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基于DEA的城市群环境投入产出效率测度研究

随着产业集群、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市群逐渐形成,城市群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成为影响城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城市群的资金投入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投入产出中的环境变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等问题是我们亟需认知的.基于这些思考,以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与资金投入的统计数据为实例,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运用DEA模型的计算软件,基于传统的DEA模型、相似SFA模型和调整后的DEA模型三个步骤进行了探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效率方面存在差异性,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投入产出效率上高于其他几个城市群,同时也显示我国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了十大城市群在环境投资与污染治理方面的思考.     

城市群(圈)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规划框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大城市群为例

21世纪城市群将成为新的竞争单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城市群发展战略，并开始了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从战略环境影响高度，文章提出了在编制城市群规划同时应编制城市群环境规划，并就城市群环境问题辨析、城市群环境规划目的任务、规划理论依据、方法论作了阐述，同时，还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规划为例，对编制程序、主要研究内容等作了概述。     

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基于自然资源要素的珠三角城市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2002—2010年珠三角9个地级市的投入产出数据资料,构建不考虑以及考虑自然资源要素的VRS-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及各城市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考虑自然资源要素的城市效率评价体系更合理;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力、资本要素对城市效率评价的影响机制不同;珠三角各城市的城市效率差距较大,内圈层城市的城市效率优于外圈层城市;在为期9年的时间里,技术进步推动了珠三角城市效率改善,与此同时,管理低效、规模不经济和区域效率不均衡等因素制约着珠三角城市效率的发展。     

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域单元,其形成与发展以城市扩张为基础,需不断占用农地资源。当前主要问题为农地城市流转过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基于此,本文以中国16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虑环境污染,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利用1999年至2013共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1)研究农地城市流转TFP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是合理且必要的。(2)1999年至2013年,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减少污染与环境副作用的技术发展与推广还存在障碍,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的能力有限。(3)对16大城市群而言,农地城市流转TFP在研究期内均下降,西部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东北较小。(4)珠三角、长三角和武汉城市群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运用较为合理和充分,作为"环境技术领先者"次数较多。针对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群有效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合理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与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农地城市流转TFP,并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第二,充分考虑农地城市流转TFP及其构成要素的区域差异,根据各城市群发展特征、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区域功能定位差异等特点,实施土地利用差别化管理。第三,更多地使用可再生的资源和环保能源,并对土地资源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走绿色环保城市群发展道路。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与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2001-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均GDP及污染物排放量等数据,以ArcGIS9.3为工作平台,利用区域重心模型,计算制作各指标经济重心及污染重心及其演变轨迹;多角度阐述和分析了经济与环境污染重心的时空过变化过程。结果表明:该城市群的环境污染、经济及其协调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均不平衡,城市群西南城市环境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应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着力点。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

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区,其均衡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绿色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方法,综合测度四大沿海城市群绿色效率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各地区的绿色效率发生较大变化,36个城市中除10个城市的绿色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导致效率不足的因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②外部环境变量中,人均GDP、政府规划与城市绿色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与城市绿色效率正相关。③不同城市群的绿色效率等级存在异质性,四大城市群发展并不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绿色效率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④未来要继续加强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集聚造成的人员闲置;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化流动,以推进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均衡发展。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基于城市群视角的中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研究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南北分化的新情况，南北差距日益成为新的关注点。参照传统的南北区域划分自然地理标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新变化，文章提出以秦岭―淮河线为中国南北分界线，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位于秦岭―淮河线南北作为划分依据的南北区域划分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分别以GDP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发展南北差距的总量指标和质量指标，运用泰尔指数实证研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南北差距水平，分析南北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实现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南北方经济总量均保持增长态势，但经济总量增速均呈逐渐下降趋势。南方经济总量高于北方，且南北经济总量差距逐年扩大。南北方经济发展质量及增速均波动上升，质量差距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2)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总量的总体差距大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差距，但总量总体差距趋于缩小，质量总体差距趋于扩大。南方经济总量的差距高于北方，北方经济发展质量的差距高于南方。(3)南北方城市群内部差距对南北经济总量差距和质量差距的贡献均最大，其次是城市群间差距...     

核心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C．K Prahalad和G．Hamel的核心竞争能力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领域，并以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和竞争状况为例，阐述核心竞争力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意叉。文章认为如果区域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识别和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区域，才可能具备持续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动态过程中不断地为区域提供竞争能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保持其可持续性。文章最后提出了构建和培育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镇体系演化时空特征

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6～2007年各市县（区）非农业人口资料,应用位序规模法则、ROXY指数、城市影响力等多种定量方法,结合相应定性分析,系统研究了其城镇体系发展中的规模结构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处于缓慢分散趋势中,中等城市数量的显著增加,非农人口集聚重心从传统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上海是区域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影响力远超过本区域范围;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长江为轴线形成较显著的城市影响力圈层结构,江苏的兴化、高邮地区以及浙江杭州西部、台州等广大地域受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较弱;〖JP2〗上海-苏州-无锡形成内部联系紧密、层级结构模糊的一体化“城市区域”,既是长三角的“核心区”,也是城镇连绵发展的高级形态;尽管在二线城市中缺乏规模优势,南京与杭州因地理位置发挥了突出的区域带动作用,实际上承担着区域副中心角色;围绕核心区与两个副中心,长三角构筑成“>”型城镇发展主轴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空间差异的研究

本文以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为基础 ,构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并用主成分分析法 ,分析和阐述该区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分析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现状 ,可为决策管理部门制定可持续发展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基于公路运输、火车客运及百度指数的综合分析

信息技术的应用与社会信息技术的传输,使大量的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群空间内集聚与扩散,加密城市群空间内城市联系。在基于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以及百度指数4个要素的综合分析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流"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探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城市联系虽具备了网络化规模,但城市间的联系不均衡,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多中心的协调网络发展格局特征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空间流"特征呈现三角形网络结构,其三角形的顶角分别由上海(沪)、南京(宁)与杭州(杭)3个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在空间结构内部,形成若干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在空间分布上,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区域联系强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3)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5个核心城市排名处于网络中心的前列,扬州、南通、泰州、舟山等周边城市相对靠后,这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吸虹效应"有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地区提供服务与经济辐射,完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体系。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

概观当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区域化正在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地方化使城市集群各具特色。长江三角洲城镇群在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首要的全球区和全球城市形成地区。长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布局应该顺应这些潮流,发展全球城市,建设巨型城市区,组建网络城市,规划走廊城市。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合理推动城镇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将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对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