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日趋活跃,能源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金属产业国际产能合作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放缓,金属资源国内需求结构变化,资源约束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更加突出。如何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化解金属产业难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从中国金属产业的现状出发,借鉴美、日产能转移的成功经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探索适合中国金属产业开展产能合作的新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金属生产和消费大国且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具有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现实需求,"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金属产能国际转移带来了历史契机。这种契机主要表现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带来全球金属资源消费新的增长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一种新型地缘政治格局,既能增强中国在沿线国家中的贸易话语权,也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条件。研究指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金属产业的产能转移应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创新产能合作模式:即以产能合作推动产能转移,达到产业互补经济互惠的目的;以产能输出取代产品输出,有效回避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双反"政策;以基础设施援建消化部分产能,在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消化自身部分富余产能。在合作策略上,应注重六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关系;二是实施低端转移高端做强的策略方针;三是全方位开放和深化产能合作;四是开展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和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工程;五是大力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六是创新金属矿业投资模式。     

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排放特征分析

"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分析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和重要支撑。本文以我国"一带一路"沿线37个节点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国际上较为成熟和应用广泛的城市CO_2排放核算方法,编制了节点城市在2005、2012、2015三年的CO_2排放清单,包含工业能源排放、工业过程排放、农业排放、服务业排放、城镇生活排放、农村生活排放、交通排放7个部门的直接排放和外调电力引起的间接排放。本研究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从CO_2排放总量及结构、排放强度、空间聚类三个方面,对37个节点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排放在数量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排放前5的城市几乎比排放后5的城市的CO_2排放量高出两个数量级。2005—2015年间,"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直接排放总量以年均4. 71%的增长率快速增加,以西北地区节点城市增长最快,以服务业增幅最大。而在空间上始终保持沿海、内陆、东北、西北、西南节点城市的CO_2直接排放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不变,其中沿海地区节点城市占到45. 31%。工业能源消耗是"一带一路"节点城市CO_2直接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在71%～78%之间。我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人均CO_2排放及单位GDP的CO_2排放,均低于节点城市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西南和内陆地区节点城市单位GDP的CO_2排放水平逐渐提升,2015年呈现出内陆-西南-沿海-东北-西北节点城市的单位GDP的CO_2排放水平逐渐递增趋势。在人均CO_2排放和人均GDP二维空间上的城市聚类结果表明,近1/2节点城市处于"低排放、低经济"组,以西南地区节点城市为典型; 1/3节点城市处于"低排放、高经济"组,以沿海地区节点城市为典型,是比较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仅3个西北地区节点城市位于"高排放、低经济"组;"高排放、高经济"组仅有舟山、宁波、呼和浩特3个节点城市。本研究结果为"一带一路"各节点城市找出各自的低碳发展路径和模式,因地制宜地提出相关的低碳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2)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3)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4)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CO2排放的影响路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国OFDI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基于2003—2018年45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应用具有阈值和动态特征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评估中国OFDI对CO2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CO2排放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2)中国OFDI的规模效应增加了沿线国家CO2排放,其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进一步抑制了沿线国家CO2排放,且技术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占有主导地位。(3)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OFDI的碳减排效应更多体现在低收入国家。针对以上研究发现,文章认为沿线国家应持续引进中国OFDI,并通过提高能效和推广应用清洁能源打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并引导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发挥中国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改善作用,放大中国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应根据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道国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实现中国投资环境效益最优化。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中国重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强调增长动力的转换,其落脚点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提升。中国沿线重点省域作为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实施的先锋与主力军,一方面,其更能充分享受到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其战略支撑与撬动作用关乎着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效与进度。本文首次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中国重点省域视角,采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测算并分析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发展现状与动因来源;利用断点回归首次定量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GTFP的影响净效应,并探讨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加快GTFP发展的务实路径。研究发现:(1)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发展现状总体较好;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2)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38和0. 156。(3)研发投入对GTFP和技术进步表现为抑制作用但不显著;经济发展与GTFP表现为U型关系,沿线重点省域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GTFP表现为负相关;沿线重点省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对GTFP当前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原因受限于沿线重点省域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研发与经济水平的掣肘作用。(4)一带一路建设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省域的GTFP均表现为显著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43和0. 130,对两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同样表现为正效应,影响净效应分别达0. 152和0. 161。(5)沿线重点省域下一步应重点从借力对外贸易,发展绿色经济;完善创新机制,重视人才效用;强调科技创新,优化研发结构等方面入手来提升自身的GTFP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国家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及其改进路径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方法,综合考虑目标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天然气投资绩效评价线性规划模型,并以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均值进行聚类,结合规模报酬和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分析,提出目标国天然气投资绩效改进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对中亚及北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高效区,对独联体、中东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天然气投资普遍处于中低效区。(2)高效区国家自2012年起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技术水平和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3)中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大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2013年起总储量、人文地理和与中国油气合作状况成为影响中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4)低效区国家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国家经济对天然气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技术水平要素是影响低效区投资绩效的关键因素;此外,对于处于低效区的中亚国家资源现状是影响投资绩效的另一关键因素,政治因素则是中东欧洲和独联体国家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投资关键因素则包含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中国要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天然气投资绩效,就要针对不同地区投资现状制定改进策略。对于高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亚国家,未来中国要加强同目标国政府间的沟通,达成"以技术换气条款";对中效区和低效区的中东欧洲、独联体国家可采用与油气企业合作方式降低合作风险;对低效区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可签订天然气长期贸易合同。     

