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乡村旅游绿色发展探讨

乡村旅游依托乡村区域的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特色民俗、乡土文化等资源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旅游资源的破坏和景观的损毁也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需要正视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转变发展观念、树立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观,加强政府管理、引导乡村旅游绿色发展,净化乡村生态环境、打造宜游空间,完善配套服务、推动乡村旅游绿色发展转型等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再思考

新时代,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有效选择,对巩固精准扶贫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域旅游理念下,乡村旅游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先天不足""运营不当""保障不力"等问题。为此,根据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从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依据乡村旅游特点强化运营管理、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保障体系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对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静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动态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具有持续性的特征,总体上存在“路径依赖”的趋势;同时,旅游发展低水平区向较高/高水平区演变的概率较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贫困陷阱”现象。（2）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类型演变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即与旅游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邻接,其向上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反之与旅游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邻接,其向下级类型区转移的概率也越大。（3）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受到市场化水平、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等方面的综合影响。针对中国城市旅游发展存在过度商业化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的理论认知与应用创新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以陕西省为例

以陕西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平台分析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对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进行探究,以期为陕西省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设计与政策制订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论如下：（1）2005—2017年间,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程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整体呈现西安及其周边以及榆林北部能源区发展程度高,其余地区发展程度低的特点,且乡村转型发展经历了低度转型主导到较低、中度转型主导的发展过程。（2）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加权路网密度、人均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人均耕地资源量是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3）影响因素中除人均耕地资源量对乡村转型发展整体呈现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均呈现正向影响,且对不同县域影响程度不同,影响效应的空间分异明显。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制定陕西省乡村转型发展的差异化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困境。因此,推进其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本文以19个资源衰退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旅游转型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类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是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单变量必要条件;(2)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存在经济发展驱动型、环境—文化驱动型、环境—能源—文化驱动型及环境—经济—文化驱动型4种类型;(3)阻碍旅游转型发展的因素类型共有环境—经济抑制型、环境—经济—文化抑制型、文化禀赋抑制型及经济—文化抑制型4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资源型城市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城市旅游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因素与路径——一个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旅游者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但当前研究缺乏从城乡空间转换中的人地关系变迁角度对旅游者进行的思考。以经历城乡生活空间重构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情感、怀旧情感、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态度、愿望（欲望）、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形成的128种组合中,其中有8个充分性条件构型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乡村旅游者游憩行为;单项中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知觉行为控制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8条旅游者乡村游憩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918919,总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的阈值标准。其中,地方情感和怀旧情感特性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旅游者具有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特征时,其他影响因素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了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路径模型,揭示了“乡村情感—游憩意向路径”“计划行为—游憩意向路径”“游憩愿望路径”和“情感行为综合路径”四类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旅游从业者可以据此寻找与旅游者游憩最匹配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不同湖泊入湖河流沉积物可转化态氮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河流沉积物氮形态的分布可以了解流域的水环境现状.本研究通过分级浸取方法得到沉积物的离子交换态氮(IEF-N)、弱酸浸取态氮(WAEF-N)、强碱浸取态氮(SAEF-N)以及强氧化剂浸取态氮(SOEF-N),对比研究了太湖西部入湖河流(东苕溪、西苕溪)和洪泽湖西部入湖河流(安河、濉河)沉积物中氮形态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了可转换态氮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流域之间沉积物的基本理化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沉积物总氮以及可转化态氮的含量及空间分布也不相同.总体而言,太湖西部河流沉积物中总氮和总可转化态氮的含量略高于洪泽湖西部河流,但前者的空间变化小于后者.太湖西部河流沉积物与洪泽湖西部河流沉积物的可转化态氮含量大小排列顺序也有所不同,前者为SOEF-NSAEF-NWAEF-NIEF-N,后者为SOEF-NSAEF-NIEF-NWAEF-N,且后者各形态氮的含量变化更为明显,这主要与沉积物的组成和氮来源有关.研究区沉积物中可转化态氮的分布受其理化性质的影响明显,尤以有机质和粒度的影响最明显.     

太湖富营养化的外源污染及其控制对策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太湖流域的GDP总值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众多人为因素的影响,已导致太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特别是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情况日趋严重,分别从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2个方面分析了太湖富营养化的成因,并针对这2个方面从外源控制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控制对策及治理的办法,阐述了控制及治理等方面现有的不足,并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与展望.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县域尺度为例

国内旅游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载体。加强国内旅游时空格局演化研究,对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助推国内大循环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县域尺度国内旅游发展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主要结论：总体格局呈现出以南京市区、苏州市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并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两阶段增长率较快的县域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江苏省县域单元国内旅游人数保持着稳定的冷热点格局,热点区域主要聚集在苏南地区,冷点区域则主要存在于苏北地区,南北方向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GDP是江苏省国内旅游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公路里程影响较小,人口数、A级景点影响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研究区,以2009年、2014年、2019年为研究时点,以2009—2019年为研究时段,按照思想缘起、理论基础、实证演绎、提升路径的研究思路,建立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分析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9年,重庆西部片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水平不断上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子系统韧性在时间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在空间上差异明显：自然系统韧性与人类系统韧性分别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和“东西部向中部递减”的空间格局;居住系统韧性与支撑系统韧性则分别呈现出由“低值点缀分布”逐渐过渡到较为均衡和“普遍均衡、高低值点缀”的空间格局;社会系统韧性表现为“西部增强、东部减弱”的空间格局特征。借助障碍度模型对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障碍因子及不同区县面临的主导障碍进行诊断,根据结果将重庆西部片区划分为单一主导障碍型、双重障碍型与三层障碍型三种类型,据此设计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差异化路径,以期打破重庆西部片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提升的多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