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西北地区重点城市工业大气污染排放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西北地区重点城市工业大气污染的时空演化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选取2016-2020年该地区35个城市(简称“研究区”)工业SO₂、NO_x和烟(粉)尘的排放量和社会经济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源,并采用全局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进行解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高排放城市明显减少,2016-2020年工业SO₂、NO_x和烟(粉)尘分别减排了57.08%、33.77%和9.35%,与全国78.5%、64.5%和49.3%的减排成效相差较大.(2)研究区工业污染物空间集聚水平整体偏低,多呈现低集聚-高污染状态.但随时间推移空间关联度增强,且在2020年各污染物的Z(I)值均超过1.96,并通过P<0.05的显著性检验,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3)技术改善效应对研究区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始终是促进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首要驱动因素;产业结构效应对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具有一定影响,需通过严控“两高”行业新增产能、更新老旧设...     

中国县域肉类生产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城镇化的推进,促进了居民肉类消费增加。厘清肉类生产格局的变化对肉类可持续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县域视角,以2000—2016年的肉类产量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我国肉类生产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6年的全国肉类产量呈增加态势,增幅为43.5%,不同区域肉类产量差异较大。（2）全国肉类高产县数量增加显著,范围扩大,空间上呈条带状集聚特点,重心整体北移;其生产的集聚特征显著且相对稳定,但局部表现出一定差异。（3）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及农业技术在不同阶段都影响肉类生产空间格局的演变。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增加值是主要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影响逐年增大,不同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会强化肉类生产空间分异的效果。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低山丘陵县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德兴市为例

科学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并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低山丘陵地貌的德兴市为例,基于2000年、2007年、2013年以及2018年遥感影像数据,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和动态变化,利用当量因子系数修正法评估ESV,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方法描述ESV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ESV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18年,德兴市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占总面积的75%以上,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2 230.38 hm²）,林地面积减少最大（2 763.54 hm²）,未利用地面积变化最剧烈;德兴市ESV共减少了1.1亿元,总量变化比较稳定;从空间上看,ESV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期间,ESV显著变化区域占总面积的20%左右,局部地区ESV变化比较剧烈;ESV空间分布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双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要高于单一因子,且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空间差异。德兴市未来发展中,应注重对林地、水域等生态用地的保护,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国土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同时针对不同区域特点,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生态管控措施。

     

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演化及大都市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上海市为例

入境旅游是大都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通过对上海市入境旅游数字足迹大样本数据信息挖掘与分析,探索大都市入境旅游流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都市旅游资源高质量开发与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入境旅游流总体上呈现高中心集聚,空间密度由核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分布。在主城区围绕CBD/RBD、核心吸引物、文体场馆、特色街区及交通枢纽集聚,并绵延成片;在外围区围绕旅游吸引物集聚,呈“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2）跨区域模式是入境旅游流的主要空间行为轨迹模式,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放射的中心扩散主导特征。（3）入境旅游流整体网络核心与边缘节点间的等级及联接程度差异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结构呈现持续优化与均衡发展的态势。（4）新世界、田子坊等文创旅游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的等级和中心性持续提升,世博遗产的中华艺术宫对网络结构影响显著,集聚扩散功能日益增强。（5）依托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并形成有效集聚;充分利用大事件影响,进行主题开发,整合边缘节点与区域资源,打造网络增长新空间;强化公共体系建设,联动核心边缘节点等,是推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探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外部时空演化及内在影响机制,对理解区域生态系统问题和提升人类生态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格网数据,利用当量因子法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度,分析流域沿线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格局演变,并在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上升再下降最后上升,呈现“南部高于北部”和“下游低、上中游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且调节服务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最大.②地理探测结果表明,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社会因素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解释作用最强,经济因素次之,自然因素的解释作用最弱,且上游的高值区主要与河流湖泊有关,中游的高值区主要与山地有关.③GWR模型结果表明,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负相关,年均降水量呈正相关,作用强度均由东向西递增;单位面积GDP与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负相关,但在上游区域呈正相关.     

