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企业转移行为胁迫效应干预因子的分析与检验——以资源枯竭型企业转移为例

我国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所产生的胁迫效应,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分析了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胁迫效应的作用机理,运用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的煤炭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通过回归对胁迫效应的干预因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环保投资水平、技术水平和企业发展方式水平对资源枯竭型企业跨区转移行为的胁迫效应有着显著影响,并且干预强度依次降低;环保投资水平、企业发展方式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弱化环境胁迫效应,而转入地的第二产业比例上升和环境规制强度增大会强化环境胁迫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视角,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它们产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均处于抑制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需要协调环境规制的惩罚—激励作用,合理引导公众环保诉求,才能有效刺激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     

企业环保数据造假不妨直接入刑

正企业环保数据造假已成为近年来环境领域的焦点。不久前,环境保护部督察组对18个城市展开的空气质量专项督察发现,多地存在"散乱污"企业或企业群违法违规复产情况,还有一些企业在线监控数据造假。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是环保监控的"千里眼",由此形成的环保监控数据,是研判环境形势、预测发展走向、制定应对措施、进行环境决策的基础和重要依据。但是,企业如果对环保数据进行造假,那么将直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实现双赢吗?——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两控区政策下本地与邻近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及邻近环境规制与本地企业生产率均呈"U"型关系;两控区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生产率,非两控区则反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效应,为政府针对两控区、非两控区精确定制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交互因果关系研究——基于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技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复杂而紧密的交互因果关系,如何加快两者融合发展,构建区域经济环境协调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基于国内2011—2019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的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多空间收敛交叉映射模型,在区域间高新技术企业共聚水平测度基础上,从“被共聚”和“向共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间的交互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各不相同,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方面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被共聚”水平提升,且后者的影响程度略高于前者,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仅受高新技术企业“向共聚”的正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两者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无显著因果关系。本文聚焦异质性环境规制与高新技术企业共聚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共聚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下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动因与阻力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问卷调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营。企业应如何适应规制、采取何种环境战略,使其在绿色经营中发挥作用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环境规制下重污染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阻力与动因进行研究,明确了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阻力及主要驱动因素,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环境规制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研究综述

<正>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动,但也有不[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下区域创新环境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了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运用Tobit方法,从区域创新环境角度研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虑环境规制的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区域创新环境中制度环境、高新技术产业溢出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规制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FDI溢出、产学研合作溢出对其影响是负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环境、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直接支出、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税收减免、人力资本存量、科技创新人才强度对其无显著影响。     

关于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框架的思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部分企业资金缩紧,难免出现逃避监管、偷排漏排等现象。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转变对企业的传统监管模式,从单纯的行政执法向行政执法与守法激励相结合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企业自觉调整结构,创新技术,发展绿色产业,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本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基础,提出构建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的基本框架由行政监管、经济激励、企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构成,并分析目前我国企业环境守法引导机制建设存在不完善问题,建议从完善行政监管执法机制、健全经济激励政策、加强企业环保意识培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间接和直接引导企业环境守法。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选取2012—2017年沪深A股披露环保投入额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环保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具有提升作用且具有一定时间的延续效应;按产权性质、行业性质差异分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仅在重污染行业显著。从政府、企业双角度给出对策建议,推动企业在供给侧改革下的发展。     

我国环保产业现状及环保企业商业模式

我国环保产业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环保企业的商业模式决定其能否建立强大的产业基础甚至成为产业主导。文章从环保产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环保产业发展历程和细分产业相关企业商业模式等角度探讨了我国环保产业的现状,并分析了环保企业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新的商业模式将培育出综合环境服务商和环境解决方案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