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外部空间形态分形特征演变规律研究

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是城市空间要素自组织演变的外在表现,合理的外部空间形态有利于城市组成要素及其资源环境的稳定发展。空间形态的分维数在不同时间尺度上有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分维数的变化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武汉市建国以来不同时段的城市外部形态为例,在GIS环境下研究外部形态信息图谱,提取各时期的分维数和人口、面积的统计数据,经拟合发现城市规模与外部形态分维数有密切的函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形态描述函数”,提出在城市发展时期,分维数可作为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的指示器,来预测城市空间扩展和演变的程度,以及利用分维数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关系可以深入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机理。     

轨道交通、BRT与空气质量——一个城市异质性的视角

兴建轨道交通、BRT被认为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一项有效举措,但在中国缺乏经验证据。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2014—2016年全国新开通的40条轨道交通线路与24条BRT线路对空气质量指数(AQI)的影响,结果表明:轨道交通、BRT的开通对空气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结合城市异质性、交通规模与模式特点发现:(1)当城市经济水平较低(人均GDP10万)且人口规模介于100万~500万时,开通轨道交通或者BRT均能缓解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当城市经济水平较发达(人均GDP≥10万)且人口规模介于500万~1000万时,开通轨道交通能显著地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2)从交通规模效应出发,现有轨道交通的累积里程越长,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而针对发挥BRT线路的环境正外部性,其里程的最优规模应保持在50~100 km范围内。(3)不同交通模式视角,BRT_subway模式的城市其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能显著地改善空气质量,但对于subway_BRT模式的城市新开通BRT线路,这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环保效应。因此,为了避免城市盲目发展轨道交通、BRT现象的发生,二线、三线城市从投入成本考虑,选择新建BRT不失为一项更为合理的措施;对于部分一线城市而言,新建轨道交通或者BRT均难以实现其环保效益。同时,我国的轨道交通规模尚未达到饱和状态,政府应进一步投入资源加以完善;而BRT环境正外部性的发挥要求城市应合理规划BRT里程建设,保证其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的实现。此外,对于目前同时拥有轨道交通与BRT设施的城市而言,在现有轨道交通基础上再开通BRT线路这一决策应进行充分的评估。     

基于CE的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研究

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是土地资源配置中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农地城市流转在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土地要素的同时,却也在社会、生态方面引起一系列外部性损失,已有研究认为该损失的大小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但并未进一步定量揭示其关联程度。鉴于此,本文将农地城市流转的去向归纳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三类,以武汉市和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选择实验法(CE)以及多元Logit模型(MNL)识别了受访者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治理方案的偏好,从而间接测度了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以期为实施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管制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交通状况恶化、噪音污染、公共设施不足等七种类别负外部效应在类型和强度上有所差异;2绝大多数居民对治理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具有支付意愿,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强度(支付额)方面因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同流向而有所区别,并且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选择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关系;3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三种流向的负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流转为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及商服用地。因此,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主体,各级政府应当采用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多样化管制手段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予以调控和管制。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中国城市地铁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城市地铁交通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城市地铁交通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同时也相应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环境、社会、安全方面的问题,因此实现城市地铁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正在建设的兰州地铁,对兰州广大市民就城市地铁交通可持续发展认知、态度、建议作了详细的调研和分析,从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安全可持续、空间可持续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如何实现城市地铁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规制不仅作用于城市环境系统,还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文章运用城市“两个半球发展”理论及其效率评估思想,构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各影响效应主从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并基于2011—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另从城市特征要素外部影响视角,对规制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拓展研究,识别了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并探明了其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强度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主导效应不同,规制对城市三大系统的影响均呈现非线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近似于“N”型,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影响近似于“倒N”型。(2)随着规制水平由弱到强,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曲线。(3)经济、人口、产业、交通和利用外资等是影响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市的经济贡献度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大、公共交通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效果越强;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越高、利用外资程度越高,规制的促进效果越弱。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调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适度水平,并不断优化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     

中国城市规模格局的合理性评价

从城市的外部规模体系与内部规模效率相结合的角度切入,构建中国城市规模结构格局合理性评价模型,对中国县级以上城市规模格局的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全国城市体系等级健全,城市规模结构呈现"中间略大、低端偏小"的较合理金字塔格局,其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优于中东部地区;全国城市规模体系结构合理,中等合理以上的省份占90.32%;城市规模效率整体合理,中等合理以上的城市占77.17%;全国城市规模格局基本合理,中等合理以上水平的城市占85.54%。其中高合理城市占18.57%,集中在华南、黄河中上游、东北中南部和新疆西部地区;较高合理城市占55.56%,分布在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中原地区、环渤海、辽东南和沿陇海线地区;中等合理城市占11.42%,分布在珠三角、东部中部、长江中上游和新疆南部;低合理性城市占12.48%,分布在安徽、内蒙古、山东半岛外围和长三角外围地区;不合理性城市占1.98%,集中在安徽、青海和西藏地区。     

