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IRPAT模型的环境压力空间差异分析——以能源消费为例

定量分析区域人文驱动力对环境的影响,对认识我国区域环境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利用STIRPAT模型,以人口数量、富裕度为自变量,以能源消费总量为因变量,应用岭回归函数拟合得到环境压力模型.以研究结果为依据.利用Mapinfo7.0 软件分别绘制人口数量和富裕度对环境压力影响的空间差异图.结果显示,不同省份间人口数量和富裕度对环境压力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各省份人口数量对环境压力都产生线性正效应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明显差异,最大者是最小者的8.079倍.富裕度对环境压力影响,有正效应或者负效应;有线性作用或者弹性作用.30个考察对象中,北京、上海、四川、新疆4个省市的富裕度二次项系数为负,这说明,在数据观测范围内以上4个省市的结果支持富裕度与环境压力间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观点;但这4个省市的环境压力并没有出现下降,这是由于各种人文驱动力影响的净效应决定了环境压力变化趋势.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环境压力的上升存在较强正效应.因此,控制人口数量的速度对改善环境压力将起到关键作用.     

基于STIRPAT模型的重庆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对减少碳排放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采用重庆市1980-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岭回归拟合得到能源消费碳排放与人口数量、人均GDP及其二次项、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水平的多元线性模型.结果表明,人口数量、人均GDP、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将引起重庆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相应增加0.963％、(0.398 +0.463lnA)％、0.059％、0.266％,其中,A为人均GDP.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对重庆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比重每增加1％,能源消费碳排放将会减少0.093％.     

基于STIRPAT模型的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为例

定量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地区能源消费碳足迹的影响对区域实现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计算了江苏省苏锡常地区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采用岭回归函数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拟合,采用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1991-2008年能源消费碳足迹平均增长速度为15.30%,能源消费碳足迹分配率以煤炭为主,石油所占比例呈波动下降趋势,天然气所占比例上升较快,能源消费碳足迹产值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②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碳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两者关系模型拟合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③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足迹之间处于相对脱钩与复钩的波动状态,从另一侧面验证了目前两者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结论。     

基于STIRPAT模型的碳排放峰值预测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利用STIRPAT模型对未来甘肃省碳排放达峰时间及峰值进行了预测。基于不同视角选取了不同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对甘肃省2005—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甘肃省碳排放趋势方程,设定基准、低碳及强化低碳3种情景模式,预测出不同情景下甘肃省2021-2035年碳排放量及碳强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下甘肃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在2032年达峰,峰值为16248.88万吨;低碳情景下碳排放总量将在2030年达峰,峰值为15560.75万吨,可看齐国家2030年前达峰目标;强化低碳情景下碳排放总量将在2027年实现提前达峰,峰值为15078.07万吨。最后,基于甘肃省省情并结合研究结果,对其碳达峰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STIRP AT模型的新疆环境压力影响因素分析 ——以能源消耗为例

以2001～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基于STIRPAT模型和lasso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新疆能源消耗的影响因素和程度。结果表明:新疆能源消耗量呈上升趋势,与人口、人均GDP、技术进步等因素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程度最高,各影响因素每增加1%,对应的能源消耗值增加接近1%。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基于STIRPAT模型

基于2006~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以STIRPAT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深入探究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从人口因素看,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弹性系数分别是1.152、0.585、-0.478、-0.230,对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人口规模增多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人口老龄化增加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正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的正效应和家庭规模的正效应明显弱于东部地区;（3）从经济发展看,在全国层面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倒N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的提升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4）从技术水平看,生活能源消耗强度和市容环境卫生费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20、-0.0168,区域差异不明显.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改进的主成分回归分析技术考察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因素对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以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为代表的人口因素和以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耗结构及碳排放强度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关键决定因子。研究结果为国家制订合理的节能减排政策、协调人地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将灰色关联分析引入到云南省的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中,利用云南省多年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和环境污染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索现有能源消费结构和其环境影响的内在灰色关联,确定各行业能源消费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环境质量关联程度最大,是影响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因素。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对环境质量影响相对较小的行业。     

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将灰色关联分析引入到云南省的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中,利用云南省多年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和环境污染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探索现有能源消费结构和其环境影响的内在灰色关联,确定各行业能源消费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与环境质量关联程度最大,是影响环境质量最重要的因素。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对环境质量影响相对较小的行业。     

2000-2009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版碳排放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安徽省2000年-2009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安徽省能源消费由2000年的4878.82万t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8895.90万t标准煤,平均年增长率为6.9%,其中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9%以上;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由2000年的4107.48万t增长到2009年的8536.12万t,其中在各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中原煤的碳排放量最大,占总碳排放量的77%8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低于全国平均碳排放强度,但高于全球和美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得出碳排放量与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呈现高度相关性。     

