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生态文明试点有助于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试验区的试点改革是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尝试,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推行绿色循环低碳生产方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发挥着指引作用,旨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发展之路。与以往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不同,文章重点关注生态文明试点改革对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政策效果。将2014年生态文明试点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构造试点省份的反事实参照组,客观评估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等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1)合成分析单元较好地拟合了试点实施之前的发展趋势。(2)试点改革实施后,福建和贵州两省份的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很大,但江西省的提升幅度则不明显,这表明福建和贵州省的改革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要明显优于江西省。(3)样本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排序检验和双重差分检验,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另外,作者从绿色金融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试点政策效果的内在机理: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金融杠杆作用,促使社会资本流入生态产业,从而增强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参与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短板的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利共赢。最后,文章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分析了拓展波特假说的可能。总之,研究结果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针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绿色金融改革的节能效应与机制

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能耗强度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中国纵深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否降低了能源强度,有利于节能效应的发挥？其影响机制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能源强度,具有明显的节能效应,并且该节能效应存在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2)试点政策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拓展环境治理渠道,驱动试验区能源强度的下降。(3)试点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节能诱发作用更强,而对市场化程度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小,节能效应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在总结现有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以能源效率...     

异质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优化及其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客观分析政策工具组合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异质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差异化影响,有针对性地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对探索可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具有重要价值。以“十三五”期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区域禀赋和生态产品属性双重异质性视角下,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探究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分别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地区、生态发展滞后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双重滞后地区的价值实现路径。结果表明:①单一条件变量不构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多元政策工具组合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力保障。②组态分析的中间解显示,存在6条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7条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③区域禀赋的差异会导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差异。④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条件,属于实践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为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制定要考虑区域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加快推动生态数字化发展,实现对生态产品的精准识别和动态监测,完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体系,鼓励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培育高质量发展绿色增长点,保障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促进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增效。     

生态文明与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影响着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规模巨大的循环经济体。是可再生、可降解的绿色能源，是生态文化的主要源泉和重要阵地，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本文回顾了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①建立完备的森林生态补偿体系；②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③繁荣具有创意的森林文化体系；④完善先进实用的林业科技支撑体系；⑤建立科学的林业法规、政策制定与评估体系；⑥强化林业工程建设的管理、监督与参与体系。     

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对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作为消除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态补偿机制对于指导我国流域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补偿思想的来源、内涵、实施模式、补偿标准等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论述了市场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两种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文意从基本思路、政策框架、监管体系等维度分析评述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发现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生态补偿基金扣缴制度、改良的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等组成有机整体的运行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并剖析了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基于现阶段国情,我国应推行由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就完善政府主导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调动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经济手段。本文首先从生态补偿的概念、特征、目标与原则、主客体分析、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综述了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国外水源地生态补偿起步早、发展成熟;国内起步相对较晚且不完善,存在补偿标准偏低、资金来源单一、监督评估体系几乎空白等问题。通过综述水源地生态补偿实施效益评估方面的研究及案例发现,尽管国内外已有相关学者开始探索评价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但仍缺乏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监管与效益评估方法。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提出通过拓展资金渠道,引导市场化资金募集方式;因地制宜,多重补偿方式相互结合;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实施效益评估机制等几方面建议,以此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与优化。最后,本文指出采用定性描述与定量指标相结合,探索全面、有效与可行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监督与评估体系作为今后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要研究方向。     

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及应用

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断完善,围绕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形成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有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文章基于生态产品分类和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体系,从产业规模、产业变化、产业结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产业关联等5个维度构建了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多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分析了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形势。结果表明:(1)在产业规模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总产值92万亿元,五年平均增速为6.9%,与同期GDP增速基本一致。(2)在产业结构上,2019年中国生态产品供给服务(EPV)、调节服务(ERV)和文化服务(ECV)结构比值为18:65:17。与2015年相比,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作为初级生态产品的占比增加了5个百分点,生态产品市场化程度有所增加。从生态系统角度看,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产品的最大供给者,分别贡献了总产值的55%和11%。(3)在产品价值实现程度上,绿金指数为0.96,生态产品初级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4)在产业关联上,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地理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加趋势,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人均GEP西部地区相对较高,而单位面积GEP东部地区相对较高的空间特征。由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正在形成初期,理论及实践仍待深化,建议进一步厘清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边界、规范产业分类体系、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接轨经济核算体系,从而完善生态产品第四产业统计调查制度,评价区域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发展绩效,科学规范收集产业数据,促进生态产品第四产业健康发展,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构建。     

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研究——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

