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国家公园——从保护地“管理”走向“治理”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建立,将使我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文章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背景下的我国国家公园定位进行了梳理;认为《方案》构建了国家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政府治理模式,并在土地权属、权责分配、资金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方面体现出创新性的思维;从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对未来国家公园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展望。     

土地产权束概念下国家公园土地权属约束的破解之道

土地权属不清、权属类型设置不当等是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区的普遍情况,由此导致保护效率低下、社区发展受限、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在确保国家公园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要求的前提下,设置并配置土地产权束以满足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诉求,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重点和难点。土地伦理认为国家公园具有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双重基本功能,且生态保护优先,据此进行功能分区。将土地产权束(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保护地役权)概念与功能分区结合,提出不同功能区土地产权束适应策略,且采取政府行政手段配置和市场交易方式对土地产权束进行配置。研究同时提出利用土地保护地役权对国家公园不同功能分区实行空间用途管制的设想,并对设置土地保护地役权的土地给予相应的生态补偿。     

国际经验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的启示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最重要类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加快国家公园立法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本文总结了国际上关于国家公园立法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现存的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立法基础薄弱、法律位阶低、法律法规不协调以及缺乏国家公园法律法规等突出问题和不足,提出我国国家公园相关立法首先应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理念和立法目的,制定出台统领各类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法律法规的上位法,以及构建体系完备、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框架,组建国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确保社区居民的基本权益和鼓励公众参与等具体建议,以期为我国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提供借鉴与参考。     

国家公园“管控—功能”二级分区规划划定方法——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科学合理的分区是国家公园维护生态系统完整稳定、实现多目标综合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各类资源的高效管护。“管控—功能”二级分区模式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的新模式,旨在实现由国土空间统一管控至园区资源分类管护的层级传导,弥补现有两区制规划粗放、难以精细化管理的不足。目前,中国国家公园二级分区实践中存在两类分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的问题,梳理两者的内涵和管控要求,发现其具有一致性、差异性和弹性三大特征。基于二级分区模式的“三性”特征,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构建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游憩适宜性和社区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提出“管控—功能”二级分区区划的技术流程。综合分析评价结果,将神农架国家公园划定两类管控分区和四类功能分区,并进一步详述人地矛盾集中区域的分区划定和规划策略,以期协调生态保护和社区、游憩利用的关系,为国家公园二级分区的划定提供借鉴参考。     

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建立至今,国外发达国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已进行了150年的探索和实践,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通过国内外国家公园建设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如下:首先,依法立园、依法治园,要依法确立基本管理制度;其次,要以体现和保护国家资源最高价值为立园之本,空间界定及规划发展要注重与之结合;第三,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为契机,规范统一我国保护地分类;第四,要把资源保护和政府管理放在首位,整合理顺保护地管理体制;第五,要突出生态保护,实行国家公园分区管理;第六,要大胆改革国家公园财政机制,创新国家公园管理经营多方参与机制;第七,实行"规划—评估"动态调整,合理规划生态旅游项目;第八,创新探索科学家、社区和公众、民间团体多方参与管理机制。     

中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是我国国家公园的主要管理目标之一。本文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尽管生态系统破碎化管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依然存在自然生境的空间整合不够、主要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覆盖不够、内部生境斑块之间连通性不佳、过度的人类活动干扰生态过程等问题。技术支撑不够、地方政府难以突破行政区域约束、央地关系不协调、地方人口布局和经济发展限制等是制约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实现的主要因素。建议技术层面要强化科研投入,制度层面要赋予国家公园管理局跨区域统筹管理的权限,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采取多元化的土地统筹机制,灵活协调生态修复与社区发展,使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最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单位体制建设的难点和解决方案

国家公园归谁管,即确定管理单位体制,明确国家公园宏观和微观管理机构的设置方式及其权责利范围,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的难点。但因为其直接关系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既得利益结构调整和权责重新划分,当前管理单位体制改革的愿景和路线图都仍不清晰。由目前的资源管理部门来主导体制改革和机构设置,易于造成激励不相容和国家利益部门化;照搬某些国家做法与我国目前存在的"人、地"约束和"钱、权"体制矛盾不相适应。因此,建议依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把握"大部制"改革契机,在中央未来设立的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大方针下,设置对全国国家公园体制下的基层管理机构进行统一行业管理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基层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则是独立设置的对国家公园范围内所有自然资源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拥有规划权、人事权、资金权、经营监管权和执法权,与相应层级地方政府形成明确的权责分工。     

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然保护地是区域灾害风险管理热点地区,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多样性决定其暴露在多种致灾因子下的承灾体多样性,使其灾害风险管理极具综合性。从国家公园管理职责、管理规划实践与科学研究热点出发,总结国家公园灾害风险管理的总体理念、共性与差异,将其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管理框架内,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灾害风险管理的三个启示：（1）灾害风险管理是实现国家公园多重管理目标的必然需求;（2）灾害风险管理要重视维持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理想状态;（3）灾害风险管理需要采用“整体”思想,在“愿景—目标—目的”的“层级式”管理目标下协调各部门,以适应性管理方式开展。     