“一带一路”背景下“10+3”财金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研究

自"10+3"财政金融合作机制建立以来,成员国在财金合作领域开展了有效的合作,但是存在不足和局限性。本文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10+3"财金合作框架,包含系统性金融风险救助及预警机制合作、区域货币合作、亚洲债券市场合作、税收协调战略合作、经济政策协调五个合作领域。在这五个领域的合作中,需要适当扩大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货币互换资金规模,提高与IMF贷款脱钩的贷款比例,发挥AMRO的作用以加强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逐步推进货币一体化并加强区域汇率合作,减少对外部货币的依赖。尽快构建认证模式的亚洲区域性信用评级制度,促进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建立税收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区域内税收标准的协调。在做好上述四点的同时,亚投行要发挥积极作用,各成员国需要在经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借助"一带一路"的地区战略实现各国经济的协同发展。     

国际规范、环境合作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合作项目需符合绿色发展原则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规范。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进一步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倡议如何能够遵循绿色规范,并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多重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有助于规避国际合作风险,绿色化因此具有基础性功能,必须深入推进。第二,从国际环境合作角度来看,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形成国内外统一的生态文明基调,并以绿色理念推动经济的低碳转型,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内容。第三,从外交实践角度,它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有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目前的制度建设下,绿色规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治理机制设定了方针路线,试图将生态环境因素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通过借鉴中国本土绿色发展经验,以共建、自愿为特点的机制设计提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目前框架内合作采取软性、灵活的方式,取得了初步合作成效。从推进路径上看,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应以有效的制度建构为基础,推动市场化手段,进而形成更为有效的国际环境合作框架。     

循环经济战略下的中国废旧机动车回收利用

随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报废机动车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作为循环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机动车报废数量、资源回收量和回收效益进行定量计算。同时。对于当前中国报废机动车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制度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

针对"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长期问题决策支撑和研究需要,作者基于自主开发的"一带一路"综合评估模型(BRIAM)和最新可得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能源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到2030年预期每年可减排32亿t左右的CO2,但要最终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或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国家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需要从2015年的约12.2%提升至2030年的21%以上、2050年的46%以上,同时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将达到41%左右。到21世纪末,"一带一路"能源供给部门的总投资变化并不大,但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低碳能源及其配套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绿色投资占比大大提高,累计投资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化石能源领域的累计投资从BAU情景下的约71万亿美元分别急剧下降至NDC情景下的60万亿美元和2℃情景下的28万亿美元左右。此外,碳价格的变化还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运输等要素价格产生影响。在逆全球化的挑战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并将引领各方在绿色技术、绿色贸易、绿色产能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共享低碳发展的绿色效益。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有关该倡议降低沿线国家环境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那么,已实施7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降低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以及如何影响环境质量?为考察这一问题,文章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WDI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构造了国家-年份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沿线各国的环境质量,在采用安慰剂检验、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相对环境质量较高的沿线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质量较低的沿线国家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大;③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而提高了沿线国家环境质量,但未能显著通过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清洁化和影响规模效应而改善沿线国家的环境质量。因此,我国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扩大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通过投资与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能源结构清洁化水平,促进其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变。这些发现为更好地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后续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下的中国能源战略

能源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很大重视。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能源生产和利用中引起的环境问题逐步得到重视,环境保护目标开始成为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种格局在中国未来能源战略中将继续存在。     