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为探究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影响,于2017年10月在鄱阳湖入口、出口及湖区布设20个采样点位,开展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表层及垂向分布特征调查,评价其潜在生态风险.利用¹³⁷Cs和²¹⁰Pb计年法推算出鄱阳湖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并结合柱状分层样品重金属含量,得出具体年代的重金属蓄积特性.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到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演变与总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6种社会经济指标的多元非线性模型.结果表明：（1）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Cu污染最为严重且生态风险程度最高, 地累积指数为“强”或“中-强”污染范畴,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47.25,属于“中等”生态风险.整个湖区的总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平均值为107.07,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总体处于低生态危害水平.（2）1988~2017年总人口数量是影响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和Cu污染的最主要正向因素,其他正向因素为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及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所反映出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及环保研发投入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Cu污染具有负相关关系.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情景分析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之一,因此节能减排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缓和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突出贡献。本文将情景分析法与投入产出法相结合,建立了基于投入产出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情景分析模型,模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下中国2020年能源消耗及其CO2排放情况。然后,对中国节能减排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到了有关结论,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信息熵的城市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分析——以无锡市为例

受能源赋存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能源消费结构往往存在很大差别,对其结构演变很难用一个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论文通过信息熵的引入,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和结论。对无锡市1990～2002年间城市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熵值演变特征进行动态分析后发现,1994年前后,无锡市城市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信息熵的变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特征,并且与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及人均能源消费总量变化高度相关。在深入分析其演化特征和原因的基础上,对无锡市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化方向作出了展望。     

基于GMM模型的山东省能源消费主要驱动因素分析研究

山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更是能源消费最大的省份.本文运用广义矩阵模型(GMM)对2000-2014年间山东省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各驱动因素中人口规模影响最大,其次为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产业比重,对外贸易与GDP增长影响较小且都为负效应.因此,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合理控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水平.本文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深入研究山东省能源消费的主要驱动.     

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对本国能源和环境产生直接作用,还对贸易伙伴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造成间接影响。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将有助于从全球维度上理解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准确界定中国在节能减排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冲击下,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小幅上升,并在2年后达到最大,但长期趋近于0;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表现为正向响应,而印度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显示上升和下降,体现出两者在外部冲击下具有异质响应特征。与中国相比,美国经济增长冲击将大幅提高全球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其影响程度大约为中国的6倍,可见美国在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国际传导渠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自下而上"的CO_2排放计算方法,对1995—2014年中国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量进行测算,从动态视角分析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及旅游接待人次、人均旅游收入、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和旅游交通CO_2排放占比等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特征,并基于STIRPAT模型对旅游业CO_2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各区域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不同区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人均旅游收入对中国旅游业碳减排压力的弹性变化区间最小,仅从0.156变化到0.287,旅游交通CO_2排放占比的弹性变化区间最大,其CO_2排放占比每提高1%,东部地区旅游业CO_2排放总量将提高0.239%,而中部地区仅提高0.013%;旅游业CO_2排放强度是抑制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研究期内,分析结果不支持倒"U"型环境Kuznets曲线的观点.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调控对策.     

基于时空尺度的中国省级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公平性分析

为深入了解各省级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差异性和公平性,论文通过对基尼系数内涵的扩展,构建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计算1996-2008年能源消费碳排放的生态基尼系数和经济基尼系数,结果表明:从生态角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不公平程度逐渐减小,但仍然处于"高度不平均"状态;从经济角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不公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位于"相对平均"区间。同时,提出经济贡献系数和生态承载系数以评价2008年各个省级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公平性和差异性,利用贡献系数矩阵对各个区域进行类型划分,阐述各个类别的特点,以期为国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能力。     

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研究

利用协整理论和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GDP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GDP和能源效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和GDP在长期内存在较强的双向正向效应;中国GDP在长期内对能源效率将会产生较强的正向效应,而能源效率则对GDP存在微弱的负向效应。     

基于灰色模型GM(1,1)的河南省能源消费预测

本文选取河南省2004-2012年能源消费量作为样本数据,建立了基于灰色模型GM(1,1)的河南省能源消费量预测模型,并预测了河南省2013-2020年能源消费量,2020年预测值41071万吨标煤,比2012年增加73.68%。结合河南省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提出了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及能源结构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农户生计的乡村能源消费模式研究——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

为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及能源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论文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陕南金丝峡乡村旅游地为例,通过入户调查与访谈,构建能源消费-生计多样性模型对农户分类,基于用能多样性矩阵与效益评估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用能结构及其综合效益,继而依据灰色关联分析,识别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主要生计资本因子,并总结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参与旅游经营与不参与旅游经营的两大类农户中,农户用能多样性水平随生计多样性水平的提高而上升;② 与非旅游经营户相比,旅游经营户商品能源消费大幅增加,新型能源迅速推广,传统能源消费有所降低,能源消费模式向优质化和商品化发展;③ 不同类型农户用能综合效益差异明显,旅游经营户用能综合效益(16.96 元/kgce)明显大于非旅游经营户(13.53 元/kgce),表明旅游经营户从能源消费中获益更多;④ 促使农户能源消费模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物质、人力和金融三大生计资本.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策略的变化,并成为农户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重要驱动力,最后为进一步改善环境政策和优化能源利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