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全球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以动态GTAP模型为分析框架,添加汇率模块,模拟国际油价波动和人民币贬值双重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比较大,在人民币贬值10%和国际油价波动30%联合冲击的情景下,中国的实际GDP和各产业的产出主要受油价的影响,油价下跌,实际GDP和产出增加,油价上升则相反。进出口在二者联合冲击造成效应远与单独油价冲击的不同,其整体受人民币贬值的影响较大,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贸易状况。最后本文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有色金属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有色金属作为国际上流通量较大的大宗产品,近年来其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关注。从有色金属国际贸易的交易量数据看,中国、美国、巴西等20个国家是有色金属国际贸易的主体,贸易量较大的是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本文选取了国际贸易中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的主要进口国和出口国,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供需、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三个维度选取变量,运用国家之间构成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分析四种有色金属价格的波动及其影响因素;通过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比较分析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不同。研究发现:(1)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价格波动均受国内生产总值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供需因素对有色金属价格产生长期的影响,货币供给量对有色金属价格的影响短暂而剧烈;(2)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量与铜价的波动密切相关,货币供应量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铝、铅、锌价格的波动密切相关;(3)有色金属主要贸易国的各个变量对铜、铝、铅、锌价格波动的贡献程度不同。铜贸易国的贸易量对铜价波动的贡献度要高于其他有色金属贸易国家;铝、铅、锌贸易国家的金融因素对铝、铅、锌价格的影响要强于铜贸易国家。最后,本文从进口国角度对中国有色金属进口提出了建议:中国是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的最大进口国,应密切关注有色金属价格走势,建立健全有色金属价格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机制,加快对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的反应速度,利用金融手段避险趋利。     

国际油价突变识别及分析

随着国际油价对各种事件反应灵敏度的增加及中国成品油价格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油价频繁的突变将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但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油价核心影响因素的变迁使得不同时间下油价发生突变的引致因素及突发事件均有所不同,识别并分析油价突变的时间及形成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作者首先给出了商品价格变动容忍阈值及商品价格突变的定义,利用PPM模型,对国际历史油价及相关影响变量的突变进行识别和分析,结果共显示出8次显著的油价突变。1999年2季度油价突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原因是石油供需结构的失衡,具体来说,石油供应方对市场石油需求变动的估计不足及中国净进口的增加,导致了油价的快速回落和短期剧烈反弹;此后的7次油价突变,美元指数一直是最主要的直接影响因素之一,而地缘政治事件及经济情况带动的需求变化或预期变化成为油价突变的基础,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长成为促使油价突变的新生因素。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

基于我国199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LMDI方法,先将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为产出规模、能源结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方面;再引入产出结构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关键作用的变量--能源强度进行再次分解.在此基础上,以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这两个对碳排放的增加和减少起关键作用的变量为依据,界定"高增长、高效率"、"低增长、低效率"、"低增长、高效率"和"高增长、低效率"四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划分出不同的时期,分析我国碳排放周期性波动的特征.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以来,我国四个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是碳排放波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其中2000-2004年"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碳排放的显著增加.因此,有效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转变增长方式.     

美国跨界大气环境监管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大气污染因其污染因子易受气候变化等影响,可进行长距离跨界传输,是典型的跨行政边界问题。我国地域辽阔,行政区域众多且与多个国家接壤或比邻,跨界污染问题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我国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明显,管理手段落后,缺乏相应管理体制和机制。美国在跨界大气环境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大气环境管理,尤其是跨界大气环境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以美国大气跨界污染治理为例,结合具体实例,主要从机构设置、职能职责、运作方式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州内、州与州与之间以及跨国界三个层次跨界大气环境监管体系;其次,从上述几方面对我国与美国跨区域大气环境监管机制进行逐项比较分析;再次,对我国跨区域大气环境监管体系障碍分析认为,统分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和尚未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是借鉴发达国家跨界大气环境监管经验的主要障碍;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的跨区域大气环境管理工作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即成立跨区域的权力机构;加强政府区域间协调合作;强化依法治理;多种管理手段综合应用;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煤炭价格波动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运用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量化研究了煤炭价格波动对制造业各部门实际产出和成本的影响以及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价格波动与制造业各部门实际产出的变动呈负相关,与成本的变动呈正相关;相同煤炭价格冲击下,化学工业的实际产出变动幅度最大,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成本变动幅度最大;煤炭价格上涨对GDP和出口的冲击为负,对就业、CPI和进口的影响为正,煤炭价格下降的效应与之相反;各部门实际产出、成本和宏观变量的变动幅度随煤炭价格波动幅度的增大而增大;相同冲击下存在煤炭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煤炭价格下降的实际产出效应、成本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更显著。最后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下的政府调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行反映能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价格政策。     