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和时空演化分析,并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从2005年的1.244降低至2016年的1.113,脆弱性逐步改善;脆弱性由西到东、由内陆到沿海逐渐加剧,并表现出脆弱性平稳型和脆弱性渐低型2个演化特征;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盐碱荒地面积比重、土地利用程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降低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政策着力点应该集中在生态修复、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节能减排等方面.     

中部地区乡村生产要素协同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湖南岳阳为例

乡村生产要素（人—地—资本）协同转型,即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资本循环协同演进,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构建了要素协同转型的理论框架,探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湖南岳阳市为例,揭示了要素转型发展水平,探究了要素协同的时空演化;从内生和外源两个维度,探讨了协同水平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基于要素转型会由“失配”转向“协同”的理论假说,实证发现：劳动力转移水平远高于农地流转和资本循环,三者空间分异显著;要素协同程度不高但在增强,空间集聚明显;坡度、耕地资源禀赋、距县城的距离、政府农业农村投入分别是关键的内生与外源解释因素,除距县城距离仅有正向影响外,其余因素正、负向影响并存。政策举措应因地制宜。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解析

绿色增长是实现人地协调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区域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以陕西省为例,在系统梳理绿色增长内涵及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绿色增长系统作用机制框架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TOPSIS-灰色关联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2008—2017年城市绿色增长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陕西省城市绿色增长水平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波动上升变化过程。（2）空间分布上,城市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空间演化上,地区内差异略呈下降趋势,而地区间差异上升趋势明显。（3）区域生态环境（X₃）、生活质量环境（X₄）和政策支持环境（X₅）是制约陕西省绿色增长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且不同准则层在城市间的障碍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4）全省层面上,对城市绿色增长水平阻碍作用最大的5个因子依次是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X₄₃、单位GDP能耗下降率X₃₁、科研和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X₅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₄₉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X₄₂;在城市层面上,X₅₄的阻碍作用最强,其次是X₄₃、X₃₁、每万人拥有公交车和出租车辆数X₄₈以及人均GDP X₂₁。（5）外部环境驱动方面,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力两个要素对陕西绿色增长的贡献度最大,其次是贸易水平、市场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据此,从构建多元化能源结构体系、完善绿色增长相关政策制度、优化外部环境条件等五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从城乡聚落规模的大小、结构、分布三个基本属性出发,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张家港市为案例地,以土地利用数据和遥感影像为数据源,揭示了1995-2015年间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县域城乡聚落数量显著减少、用地规模显著增加。（2）城—镇—村规模结构从“凸字型”经“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方向演化;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等级的城乡聚落的成长速率不同;城乡聚落的齐夫指数偏大但增长放缓,规模结构总体上符合位序—规模法则。（3）城乡聚落规模分布的不均衡程度不断增强,但极化发展速率逐渐减小;空间集群分布特征显著,聚类中心分布趋于均衡化;城乡聚落用地的时空变化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以城镇用地变化为主。（4）驱动机理是由地理环境、区域经济、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四个主要因素共同作用构成的“四轮”驱动过程。     

浙江省都市区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都市区建设促进城镇协同发展,对碳排放产生了影响,因此研究都市区建设与碳排放的关系,有助于探索减排的有效途径。基于浙江省各县市区2010—2018年间土地利用、能源消费等数据,测算碳排放量;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探讨四大都市区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杭州都市区是浙江省最大的碳排放都市区,其次是宁波、温州和金义都市区。（2）碳排放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都市区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异性。（3）都市区建设有助于各城镇的协同作用,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进而降低碳排放。（4）都市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受到都市区发展阶段和特色影响,形成不同的空间特征。（5）都市区低碳建设任务和方案是由其独特的碳排放驱动机制和时空演变特征决定的。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是红色旅游宣传推广水平的一种典型测量手段,也是红色旅游影响力的重要反映。以31个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为研究对象,运用莫兰指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等对2011—2018年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且季节性差异显著;(2)全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趋势,但西部红色旅游5A级景区关注度上升态势凸显;(3)各省(区、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高—高""低—低"集聚现象分别集中于东、中部和西部地区;(4)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GDP>旅游信息化指数>区域媒体关注度>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