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高管薪酬激励、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环境绩效——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

以2015—2020年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激励有利于环境绩效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2)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不低于0.292时,高管薪酬激励才显著促进环境绩效;当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超过0.458时,促进作用得到强化。(3)高管薪酬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成立,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4)相较于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高管薪酬激励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只在重度污染行业企业中显著,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在其中充当中介。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石化行业VOCs排污收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5—2019年中国石化行业3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当期环境规制对后一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从而验证了中国石化行业“波特假说”的存在。此外文章还发现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均支持“波特假说”,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文章认为促进石化行业的绿色低碳发展,需进一步加大石化行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实施力度、促进石化行业企业的科技投入并注重区域差异。     

经济增长目标、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绩效,还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本研究借助中国200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经济增长目标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剧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在“硬约束”情形、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环境目标会弱化这种负向作用。本文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微观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并为地方政府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好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本文立足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实践,分析了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2—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均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但是费用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特征。(2)异质性检验表明,费用型规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均GDP较高省份以及第二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工业绿色转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3)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提高末端治理技术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渠道。(4)研究还发现,费用型规制对高能耗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粉尘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投资型规制对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抑制效应更明显。(5)随着工业绿色转型程度的不断提升,双重市场激励型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边际效应先后呈现“L”形骤降特征。因此不断优化与创新环境规制手段,才是持续推进工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与价值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上市企业经验数据

利用2010-2014年国内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政府环保数据,探究企业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就目前而言,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企业价值之间仍然为负相关关系,并未实现由环境规制刺激研发水平提升而引起的收入弥补环保成本的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下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动因与阻力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的问卷调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已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营。企业应如何适应规制、采取何种环境战略,使其在绿色经营中发挥作用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环境规制下重污染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阻力与动因进行研究,明确了企业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的主要阻力及主要驱动因素,分析了其中的内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知晓银行的借贷秘密”——绿色信贷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论坛

5月15日,创绿中心举办了"绿色信贷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论坛。论坛以"公众如何监督银行是否把钱贷给破坏环境的企业和项目?银行是否要公开与污染企业相关的贷款信息,是否有相关法律的支持?"等内容为主题,介绍和探讨了如何通过绿色信贷政策等金融杠杆遏制环境破坏、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并对当前绿色信贷的政策体系、行业环保绩效评     

环境规制、FDI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超效率SBM-GML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08-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并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值不断提高,但上中下游之间差异较大;FDI显著促进了本地绿色创新效率,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三类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均有正...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是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本文基于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为切入点,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和2002-201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平均提升了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0.883项,绿色实用专利0.465项;②事件分析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着“先增后降”的倒“U”形关系;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显著增加了企业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排污费,但与政府环保补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④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更有助于非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企业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并且其绿色创新效应不集中于特定行业（如重污染行业）。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为理解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启发。     

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研究——以中国沿海11省区市为例

环境规制是影响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沿海11个省区市2010—2020年数据,以《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作准自然实验,并用熵值法测度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1)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存在显著促进作用;(2)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存在持续性与滞后性;(3)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北部与南部海洋经济圈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间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东部海洋经济圈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4)海洋科技创新在海洋环境规制促进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绿色信贷会促进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在绿色信贷引导资金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兴部门过程中,是否会倒逼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主要是通过长期债务融资约束及股权融资上升来抑制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而企业利润提升却有利于其技术创新;绿色信贷对大型及民营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显著,但对小型及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不明显;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长期存在。本研究对于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持续改进及其配套政策的及时跟进提供了经验支持。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相比于非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其进行了显著的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向外界传递了企业未来发展良好的信息。上述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①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非国有企业的子样本组中更为明显;②基于企业规模的分析表明,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但不同规模重污染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差异;③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析表明,高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向上应计盈余管理,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重污染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向上真实盈余管理;④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倾向于向上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研究结论与西方的“政治成本假说”并不相符,为中国情境下的“政治成本理论”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加强新《环境保护法》的环境规制效果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何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具有生态化的本质，是提高乡村生态演进韧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影响的直接机制、中介机制基础上，本文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乡村生态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乡村生态振兴，在运用分时间段检验、剔除特殊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三生”环境的影响大小有所差异，对乡村生活绿色宜居化的影响最大，对乡村生产绿色低碳化的影响次之，对乡村生态本底品质化的影响最小。中介效应显示，农村经济增长、绿色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都是数字经济助力生态振兴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影响乡村生态振兴的效应大小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态势，总体上，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绿色赋能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应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农村生态经济增长点培育、企业绿色科技创新及环境监管、宣教引导等方面的作用，因地制宜以差异化的数字化策略提升赋能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性。     

铅酸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研究

"十五"以来,我国涉重行业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多起群体性污染事故。从2009年起,环保部等九部委连续四年对重金属排放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进行环保专项行动。本文以2011年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为例,分析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专项行动对行业短期赢利能力和中小企业就业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显著改善了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促进了空间布局向工业园区、向东部地区集中。总体来看,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环境和经济目标,行业发展从高增长、高代价的"非常态"模式进入相对可持续的中高速、低代价的"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双重目标,必须加强对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管理。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紧密衔接,通过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遏制违法排污行为;根据污染企业的空间布局建设相应的环保机构,加强农村地区的环保能力;在欠发达地区要保持经济规划、城镇规划和环境规划的一致性,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市场集中与环境效率——来自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7个工业行业2001—2013年间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市场集中对环境效率的改善效果,进一步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市场集中度只有超过一定门槛值才能提高环境效率,且门槛值与污染强度正相关;环境规制对市场集中的促进效果呈边际递减,环境规制和市场集中的交互作用可提高环境效率,该作用在清洁行业更明显。这意味着以提高环境效率为主,一方面应以市场竞争为基础导向,淘汰污染排放严重、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应以污染程度为依据,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和产业政策,对高污染产业采取更加严苛的环境规制手段,加大对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产业政策倾斜力度。     

环境规制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研究综述

<正>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动,但也有不[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