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福州东部片区为例

乡村地域多功能是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福州东部片区为研究区,基于乡镇域尺度分析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各乡镇的乡村单一功能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农业生产功能在沿海小范围聚集,工业发展和生活保障功能主要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边缘郊区和南部乡镇,生态保育功能西部山区大于东部乡镇,而旅游休闲功能主要分布在中北部乡镇和平潭岛;（2）依据LSE模型,将研究区乡镇划分为五功能、四功能、三功能、双功能复合区和单功能主导区,其中拥有五、四功能复合区的乡镇共计58个,占比45.68%,说明研究区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良好;（3）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乡村地域初始与特色功能,地理区位因素促进乡村功能的形成与分化,社会经济是优化乡村功能的基础因素,政策资金是推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振兴视角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路径分析——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深刻解读耕地利用转型内涵,基于乡村振兴与耕地利用转型的系统逻辑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和标准差椭圆（SDE）等方法,对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效度进行评测,据此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格局及转型路径。结果表明：（1）15年间淮海经济区耕地利用转型呈现整体上升、区域均衡的时空格局。（2）耕地利用转型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南北差异显著。空间转型集聚程度逐渐减弱,功能转型呈现先降低后升高、再降低又趋于平缓的态势。（3）耕地利用转型呈现东北—西南格局,以徐州市为区域重心,在南北方向上持续收缩、东西方向上不断平移,导致转型空间形态呈C状分布;系统要素的交流耦合渐进增长且上升通道具有收缩趋势,最终形成“分散—聚拢—分散—聚拢”重叠形态的转型路径。建议研究区未来发展重点聚焦转型发展内源动力的协调融合,引导耕地利用转型由“C形”扩散转向“O形”收敛的圈层式包容增长格局,并不断提升耕地多功能融合增益的共享程度,将地理系统的均衡机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现实效能。     

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基于城乡关系的视角

乡村稀释化是指城乡关系失衡下乡村人口持续减少、社会活力凋敝、人居空间不断被稀释的过程,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问题的动态化呈现,是新时代乡村地理学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基于城乡关系视角,从人口活力、土地利用和社会活动三个维度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进行测度,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近10年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呈现出阶段性加速化过程、多维度差异化状态、集聚性分异化空间格局等特征;（2）人均水资源量、农业从业人口密度、贫困发生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单位乡村小学在校生人数、每万农村居民村卫生室医生数等要素对皖北地区乡村稀释化影响显著;（3）在特定城乡关系背景下,基于区域本底条件,城市系统的控制引导与乡村系统的被动响应共同推动了乡村稀释化的形成和蔓延。科学认知乡村稀释化,可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精准施策提供理论指导。     

东北黑土区典型地域耕地生态退化时空分异——以富锦市为例

耕地生态退化严重威胁黑土区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明确其时空分异规律是提高黑土耕地产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命题。以东北黑土区典型地域富锦市为研究区,立足于耕地外部扰动变化所引发的环境胁迫与生态恢复,利用遥感驱动的多源环境胁迫监测模型、改进的CRITIC模型、优化的InVEST模型,明确二者间的作用结果,揭示研究区2000—2020年耕地生态退化的时空分异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外源环境胁迫强度整体偏低,呈现出以东部、西部、北部高,中部、南部低为主基调的时空分异格局;（2）研究区耕地內源生态恢复强度高于胁迫强度,表现出以西部—东部—中部梯度衰减的时空分异格局;（3）研究区共有968.12 km²耕地发生生态退化,展现出以团块状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中部,零星分布在其他区域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明晰了多源环境胁迫/多源生态恢复之间的交互效应,实现了各耕地图斑对多种环境胁迫力和生态恢复力的动态敏感度测算,进一步刻画出了生态退化过程,测度结果与现实耕地利用强度吻合,为准确诊断黑土区耕地生态退化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     