北京市交通拥堵的社会成本分析

本文旨在评估北京市交通拥堵导致的社会成本,为交通资源使用定价和交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借鉴国际通用的交通成本核算方法,利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经济学小组2007-2008年对北京市二、三、四环路和典型拥堵路段交通状况实地监测获取的车流量和车速数据,估算拥堵的社会成本,并分析了北京奥运会交通限行政策拥堵缓解效果和社会成本节约.结果表明,北京市2008年全年因拥堵导致的时间延误成本、燃油消耗成本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损害总和至少约为50-250亿元,大致是北京市GDP的O.5%-2.5%.与2007年相比,2008年北京市道路拥堵状况总体上有所缓解,道路改造和以地铁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好运北京"和2008年奥运各阶段交通限行措施效果显著,时间延误成本减少40%-50%,燃油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也大幅降低.鉴于道路拥堵导致的大量社会损失,北京市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研究和制定有效的交通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于长期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

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是城市社会为用水而直接或间接支付的、以市场价核算的全部成本总和。基于城市用水的生命周期,初步建立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方法体系框架,将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分为取水、制水、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五个部分。以A市为案例的城市用水社会成本定量研究表明,一是A市的城市用水实际投入支出偏低,不足以覆盖相应成本(2015年城市用水供给端的实际投入8 000万元,低于同口径核算成本11 893万元,排放端的实际投入7 000万元,低于同口径核算成本8 183万元)。二是A市城市用水全社会成本至少为6.23元/t,而当地目前实际的居民用水平均价格为2.05元/t,无法体现城市社会为用水而支付的全部成本,难以反映城市水资源的真实价值。三是假定基于社会成本定价,A市居民人均年用水支出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完全符合居民承受范围。四是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具有一般可行性,随着成本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将推动核算更具普适性和准确性。五是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核算有助于推动城市用水管理市场化改革,具体体现在推动实现使用者付费、拓展PPP模式应用范围、健全水务市场竞争机制、降低财政支付压力等方面。建议基于社会成本核算制定水价,通过水价真实、客观、显性化地反映城市用水的社会成本;基于社会成本定价改革水务市场运作模式,切实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城市用水成本信息公开程度,为水价政策的科学制定和执行监督提供基本保障。     

汽车共享出行减少空气雾霾了吗?——基于滴滴出行大数据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问题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在区域发展、社会等级之间和代际的分摊不公正现象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共享出行的出现促使人们由消费者拥有自己资产的生活方式向消费者共享资产的生活方式转变,不仅便利了人们中短途的出行,也增加了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集聚程度;但共享出行依然以汽车为载体,汽车尾气为雾霾的主要产生方式之一。鉴于此,文章以2017年滴滴出行开城城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机制。空气雾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城市的经济、交通、地理、气象和政策变量后,以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模型估计了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分别以代表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的城市化深度(城市集聚)和广度变量(城市蔓延)为中介变量检验城市形态在汽车共享出行和空气雾霾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检验了基于城市层级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汽车共享出行规模与雾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其最初的发展对雾霾具有显著的促降作用,但当发展到如北京、深圳等规模后会加剧雾霾污染。(2)新能源汽车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减少雾霾,但不显著,目前新能源汽车对雾霾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3)城市化深度是汽车共享出行减排作用的传导机制,这一结论在三线及以上城市中得以验证,四五线城市的传导机制不明显。(4)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规模应与城市发展规模相适应,设计减排政策可以考虑从集聚的城市形态入手,减少城市的低效蔓延。     

黄淮海平原城市等级及空间结构分析

城市规模等级的划分和空间结构的分析是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划和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工作,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和空间结构对于推动区域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黄淮海平原自然条件较好,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对粮食安全保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地势平坦、交通发达、人口密集,又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规划合理的城市规模,构建科学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处理好该区域城市化的重点。该文从经济状况、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城市规模和环境卫生5个方面选取城市规模评价指标,通过综合评价法将黄淮海平原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划分为5个等级。同时,根据点-轴理论,依据城市的空间位置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布局,对黄淮海平原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呈"三纵五横"的网格状。研究结果对于该区域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最优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通过构造城市规模扩大而产生的拥挤效应函数,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反应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并将拥挤效应进入生产函数影响经济的增长,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可得到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了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根据分析总结了三个结论:①长期,无论城市的拥挤效应是否影响生产函数,实物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均收敛于稳态,城市规模均收敛于最优城市规模,稳态时,城市聚集产生的正效应等于拥挤产生的负效应;②短期,外生冲击(基础设施的改善,绿化面积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等相关的引导政策)会影响长期经济均衡的位置,改变城市的最优规模,减少拥挤效应的措施会扩大城市最优规模;③横向而言,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其不同的最优城市规模;纵向而言,城市的最优规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间变化,因不同的外部条件而改变。因此,在不同条件下,最优城市规模是存在且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因时因地适度有序的进行。另外,本文还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可以从中推断最优城市规模扩大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拥挤程度缓解或集聚效应增长的速度。     