行为分析方法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模式——以云南大山包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功能分区是集生态保护、文化服务与社区发展等目标于一体的综合性管理分区,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不合理的功能分区将直接导致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日益尖锐。我国保护地管理分区缺少一套完整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保护地功能分区主观性比较强,分区边界划定缺少科学性。在云南省大山包国家公园规划实践中,通过对黑颈鹤生活行为空间的分析,发现基于保护对象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功能分区具有有效性,对分区序列、分区规模、分区边界、保护对策等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提出荒野保护区、生态保育区、传统利用区、风景展示区、综合服务区的分区模式及其边界划定与监控方法。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法治经验与启示

国家公园建设是我国实施最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代表性举措。国家公园的有效管理和维护需要完善的法治体系作为保障。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发展,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在立法体系、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路径、限制性规定、司法保障等方面形成了全面且体系化的模式。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统一管理机构、采用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实施多元化治理等方面构建科学、高效且法治化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思考——基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实践探索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系是实现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本文总结归纳了武夷山国家公园构建综合执法体系的主要做法,分析了其在管理体制机制、依法依规治园、支撑保障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鉴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在环境综合执法中的代表性,提出通过“机构规范化、管理制度化、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不断完善国家公园综合执法体系的建议。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与保护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对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国家公园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各种补偿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特别牺牲说的扩大解释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内涵进行探讨,并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进行识别,认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消费者、受益地区、获益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以及其余相关社会主体,受偿主体应当包括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具体对象)、原住民、学术团体以及环保机构或个人、利益受损或者利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开发利用者;通过对我国现有的关于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有的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构建中存在国家公园并未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社会及市场多元主体难以参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难以划分、生态补偿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难以明确以及受益地区横向生态补偿制度难以建立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与方法,即将国家公园作为单独的受偿主体、促进国家公园生态补偿主体及方式的多样化、厘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职责、完善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和建立国家公园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关于推进太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议

当前,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本文从政府、市场和公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太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状,阐述了取得的主要成绩。从法律体系、流域规划、多方参与、资金投入机制、跨部门与跨区域协调机制等方面指出了太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强化法律保障、制定综合规划、推动多元共治、完善市场机制、开展综合协调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国家公园法律管理体制的问题及改进

国外在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领域进行了诸多国家层面整体性立法的尝试,并从立法目的角度明确了国家公园在保护地体系中的位置。而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律体制尚待建立,应制定统一的"国家公园法",并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对公众参与制度、分区管理制度进行借鉴。创设我国的国家公园法律体制,需要解决立法缺乏整体性,立法目的不协调,法律位阶较低这三个问题。     

关于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与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对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中长期存在的范围交叉重叠、多部门多管理目标影响保护效率、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日益突出等主要问题。本文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出发,结合我国国情,参照国际经验,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首先要构建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由国家公园主导、科学规划国家公园建设重点区域和规模。同时,建议适时与"大部制"改革相结合,由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管理,统一行使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由另一个部门负责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监管、生态保护等职能,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     

美国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特征及其启示

美国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 管理权与经营权分开 美国的国家公园是产权国有的自然遗产和自然状态下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为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部分靠私人或财团捐赠,门票只是作为管理手段,旨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通过构建美丽乡村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绿色振兴——基于浙江仙居国家公园经验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新时代"三农"工作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以及路径。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新目标,浙江仙居国家公园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龙头带动社区参与保护、共促发展方式转型,构建了以绿色公约、绿色资产清单、绿色货币为标志的"三绿"治理机制,与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一起初步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使乡村振兴的绿色化道路初露端倪。     

基于环境伦理的现代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构建及启示

建设国家公园是国际通行的科学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管理手段,是近几年我国自然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而科学的规划是各项工作的前提。美国是国家公园和环境伦理学的诞生地和前沿地,环境伦理在国家公园的规划中发挥了哲学层面思想指导的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环境伦理和国家公园规划的关联,解析了环境伦理指导构建的现代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特征,并以此为参考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构建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的思路:规划思想确立环境伦理观,规划目标体现伦理信念,规划举措遵守道德规范。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边界是平衡生态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界线,国家公园边界划定作为国家公园综合规划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关乎国家公园区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对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理论分析,结合对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人口与城镇化发展及区域特质等关联因素的综合考虑,提出了国家公园边界划定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家公园边界划定模型方法,并以拟建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为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在“斑块—阻力面—廊道”研究范式基础上,将原保护地基础与代表性景观纳入生态安全评估体系,并建立基于生态安全和统筹协调的方法模型,可以弥补以往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导向单一等不足;(2)识别林芝市生态斑块10块,关键廊道5条,辅助廊道11条,在此基础上进行原保护地基础、代表性景观分析,结合水体、山脉、行政边界等确定基于生态安全的国家公园基础边界,面积为1.12万km²;(3)在上述范围基础上叠加人口与城镇化、景观资源点及边防管控分析,可以划定基于协同发展和领土主权导向的国家公园边界,面积分别为1.63万km²和3.73万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