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4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资源枯竭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则是精准制定产业转型政策的重要依据。基于2008—2017年我国24座资源枯竭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方向、速率及水平三方面测算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状况,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多数资源枯竭城市主要向第三产业转型,少数城市注重培育多产融合的转型模式;（2）我国资源枯竭城市2013—2017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率整体较2008—2012年快,转型升级速率呈加快趋势,但各地区及城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3）我国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整体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呈东部较高、中西部和东北部较低的空间分异特征;（4）就业总人数、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人口比例对资源枯竭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呈正向影响效应,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呈负向影响效应。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旅游地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时空分异特征——以云南省为例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地,基于高德交通大数据、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通过构建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概念模型,采用改进的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从时空视角审视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空间分异特征及不同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强度的贡献效应。结果表明：（1）2006—2016年,云南省各州市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同效应逐渐凸显,协调主导类型由“濒临失调型”跃迁为“初级协调型”。（2）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度总体格局呈“中部高,东西两侧和南北两翼低”的空间布局态势,且东西分异剧烈,南北变化相对平稳;区域差异特征呈现“滇中>滇东南>滇西南>滇西>滇西北>滇东北”俱乐部趋同空间态势;不同交通方式与旅游强度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存在显著差异。（3）公路、铁路、航空对旅游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为“航空运输>公路交通>铁路交通”的不均衡特征;旅游地居民收入、旅游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均对旅游强度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但对外开放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旅游强度提升。     

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乡村景观格局演变响应——基于草堂溪流域的样带分析

研究山区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乡村景观格局演变与转型,对山区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景观格局优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三峡库区草堂溪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 10.2和Fragstats 4.2软件,采用样带梯度分析结合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基于地形和社会经济因素,分别在河谷地区和山地丘陵地区设置5条样带,对研究区2000—2018年不同方向样带上景观格局梯度演变和驱动机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景观类型整体变化幅度大致可分为较稳定型、逐年递减型和波动递增型,且景观转型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耕地收缩、果园扩张和林地恢复性增长。（2）2000—2018年,研究区河谷地区的景观类型逐渐多样化,土地利用集聚,呈现空间集约化;而山地丘陵地区景观类型逐渐单一化,林地恢复。整体上由生产型景观格局转型成生态经济型、生态调节型为主的景观格局。（3）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导向等因素导致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发生转型,在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乡村景观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研究结果可为类似山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价值。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表征旅游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研究对象,借助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4—2019年该区域17个县（市、区）的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剖析了其空间演化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效率整体偏低,受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多数县（市、区）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呈稳步提升状态;（2）红色旅游发展效率具备空间集聚性和异质性的特征,整体呈现“M”型双峰分布,区域分布差异较大;（3）技术创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交通便利性是影响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政府对旅游经济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规模对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对改善该区域红色旅游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尚未凸显。     

基于夜间灯光的城市居民直接碳排放及影响因素——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城市居民直接能源消耗及其碳排放对区域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受统计数据缺乏与研究方法的限制,当前的研究不仅较少探讨精细空间尺度上的城市居民直接碳排放,同时也缺乏在县级尺度上对人均居民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鉴于此,论文以中原经济区为例,通过引入夜间灯光数据,利用增强型饱和校正模型估算了网格尺度上的城市居民碳排放,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发现：中原经济区的碳排放总体空间特征是西北高、东南低。郑州市市辖区的城市居民直接碳排放总量位于首位,而邢台县、辉县市和襄垣县的人均碳排放较高。此外,就其影响因素来看,人均GDP、碳排放强度、第二产业比重和HDD（Heating Degree Days,热度日）均表现为正效应,城镇化率为负效应,而CDD（Cooling Degree Days,冷度日）的系数有正有负。城市居民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中原经济区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碳排放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理论依据。     

农村空心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村庄调查数据

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受经济、自然、社会文化与制度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研究采用GIS、遥感和参与式农村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山东省76个村庄的0.25 m高分辨率航空遥感影像和逐户调查数据,测算农村空心化程度,选取农村空心化程度可能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分析农村空心化程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农村空心化程度与户均宅基地宗数、人均耕地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村庄人均收入呈显著负相关。由于村庄发展规划缺失与宅基地管理滞后,"一户多宅"现象严重,户均宅基地宗数增多,直接导致宅基地空废闲置,农村空心化程度增加;村庄人均收入低,经济发展滞后,内生性发展能力衰退,导致村庄要素与资源的集聚力下降,是农村空心化程度增加的内生因素;耕地是农村空心化发展的"资源基础",人均占有耕地多的村庄,村庄扩展空间相对充足,农户宅基地利用粗放,导致空置废弃宅基地多,农村空心化程度较高。为防止或控制农村空心化的进一步发展,应逐步加强农村住宅建设用地规划控制,制定村庄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划定村庄空间增长边界,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培育村庄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增强村庄要素凝聚力;甄别农村空心化的主导因素,划分不同农村空心化地域类型区,制定差别化的防控对策。     

