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市场化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3)市场化在市场竞争和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市场竞争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就越强。(4)市场竞争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在东、中、西部并不存在显著异质性,市场化在中部地区不具有调节效应。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了吗？——来自山西省的实证检验

县域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主要阵地,对于全域旅游发展十分重要,探索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西省30个县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比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具有更高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2)山西省晋北地区的县以及经济规模一般的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更显著;(3)旅游经济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涉旅投资规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完善公路交通路网等途径来实现。据此,提出山西省县域应继续坚持走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等方面持续投入。     

基于STIRPAT模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研究——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结果发现:(1)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2)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影响因子不同:纯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收入构成相关,一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相关,二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相关;(3)相比不分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能深入客观揭示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实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甘肃省的经验检验

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困境。由于经济落后,欠发达地区城镇实力弱小,城镇化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复杂。利用甘肃省2006—2012年78个县级面板数据,采用ESDA方法及空间面板计量,测度甘肃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论为:1从时间维度,2006—2012年全省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城镇化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从空间维度,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但城镇化率空间集聚程度弱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HH"型和"LL"型集聚为主;而城镇化集聚特征以"LL"型为主,集聚程度变化不明显。3应用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两者的关系,发现甘肃省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不密切,需要针对各县区实施不同的城镇化方略。     

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的家庭结构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家庭结构影响人们的旅游消费,了解家庭结构与旅游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长沙市居民为例,从旅游消费指标和旅游偏好指标两方面比较分析了不同家庭结构群体的旅游行为特征,发现不同家庭结构群体在出游时段和交通方式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不大;在出游次数、现实旅游花费和年旅游意向花费方面差异明显;在旅游支出比重、出游空间、出游动机、旅游目的地偏好、信息渠道、出游方式等方面呈现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特点.     

中国西部地区体旅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研究

为探寻中国西部地区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其数字化影响,采用2012—2021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ESDA方法、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体育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体育产业,二者有较高同步性;(2)西南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四川、陕西和云南位于发展前列;(3)体旅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较低,多数处于起步阶段,但融合度在不断提高。另外,不同省份间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西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4)体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聚集特征,且聚集程度表现出增强趋势;(5)数字化发展对体旅融合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据此,从空间交互、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政市结合4个方面提出优化体旅融合发展的建议。     

长江中上游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赤水河和长江洪湖段233名退捕渔民为调查对象,基于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从家庭禀赋、政策认知、政策执行三个维度构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家庭禀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家庭禀赋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路径系数来看,家庭禀赋、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三个维度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分别是0.264、0.198和0.435;从中介效应来看,家庭禀赋通过政策认知间接影响政策满意度。基于此,本文认为建立多元化禁捕补偿制度、确保按时发放补偿资金、切实提高退捕渔民受教育水平、积极开拓渔民转产转业渠道可以进一步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效果。     

旅游偏好是否可以促进国际旅游消费？——基于中国旅游调查的实证研究

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利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全国性的国民旅游休闲调查数据,分析了旅游偏好与国际旅游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运用最小二乘加权回归模型（WLS）研究了旅游偏好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以及旅游需求在旅游偏好与旅游消费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对于国内旅游,旅游偏好通过旅游需求的中介作用对旅游消费产生正向作用,即消费者对特定旅游活动和目的地的偏好驱动了他们对国内旅游的需求,从而增加了国内旅游消费;(2)对于出境国际旅游,在交易效用和损失厌恶效应的影响下,旅游偏好通过国际旅游需求的中介作用对国际旅游消费产生正向影响作用,但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中国西部城市无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有正向促进作用;(3)男性和女性在旅游偏好和旅游消费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新冠疫情影响下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基于张家界的实证北大核心

开展新冠疫情冲击下野生动物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是当前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基于SLA分析框架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模型,选取张家界市4类典型大鲵养殖农户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生计能力突出的大鲵养殖农户能够主动适应风险完成生计转型,生计能力脆弱的大鲵养殖农户被动抵抗风险或退出养殖。(2)大鲵养殖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类型有生计资本风险、政策风险、生计策略风险、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社会因素干扰比自然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3)大鲵养殖农户可持续生计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生计资本有限、扶持政策延续性不够、产品宣传不到位、市场不稳定和产业创新不足等问题。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DEA和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资源、区位与经济增长——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

将区位因素纳入到资源诅咒效应的探讨中,通过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距省会城市的偏远度和距区域中心城市的偏远度进行计算,并将两者加入到资源诅咒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中,对该地区20个资源型城市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总体呈现出距省会城市偏远和距区域中心偏远的现象。从省份情况来看,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从城市类型上来看,森工型城市偏远度最大,钢铁型城市偏远度最小。将距省会城市偏远度和距区域中心城市偏远度加入到资源诅咒效应的面板模型中仍能得出资源诅咒存在的结论,并且两者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呈现负相关,说明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区位偏远程度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效应。从两者比较来看,距省会城市偏远度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大于距中心城市偏远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中,制造业水平、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开放程度则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