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探讨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的交错结合带，是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区域．科学地规划好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和乡村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分析了该区域乡村景观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探讨了乡村景观生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城市边缘区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景观生态建设：①以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念推进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建设。并注重地方特色景观的保护；②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与建设的合理模式，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③改变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推动城郊型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建设；④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⑤绿色景观建设；⑥景观廊道和网络建设。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与发展研究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江苏沿江地区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现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加工企业带动型、流通企业牵引型、专业市场辐射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依托型、主导产品推进型和外向型农业导入型等多种农业产业化地域类型,对促进江苏沿江地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实现江苏沿江地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途径是：构筑农业创新体系,包括完善农村市场组织体制和农业运行机制、建立新型的农业投资机制、创新农业土地流转机制和转变行政、农业科研部门的服务职能;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农村经济、农业和农产品结构,加快建设区域专门化农业生产基地;加强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建设适应现代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农业经营理念,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     

循环型农业的含义、经济学解读及其政策含义

首先讨论了循环型农业的含义及其特点，并与现代常规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持续农业进行了比较；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循环型农业进行了解读，认为循环型农业可通过区域大循环的规模经济和结构效应以及企业小循环的产业链增值两方面获得效益：并提出，加快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区域处理中心建设以及建立和完善支持政策措施是促进循环型农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内容。     

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区生态农业模式与技术研究

开展区域生态农业建设，是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业由资源数量型向技术效益型转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根据湖南省近10年生态农业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针对全省不同生态经济类型区的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统研究阐明了山地“林-药-果”、丘陵“草-粮-牧”、岗地“果-粮-猪”、平湖“粮-经-牧-渔”、水域“水生经济作物-水禽-水产”共生、蓄洪垸“林-草-牧-渔”、庭园“猪-沼-果”、城郊(或旅游区)“农业观光园”等区域生态农业实用模式的建设重点与技术要点，并实例分析了推广应用上述高效生态农业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     

新世纪以来国内外生态农业综合评估研究进展

在梳理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生态农业的概念进行了溯源与辨析,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农业综合评估指标选取和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思路,将现有评估体系归纳为EES框架及其拓展和PSR、DSR模型两类,对评估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指标进行了频度统计、讨论和中外对比。概括了当前研究中采用的权重确定与综合评估的主要方法并进行了优缺点比较。从农业特征、空间尺度、时间跨度等角度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与总结。研究比较发现,国内生态农业评估在实际指标的选取中,往往将数据易得性放在首要位置,而缺乏对指标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和指标合理性、有效性的审视,指标体系构建缺乏代表性和概括性。此外,在对生态概念的理解上,现有评估体系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生态影响挖掘的并不深刻,对石油消耗、电力消耗尤其是碳排放等重要的间接生态影响存在遗漏。最后,针对现有农业生态评估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六方面的建议:1鉴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考察我国和各地区的生态农业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应当将农业碳汇/碳源的测度和评估纳入到生态农业综合评估体系中;2评估时应当把握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3重视对农业生态模式和类型的辨识;4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作为指标体系设计的基石,避免直接移植国外文献中的指标体系;5注重综合评估的案例导向性,并结合多源异构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评估准确度;6注重对生态农业发展和变迁情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考量,提高评估的空间尺度和时间跨度。     

基于DID模型的洱海流域生态农业政策效应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下,探讨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实践表明,生态环境政策对工业与服务业等点源污染的管控效果显著,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瓶颈。因此,本文运用DID模型,对洱海流域内政策区和非政策区农业生产方式与水环境指标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揭示生态农业政策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下农业生产方式对水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效应为-12.59,生态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方式调整与优化效应显著,其中农业从业人口、肉蛋奶总产量变量对水质污染指数负相关;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与水质污染指数正相关。分析结论:生态农业政策实施后,农业生产方式的优化对流域内面源污染程度得到缓解,农业产值稳步提升,但与"北三江"5乡镇比较,环湖8乡镇农户绿色生产观念、无公害农业种植技术、养殖业循环发展与林下经济等四方面生态化趋势更显著,政策响应更积极。政策建议:"养殖+沼气循环农业"是降低入湖水质富氧化,提升养殖集约化发展的首要措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可在兼顾单位产量的同时,约束过度施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实现有机无害农产品种植的重要路径;退耕还林还湖,发展林下经济,能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培育特色林业经济;扩大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措施。     