基于GWR的陕西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体系、地理探测器与GWR模型,分析了2000—2015年的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位ESV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主导因子作用强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结论如下:（1）15年间陕西省ESV先升后降,其中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是陕西ESV的核心功能。（2）历年ESV高低值分布都表现出中心低,边缘高,北低南高的空间特征,ESV差值变化特征较为明显,全境基本被负值覆盖,高值区域集中于陕北。（3）经济因素对ESV的解释作用最强,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次之。（4）各主导因子对ESV的作用的空间强度不同,其中土地垦殖率呈现出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特征,人均GDP从南到北逐渐增强,人口密度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ESV则表现出由北向南从负值向正值过度且作用逐渐递增的特征。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综合运用P-S-R模型、熵权TOPSIS模型与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08—2016年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呈不断下降态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不尽理想;相反,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异系数却逐步提升,区域差异逐渐扩大。（2）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上总体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升高的特点。其中,压力指数空间上呈现中部高、东西两翼低的格局;状态指数则呈现中部低、东西两端高的空间格局;而响应指数东西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工业废水中COD去除率、森林覆盖率、城镇化率是阻碍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南阳盆地区耕地利用效率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耕地利用效率演变规律关乎农业产业振兴与国家粮食安全。在使用DEA-GWR指数模型测算出南阳盆地区12县（区）2000年、2010年、2016年耕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结合趋势面分析和$G^{*}_{i}$ 指数研究耕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1）2000年、2010年和2016年研究区综合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和2016年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作用更大,而2010年纯技术效率则对综合效率更具影响。（2）从全局视角看,三个时期耕地利用综合效率高值区从东南部向中部及西北部转变,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从局部视角来看,相对高值（低值）耕地利用综合效率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强的组团式集聚。（3）在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中,影响程度的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劳动力>复种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人均耕地>地形条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     

中部地区乡村生产要素协同转型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湖南岳阳为例

乡村生产要素（人—地—资本）协同转型,即劳动力转移、农地流转、资本循环协同演进,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构建了要素协同转型的理论框架,探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湖南岳阳市为例,揭示了要素转型发展水平,探究了要素协同的时空演化;从内生和外源两个维度,探讨了协同水平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基于要素转型会由“失配”转向“协同”的理论假说,实证发现：劳动力转移水平远高于农地流转和资本循环,三者空间分异显著;要素协同程度不高但在增强,空间集聚明显;坡度、耕地资源禀赋、距县城的距离、政府农业农村投入分别是关键的内生与外源解释因素,除距县城距离仅有正向影响外,其余因素正、负向影响并存。政策举措应因地制宜。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土地问题的主要症结，提出该区土地可持续利用对策。对于农业用地，应采取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措施，提高耕地产量，并提高山区土地利用率，综合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对于非农用地，应集约利用城镇土地，调整乡镇企业与农村居民点的布局，合理开发旅游用地；同时必须协调好农业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关系。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陕西省植被碳汇提质增效优先区识别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碳汇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方式。为有效识别植被碳汇服务功能提质增效的优先区,利用InVEST模型定量评估陕西省植被碳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分布格局,分析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对碳储量变化的影响,研究林草生态建设碳汇增长空间差异,确定林草生态建设提质增效对象区域。结果表明：（1）陕西省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耕地、林地、草地为主,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变化也主要发生在三者之间;（2）1980― 2020年陕西省生态系统碳储量总体增加91.88×10⁶ t,增幅3.16%,呈现出“总体上南高北低、局部地区明显过高或过低”的地带性分布特征;（3）退耕还林（草）工程对碳汇能力提升效果明显,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一定的空间趋同集聚现象;（4）陕北地区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极优先区和优先区,陕南地区为中等优先区,关中地区为一般优先区。研究基于不同区县生态系统碳汇年均增长率的差异,确定生态治理优先区域,可为实现生态修复工程主导模式的分区管理以及碳汇能力提质增效提供参考。     

基于熵权可拓决策模型的重庆三峡库区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

针对目前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中存在的信息屏蔽和主观性问题,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在构建区域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可拓学和熵权理论,对其水土资源承载力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重庆三峡库区水土资源承载力超载区及向超载转化区包括渝中区、大渡口区等6个区县,占库区总区县个数的27.27％;满载区及向满载转化区包括北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3个区县,占库区总区县个数的13.64％;承载平衡区及向承载平衡转化区包括万州区、涪陵区等7个区县,占库区总区县个数的31.82％;可盈余承载及向可盈余承载转化区包括巫山县、巫溪县等6个区县,占库区总区县个数的27.27％.单指标评价结果表明,重庆三峡库区水土资源承载力主要影响因子是人均水资源量、废水排放率、人均耕地面积等.研究结果对于促进重庆三峡库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并为类似地区的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