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体系构建探析

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事关我国基本生态安全和生态产品供给,是以空间保质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环节,推动其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对现有政策体系进行再构和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体系的构建应当以环境政策为统领,以产业政策为切入点,以土地、农业、人口、民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为重点,以财政、投资政策为保障,以绩效考核评价政策为抓手,建立起与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与长远发展相适应的"9+1"政策体系,同时,体系构建还应从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等方面着力安排。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演进及完善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平衡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12年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发展脉络显示,转移支付范围持续优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法不断优化,激励与约束机制不断健全,政策直接导向功能愈加明显,逐步体现综合补偿的特征。同时,在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资金使用等方面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本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出发,建议进一步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与其他政策的衔接,完善生态产品质量与价值相挂钩的资金分配机制,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与区域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财政种子资金的作用,打通重点生态功能区与受益地区之间的利益链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现状、问题及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当前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补偿渠道。本文总结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设计及实施现状,分析了现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设计及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及其监管的相关对策建议,以有效发挥转移支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政策导向功能,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益。     

闽西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产业生态化发展研究

在产业与生态环境矛盾日益剧增背景下,生态化产业发展是有效促进产业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阐述农业、工业、旅游业产业发展生态发展的重要性,从政策、科技等角度阐述如何更好进行产业生态化发展,从而推动旅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产业生态化研究

传统产业发展模式是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障碍,产业生态化应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内容.本文剖析了生态城市的内涵,指出产业生态化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生态城市建设中产业生态化的形式和基本思路,最后提出推进产业生态化的重点工作.     

主体功能区建设与财政生态补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中国国土空间区划与规划理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实行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实现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传统的生态补偿理论来探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生态补偿模式,要充分发挥市场补偿机制的功能,同步落实主体功能区财政、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政策,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的义务,为生态补偿机制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以江西省80个县为例

发展生态产业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经,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目前为止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唯一的具有直接性、持续性和集中性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2008—2018年研究数据,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生态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生态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关性,且在江西省境内呈现出西北地区高—高集聚,东南地区低—低集聚的现象;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提高不仅会显著促进当地生态产业的发展,还会提高邻近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水平。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

按照法律法规、政府手段、市场机制的体系对中国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总结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在法律法规体系、财政制度、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生态税费制度和市场交易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尺度上的生态建设外部性问题,提出中国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的初步框架,包括西部生态补偿、生态功能区补偿、流域生态补偿和生态要素补偿等.并针对当前生态补偿面临的紧迫问题和可能的应对措施,提出近阶段中国生态补偿应该重点突破的若干政策领域.      

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气候风险、损失损害及安全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功能的同时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区内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及气候治理协同增效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从减缓和适应两个维度提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     

十三五规划建议: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1月3日发布.《建议》提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和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录,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     

大力实施生态建设 构建秦巴山区生态屏障

万源市是四川省42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一,自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以来,通过生态转移资金的投入,全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但同时,作为限制开发区,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为此,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审计监督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形势、政策和审计目标,提出审计监督的重点内容:关注化肥农药减量替代政策的贯彻落实,推动减少农业投入品污染;关注畜禽粪污、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和农膜的回收利用,推动农业废弃物生态化治理;关注耕地污染治理情况,推动产地环境改善和农产品安全;关注农业节水推进情况,推动合理利用水资源和减少农田退水污染;关注水产养殖的绿色发展,推动水域生态环境改善和水产品质量安全。同时,建立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审计路径,包括同政策跟踪审计、财政审计、经济责任审计科学有效统筹;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深度融合;以政策贯彻落实为抓手,进行长期的持续性审计;积极应用农业大数据开展审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空缺分析

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政策已推行多年,累计投入资金5242亿元,取得了初步的生态保护效果,但是也存在管理困难。根据2017年中央财政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情况,本文对全国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情况进行了空缺分析。结果表明,补偿范围已覆盖全部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存在补偿空间空缺;但是所有功能区的人均补偿强度均未达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存在较大的补偿强度空缺。最后,从提高补偿资金标准、完善补偿资金分配原则、丰富补偿渠道和探索生态补偿新方向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探索

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本文介绍国内外财政转移支付等生态补偿项目经验,对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进行梳理,剖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现有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方法、系数、权重等的建议。研究指出应结合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类型特征,建立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以典型地区森林、草原、水资源为例提出分类生态补偿政策建议;从税收、准入等角度提出支持政府有效管理、促进生态产业与民生改善的政策意见;建立持续长效的生态补偿管理机制,构建生态补偿相应的配套支撑政策体系。     

环境功能区战略:以环境空间管控优化发展格局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绿色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并将"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编制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提出《关于贯彻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环境政策的若干意见》,是深入贯彻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流域水生态功能区概念、特点与实施策略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的水质管理向水生态管理转变的关键阶段,水生态功能区是实施流域水生态系统管理的基本单元. 结合区划理论的发展,对国内外区划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总结,界定了水生态功能区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水生态功能区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环境管理中的主要作用,辨析了水生态功能区与水功能区、生态功能区和主体功能区的关系,提出了水生态功能区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 结果表明,水生态功能区是开展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估、识别水生态功能和确定水生态保护目标的基本单元,具有基于流域单元进行划分、以水生态系统等级结构为主线、区域区划与类型区划相统一、陆地与水体保持一致性等特点;不同功能区在基本概念、法律和政策依据、分区目的、分区体系、分区指标和方法及其在管理中的作用等方面差异显著,水生态功能区是对上述功能区的发展、补充和完善;作为一个崭新概念,水生态功能区的实施需要从法律、机构、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全面保障,在此基础上构建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体系,支撑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保护红线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关系探讨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国土空间开发的基础依据和行动纲领。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生态安全的最基本要求,是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有效载体和保障。本文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的关系,认为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禁止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落实均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可有效地协调和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不同主体功能定位的县域空间功能区划研究

文章通过判别分析法,尝试构建一套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定位县通用的指标体系,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国土空间开发支撑条件。通过在广西10个不同主体功能定位县的实践应用,将县域空间划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空间分别小于30%、20%和10%,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空间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空间均大于50%。研究成果为全省范围推广县域空间功能区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用途管制下基本农田发展权受限的区域差异及经济补偿——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地区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测算基本农田发展受限下农民的福利损失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农民收入及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农产品主产区农业收入较重点开发区农业收入高30 929.29 元/(户·a),生态功能区农民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江汉平原农产品主产区农民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农地经营意愿也最强烈,而重点开发区及生态功能区农民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意愿较弱;② 土地用途管制对农业收入较高、农地投入较大、农地经营意愿较低、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和兼营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民的影响较大;③ 土地用途管制强度及其给农民福利带来的损失具有显著空间差异,重点开发区的管制程度最强,生态功能区的管制程度最弱,其中重点开发区农民的福利损失最大[23 839.34 元/(hm²·a)],其次为生态功能区[22 266.71 元/(hm²·a)],农产品主产区最低[14 445.58 元/(hm²·a)]。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近些年,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保护,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总体趋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仍然存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环境监测与监管困难,生态保护与恢复科学决策亟待加强,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理论技术方法、支撑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配套政策制定与实施等多方面共同努力,以确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