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及其构建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核心的循环农业经济体系，是改变传统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内涵及其特点，并与传统农业、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进行了比较；由此构建了循环农业经济体系的框架，即由目标层、参与主体层、技术层和制度层四个层面共同组成的综合体系，各层面之间通过耦合、互动、协作、共进最终实现农业发展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促进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吗——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探究其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30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农业合作社、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不显著,但农业企业对稻虾共养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影响层次方面,技术含量、种养历史和土壤质量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直接驱动因素,而年龄和地形条件是影响经营主体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的深层次因素.     

建设生态农业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

本文从生态环境的概念入手分析了人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农业建设的作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与生态农业建设的关系，指出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建设生态农业、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提升江苏农业竞争力的建议。     

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具备生态农业建设的优势和特点,多年来在建设生态农业工程中,取得了经验,但还存在问题。必须提高生态农业规划目标,制定详尽的措施才能完成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作业补贴与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作业补贴方式,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但是“补给谁”“如何补”“补多少”等政策操作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本文以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作业补贴为例,基于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622户农户2018年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评估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作业补贴政策及补贴方式(即补贴种植户和补贴作业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发放给农户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二,相对于无农机的农户而言,有农机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规模户、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农户类型、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获得补贴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政府需要继续扩大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的技术类型及实施区域,适当提高重点区域补贴额度,补贴对象应当向种植户倾斜;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农业理念;根据不同规模种植户禀赋特征制定相应推广政策,让不同类型农户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益处;鼓励获得补贴的农机户或服务组织等积极提供生态农业技术作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分析

农业绿色化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数字乡村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探究二者协同互动关系是当前新时代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二者内涵及耦合机理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基于耦合协调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2010～201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并对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2010～2019年间,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总体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东西部数字化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农业绿色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区域间农业绿色化水平差异正逐步缩小。(2)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数字化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未来优化的重点方向,绿色化是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未来应重点发展方向。(3)中国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水平和经济水平是核心影响因素。基于此,政府应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出台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区域政策,推动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利用猪场废弃物发展生态农业的模式研究

规模养猪是专业化、集约化生产方式,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趋势。如果养猪场产生的大量粪尿得不到妥善处置和充分利用,将对环境产生很大的危害。猪粪尿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生物质能,以猪粪尿厌氧发酵为纽带,充分利用沼液和沼渣作为发展种植业和渔业的肥料或饲料,形成“农林渔牧”生态农业体系,不仅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够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剖析了小、中、大3类猪场以沼气建设为纽带发展生态农业的规律、生产模式、系统结构及其效果。结果表明,为了促进规模养猪健康发展,形成“农林渔牧”生态农业体系,养猪专业户必须增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政府要加强猪场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和促进猪粪尿资源综合利用。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为例

乡村生活空间网络是一定地域乡村居民依托社区节点,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彼此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空间系统,探究其空间结构与优化策略对认识乡村生活空间内涵、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以江汉平原典型乡建片区培育的9个节点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三元系统,构建社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描述网络结构总体与节点特征,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优化策略。研究表明：区域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处于发育阶段,网络兼具整体松散与局部集聚特征,社区间联系正在加强;乡村生活空间网络节点质量有待提升,网络呈现层次清晰的3级节点体系,核心节点虽具有无法替代的网络地位但本身质量不高,次级节点的结构具有相似性需要择优培育,边缘节点需要丰富网络内外联系;基于此,必须构建“1心、8点、1轴、3区”的乡村生活空间网络结构。为评估并识别区域网络节点特征,预测并构建区域网络化发展体系提供了新思路,为平原农区的乡建片区提供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模式。     

我国生态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生态农业自80年代初提出,目前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很大发展。全国已有生态农业县100个,生态农业乡镇300个,生态农业村500个,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经过3～5年试点建设,同未试点区相比,粮食增产15％左右,人均收入提高12％左右,光能利用率提高20％左右。作者认为,“发展生态良性循环的农业”,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向。     