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

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DEA对2001、2005和2012年中国279个地级以上城市紧凑度和城市效率进行测算后,通过象限图法分析二者的关系,探讨各地区、各规模等级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探讨中国城镇紧凑发展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1城市紧凑度整体小幅提高,反映出城市高强度与高密度的开发程度有所增强;而城市效率波动提升且普遍偏低,城市效率评价值低于0.6的城市占比高达90%以上;2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非同步演进,城市紧凑度下降时,城市效率下降较明显,而紧凑度的提升不一定有效提升城市效率;3二者关系整体上以低级协调为主,大多数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效率较低,其次为紧凑优先、高级协调和效率优先型。区域尺度上,二者关系类型的区域差异明显,低级协调型城市连绵分布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高级协调和紧凑优先突出,其中高级协调型城市团块状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4二者关系存在较弱的规模等级递增效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紧凑优先型的比重越大。大型城市紧凑度较高,而城市效率较低,说明其集聚不经济现象突出,应合理疏导城市功能外移,形成大都市-都市区-城镇群的空间组织模式,核心引领周边区域发展的同时,降低大型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提高城市效率;中小城市城市紧凑度较低,其城镇建设用地开发模式粗放低效,应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提升中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土地经济密度和利用效率,推动中小城镇集聚紧凑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缺乏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各类隐性补贴使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被低估。本文将这一成本界定为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而承担的,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框架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将该成本分为补贴项目与外部成本。前者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税收减免,采用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比较法计算;后者采用美国加州环保局热点分析计划建立的暴露途径分析方法,利用空气扩散模型(AERMOD)、空气扩散与风险评估工具(ADMRT)、"工资—风险"法计算二口恶英致癌健康损失。基于北京市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运营数据、排放参数、地形与气象参数对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20.4亿元,相当于1 088.5元/t;其中,补贴项目占比30%,相当于324.5元/t,健康损失占比70%,相当于752.8元/t;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分别占补贴项目的 50.2%、20%,是焚烧厂的主要收入;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42.2亿元,相当于2 253元/t,远高于40—300元/t的处理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代价巨大但被隐蔽,又缺乏专门的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健康风险评估,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核算准则,实现成本显性化;明确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目标,以强制源头分类、计量收费政策降低垃圾清运量、焚烧量;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制度,实施二口恶英减排。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资源枯竭型城市土地财政的成因及其影响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资源枯竭型城市土地财政的成因和影响与一般城市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焦作市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近年来,该市土地财政规模及其占比均呈快速扩张之势,土地出让金逐渐成为是土地财政的主体,并以城市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获得大量的借贷收入;焦作市土地财政产生的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该市煤炭资源濒临枯竭造成大量煤矿关闭和大部分骨干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导致地方税收入不足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内部原因,而分税制改革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地方政府独享土地出让收益和政治集权则是土地财政产生的外部原因;土地财政对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负面交织在一起。土地财政在促进焦作市经济增长(贡献系数为18.89%)和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推高了该市的房价,增加了银行抵押风险。     

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研究

环杭州湾上海、杭州、宁波等六城市 ,城市之间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密切 ,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建设 ,形成了沪、杭、甬之间的两小时交通“金三角”区。当今世界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在各地兴起 ,杭州湾地区完全有可能形成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本文在分析杭州湾城市发展现状和城市组合重要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环杭州湾组合城市空间布局的设想。     

建设项目的社会成本研究

随着大型建设项目的增多和人们环保意识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逐渐增强,关注建设项目对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已势在必行。基于这一认识,首先在分析建设项目对交通、经济、环境以及社会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建设项目社会成本体系,进而详细分析该体系中每个单项成本的内涵。然后。改变现有建设项目成本估算中只考虑建造成本的现状。将社会成本纳入到建设项目总成本之中,使建设项目总成本的内容更加科学、完善。最后,研究建设项目社会成本以及总成本的估算方法,并给出每种估算方法的适用范圈。为建设项目的社会成本评估提供一个相对完整、具体的框架,也为建设项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基于效益分析的济南市城市合理用地规模研究

城市用地规模研究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研究之一,与土地利用效益密切相关。土地利用效益既是衡量土地利用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城市规模的基本出发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用地效益的分析能够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本文以二、三产业产值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作为衡量城市用地效益的指标,通过计算1997-2007年的建设用地与第二、三产业增长弹性系数分析济南市建成区用地规模与用地效益的关系及城市扩张的合理性,并选取广州市、南京市、青岛市、北京市、上海市作为比较对象,通过2000-2007年城市间用地规模与用地效益的关系对比,进一步分析济南市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分合理利用土地的必要性及继续扩大城市规模的可行性。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增长弹性模型和逻辑斯蒂模型对未来济南市的合理用地规模做出预测。结果发现,济南市未来城市规模为2015年401 km2,2020年450 km2。研究结果可为编制济南市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