贸易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贸易开放则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本文用SBM模型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沿线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沿线国家贸易开放基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4个因素的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四个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贸易开放的绿色技术溢出都存在显著门槛效应。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随着经济发展两个门槛的跨越而由负转正并逐步增强;在跨越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制度质量门槛前后,进口贸易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都为正,但在跨越门槛之后进一步增强。出口贸易在样本期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随四个变量门槛的跨越而逐渐降低,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下降。(2)沿线国家基于四个门槛变量的通过情况有所不同。跨越基础设施水平门槛和金融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较多,跨越制度质量水平门槛的国家次之,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的样本国家还较少。(3)贸易开放整体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相比出口贸易,进口贸易更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逐步提升沿线国家在此四方面的发展水平将有利于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显现。     

多重挑战背景下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二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压缩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三是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日益攀升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四是生态环境总体仍在恶化使环保工作任重道远;五是失衡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内部压力。基于这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本文提出了今后一定时期尤其是"十二五"期间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思路:以"低碳绿色"为主导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发展补偿"为抓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严进宽出"为途径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以"区别责任"为原则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以"自上而下"为措施在全社会构建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理念。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

针对当今社会提出的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需求,元治理理论主张简化模式和实践,以减少处理问题的复杂性,重视各种治理模式的相互协调配合;同时,要重视稳定关键角色的取向、期望以及行为准则。政府、市场、社会网络由于参与的身份和角度不同,必然会倾向于各自的偏好,但是对于环境治理这一复杂性问题,单一的治理模式均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在传统模式下,政府以"统领"而非"治理"的姿态出现,各种治理模式、市场和社会网络机制无法有效运作。发展元治理理论,强化自治理,强调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即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承担起有效选择和协调各种治理模式"共振",防止治理模式之间的互相倾轧,通过保持必要的多样性增加治理的弹性以应对环境治理这个复杂系统的责任。首先,将政府定位在"同辈中的长者",意指政府的层级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网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介入环境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平等的基础上政府要起到带头作用,运用法律法规,通过强制力达成环境治理模式的共振。其次,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竞争,使市场的成本-收益机制得以有效运行,以此引导资源和技术在市场中的流向。第三,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的同时要适当鉴别和明确利益相关者,避免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广泛性,同时注意杜绝环境相关政策的利益集团主导以及"一言堂"现象,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第四,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定要科学、明确、具体、细化。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2013—2018)的制度建构:实践创新、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已走过丰硕的五年。而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制度的有力支持。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提出,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既继承了中国能源治理的原有模式,又开创性地发展了诸多新的制度路径。这表现为,在理论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以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开展相应的制度创新;在实践方面,中国特色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积极有效地驱动了地方创新精神的涌现与发挥;而在对外合作上则采取了包括对接、论坛等多元化合作模式。此外,"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是双向的,其不仅在于通过制度安排,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进口;同时也是中国利用其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积极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清洁能源建设的结果。当然,随着"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国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挑战。例如,在政策的进一步创新、制度建构的体系化、法律政策的规范性以及机制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待于强化完善。为此,实现能源合作制度建构从功能主义向规范主义转向,由实体能源向虚拟能源合作的深化,加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以及进一步扩大制度建构的开放性,通过"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模式,将更多愿意参与到"一带一路"能源建设的国家纳入到其中,将是中国能源合作走向成熟,并为全球能源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的有力举措。     

中国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经济性与环境效益

太阳能已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理想的替代能源,其应用规模不断扩大.但光伏发电系统高昂的成本,成为限制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净现值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工具,建立了光伏发电成本的计算模型,以我国34个省会城市作为研究案例,对井网光伏发电系统进行了经济性和环境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在目前政府初始投资补贴一半的情况下,并网光伏发电成本介于0.83-2.29元/kWh之间.即便在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并网光伏发电仍无法与常规能源发电相竞争.在影响并网光伏系统发电成本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政府初始投资补贴额度、水平面太阳能辐射量和投资密度的敏感性最强;CDM资金的注入对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励政策方面,出台合适的、稳定的上网电价对启动国内光伏市场最为有效.光伏发电系统的环境效益是指光伏发电的减排环境效益扣除系统发电环境成本的余额.经计算并网光伏发电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其环境效益为0.0165元/kWh.本研究对于国家制定光伏发电的激励政策和成本分摊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