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供给侧改革发展策略研究

当前,矿业发展面临极大的困境,江西省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也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本文通过对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不足,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结合江西省功能区域划分,探索出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的新路径:一是整体谋划,统领全局;立足赣东北地区、赣西地区、赣中南地区和鄱阳湖地区优势和特色,整合优势资源,以点带面,重点推进。二是构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民众"共同体,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协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发展。三是延伸产业链,提高矿业经济集约化程度。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并实现传统矿山企业完成"矿产资源—金融资本"的转型。     

农业保险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农业保险能够抵御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进而提振农业经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影响农业收入。该研究以2007—2019年中国省级农业保险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发展规模、保障水平及赔付水平三方面分析农业保险“造血”增收效应,并进行内生性处理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同时,基于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视角,兼顾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专业化以及绿色化五个维度,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就农业保险影响农业收入的“造血”增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农业保险可促进农业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造血”增收效应,且农业保险赔付水平对农业收入影响效应最大,为8.869%;保障水平次之,为4.444%;发展规模最小,为0.016%。(2)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及绿色化水平是农业保险发展规模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而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而言,仅有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是其实现“造血”增收的有效路径;当前偏低的保障水平与赔付水平抑制了农业保险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进而提升农业收入的中介传导机制。(3)农业保险对农业收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农业保...     

日本第四次修订《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及启示

日本政府2015年推出了《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的第四次修订,以保证粮食供应和食品安全;推动集约化农业经营,保障农业收入稳定;推动农产品出口和农业技术创新;改善补贴政策,稳定农村人口作为下一阶段日本兴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与日本相似的问题,如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务农收入低、人口显著减少等。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的背景下,分析和借鉴日本最新的兴农政策,提出对我国农业政策的若干启示:1以我国近期最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和农药残留、化肥实施等国家标准的落实、健全为法制保障基础,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管理、建立食品生产全程可追溯机制、加强省县乡三级农产品和食品监测检验能力建设,以尽快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以培育需求和引导兴趣、技术支持、市场协助建设为手段,激励农户和消费者自主投入生态农业发展。2重点完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统筹和政治、经贸、投资谈判支持,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推动已起步的"一带一路"食品与农业投资发展势头,以壮大我国农产食品出口和农业海外发展。3近期以加强土地流转监管法律政策和财政金融配套扶持政策的建设为主,使支持力度集中于土地实际经营者,以有效提升新型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质量。4将农业补贴由集中于农业生产补贴向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生态保护、农业发展转移,将农户收入保障形式由财政补贴向保险保障转变,以求农业补贴和保险更高效、长久地兼顾农户收入保障和支持引领农业发展。     

基于演化认知的乡村性研究

基于对乡村历史进程的演化认知,对乡村性概念及学术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尝试梳理出乡村形成、演变的驱动因素及阶段性的特征。从已有的文献研究看,传统乡村社会得以延续和稳定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基于自然支持的经济活动、基于传统文化支撑的社会结构以及基于对大自然敬畏的人与自然共存的生态环境。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大家可以回溯性认同的"乡村性",并铸就了乡村在许多人心目中作为"驻留地""来源地"和"生活地"的特性。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现代性因素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缓慢演化过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原貌的"乡村",比如城镇或者被遗弃的村落。为此,对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经济活动的平稳性、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资本""技术""规模""效率"和"他治"等要素进行了不同侧面的分析,认为:乡村未来的发展既离不开其应有的乡村性,同时也会继续受到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并形成不同于传统乡村演化模式的新的发展路径。从已有的发展历史看,人类已经历了生存、生产与生活相结合以及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的三个阶段,未来乡村可能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演化到第四个阶段:以生活为主导的栖居阶段。这一阶段将成为人类生活终极向往地,其具有以下特点:宜居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性中能够融入现代性里符合人性需求的元素。有鉴于此,认为要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改变物质落后的局面,更要恢复乡村得以长期延续的乡村性。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问题,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了认识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1）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0％－55％为宜,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2）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稳步发展;（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