流域上、下游间环境保护成本和收益的区域错配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流域整体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已成为解决流域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首先构建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计量模型,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与水足迹法确定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通过比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情况,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并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然后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测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能值为1.16×1022sej,可知流域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流域下游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为激励上游地区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支付水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根据能值-货币比率得到上游应获得16.31亿元的补偿金额,并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一步分配,得到定西市和天水市应分别获得7.50亿元和8.81亿元的补偿金额。基于该研究结果,建议通过扩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完善水资源市场构建、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等政策提高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努力水平,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流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造纸业发展循环经济构想

本文阐述了造纸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了影响造纸业循环经济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造纸业循环经济的途径：优化原料和产品结构，建立废纸回收体系；实施企业规模化，加快技术开发和装备更新，加大治污力度；推行清洁生产和绿色管理，加强企韭和社会生态文化教育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绿色政策保障体系。     

生态资本运营机制:基于绿色发展的分析

生态资本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生态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运营,以维持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本研究在全球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背景下,采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分析方法,探讨如何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资本运营机制的基本构想和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生态资本运营的内核和目标与绿色发展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完善的生态资本运营机制框架体系应包括生态资本运营的积累机制、转换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积累机制"是一般资本运营所具备的步骤,"转换机制"是生态资本运营特有的步骤和内在过程,正是生态资本运营的特殊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这是生态资本运营的外在保障措施。因此,要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生态资本运营的积极性,促进生态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区际生态补偿机制是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关键

环境问题和环境资源关系已成为重要的区际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极大的影响和抑制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探讨区际环境问题和环境关系的成因、类型、数量动态、时空演变格局；独创性的剖析区际环境关系、区际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刻根原。深入研究区际生态补偿作用和影响，指明缺乏补偿是江河上游与下游地区间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指出区际生态补偿体系应由政策法律制订机构、补偿计算机构、补偿征收管理机构等组成；同时着重研究计算策略思路、计算方法、计算过程、计算结果表达等生态补偿计算有关问题；分析建立区际生态补偿机制在环境资源管理体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转移支付制度）、环境影响数量技术、环境问题争端协调等面临的诸多困难。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

如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下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EBM模型计算发现样本期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试点建设期的上升速度最快。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纳入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对外开放水平和用水结构等控制变量下,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方面,该试点政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且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的城市存在地区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是通过加大污水处理、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水价改革、推动水循环利用等提高了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     

绿色建筑标准的法律构造: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发展绿色建筑是缓解环境资源压力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并未达到预期,原因主要在于绿色建筑发展的法律制度支持不够,特别是绿色建筑标准体系不够完善,表现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强制性欠缺导致实践执行不力,以及对应的引导激励不够导致推行效果不佳。要改变这一局面、推动绿色建筑快速发展,须抓住绿色建筑标准这一绿色建筑发展的关键支撑因素,从修改完善《建筑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入手,确立绿色建筑标准制度,建立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的法理基础是公民和企业的环境义务,但目前强制性标准的直接法律依据尚不完备,需要在立法上对绿色建筑标准的内容进行明确,奠定绿色建筑标准强制推行的根基。推荐性标准是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发挥引导和促进绿色建筑快速发展的作用,并与激励措施相配合获得实践效力,这需要政府积极履行职责、落实激励措施并明确强制化发展方向。最终应当在不同层级的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基本内容、组合形态、具体类型以及实施机制,从适用的建筑类型、标准的层级等方面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以行政执法制度保障强制性标准的执行,以政策激励措施保证推荐性标准的贯彻,从而构建完善的绿色建筑标准制度并确保其落实到位。以绿色建筑标准为核心设计绿色建筑法律制度,强制推行措施和政策引导措施相互配合,可以为我国绿色建筑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

横向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在对横向生态补偿如何促进水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将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视为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科技投入以及"五水共治"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在横向生态补偿中,水质达标时上游地区获得补偿,水质不达标时下游地区获得赔偿,通过水质标准明晰了上下游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且通过环境绩效考核指标来实现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相容,进而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研究发现,在分离了其他影响水污染强度的控制变量后,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显著地降低了上游黄山市和下游杭州市的水污染强度,并且政策效果具有可持续性。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前后的窗期、变换样本对照组、将工业水污染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推进流域治理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横向生态补偿有望成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从逐步推广横向流域生态补偿至中小流域,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产业补偿等方式相结合以及在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建立和完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制度建设初探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社会各种群体利益博弈的均衡结果.将对经济和环境不协调的现状进行调整.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现机制.我国是世界上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较早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央政府及部分省(市)区对于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体现了生态补偿理论的特征和要求.但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新型环境管理制度,在我国推行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建立完整的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从制度、主体、手段、标准、方式及管理等方面着手.本文突出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制度问题研究,并主要从法律制度、流域管理体制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