中国碳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先后建立了七个区域性碳市场。研究中国碳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有助于发现在碳市场运行初期起价格引导作用的区域市场,为其它地区碳市场的发展和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提供建议。本文选择广东、湖北和深圳三个交易量最大的区域碳市场为样本,利用多元GARCH(1,1)-BEKK模型,检验其波动溢出效应。为了消除履约期的影响,本文根据履约期将样本划分为阶段一(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30日)和阶段二(2015年7月1日—2016年7月19日),分阶段进行了检验,并从市场有效性的视角解释了检验结果。波动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阶段一内,广东碳市场对湖北碳市场、湖北碳市场对深圳碳市场、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分别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在阶段二内,只存在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在整个样本期内,只存在深圳碳市场对广东碳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方差比的市场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阶段一、阶段二或整个样本期,三个碳市场均没有达到弱式有效。本文进一步在多重分形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多重分形谱宽度,比较了三个碳市场的非有效性程度,结果显示:在阶段一、阶段二和整个样本期,三个碳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分别为:湖北广东深圳、深圳湖北广东、广东深圳湖北。可见,三个碳市场早期的波动溢出效应不完全符合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而较晚期的波动溢出效应符合市场有效性大小关系,这证明了中国碳市场在阶段二相比阶段一更为成熟。本文最后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波动成因及监管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已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波动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波动作为证券市场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可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对投资者风险收益分析、公司股东权益最大化和政府部门有效监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证券市场波动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证券市场波动内在的规律性和运作机制,为政府监管提供相应的依据和参考,从而也可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更为健康的向前发展。     

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碳税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征收碳税可能会对征收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各国普遍担心的,也是各国能否顺利实施碳税政策的重要政治考量。文章对碳税对OECD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借鉴OECD国家碳税政策实施经验,为中国碳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在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引入一组碳税政策变量构建了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征收碳税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选取9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位敏感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我国碳税政策制订的启示:适当使用缓解和补偿措施;合理使用碳税收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递增趋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保持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持续增加,但事实表明,环境保护投资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依然严峻。在亟需解决环境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控制碳排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利用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保护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等环境保护投资对环境治理和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并不能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且对碳减排有消极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虽然没有起到降低碳排放总量的作用,但使得碳排放量增长率保持每年3.8%的下降速度,而且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环境质量。在进行空间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未来发展中,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污染治理和碳减排两个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合理安排环境保护投资结构,提高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鼓励发展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提高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全世界核证减排量(CERs)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但在碳交易过程中却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只是碳交易市场的参加者,碳交易市场规则的执行者.中国为全球碳交易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中国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本文具体阐述了国际主要的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交易类型、交易数量、交易额等发展状况,通过分析归纳出现阶段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将国内碳交易市场和国际碳交易市场进行比较得出中国碳交易市场现阶段存在的缺陷,相应的提出了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启示,即完善碳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碳交易体系,加强对CDM项目开发的研究,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主动性,统一国内碳排放标准.     

京津冀区域大气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研究

以京津冀各城市大气污染物年均质量浓度及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为基础,采用承载率评价法对各城市2013年~2015年大气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及预警判断。同时采用相关系数法,对京津冀区域及各城市大气环境承载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13年~2015年我国京津冀区域大气环境超载严重,但是形势逐步好转。(2)该区域大气环境超载预警级别整体较高,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严峻。(3)近年该区域大气环境综合承载指数与自然因素显著相关,与农业人口、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等人为因素相关性也较高。京津冀区域应从农村大气污染(散煤和秸秆燃烧、道路扬尘等)、城镇机动车尾气排放防控等方面加大治理力度。     

中国区域碳生产率波动的因素分解

本文以中国各省份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碳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七重因素分解,分解时不仅考虑了能源结构变动的影响,还充分利用了全要素框架下的生产率信息,重点探讨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对碳生产率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技术进步(正效应)、资本能源替代效应(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负效应)三个分解变量的影响,而技术效率(负效应)、随机偏差(负效应)、规模效率(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正效应)的影响较为有限;2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在样本期间的波动幅度最为明显,且两者在影响力度上呈现了此消彼长的角力格局,但两者在影响效果的变化方向上趋于一致;3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存在着区域负相关和年份正相关的共存现象,即从省份角度来看,技术进步较快的省份往往导致趋于恶化的技术效率;但从时间角度来看,省份内部的技术进步率趋于降低,而相应的技术效率亦趋于恶化。因此,要想有效提升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应当重点关注技术进步、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劳动能源替代效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均衡生产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叫停当前能源过度深化的格局,不仅要注重发展低能源倾向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扭断资本和能源高度相关的倾向,还应该适度提升低能源倾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严重,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物流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低碳物流直接影响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物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行外资政策,积极引进FDI,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为产业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FDI既包括物流业的FDI,也包括其他与物流业相关性较强行业的FDI。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得出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是物流业的强相关行业的结论;进而通过构建分行业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显著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其中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在减少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方面是显著的,而商业与金融业FDI对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明显,"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物流业并不成立。此外,行业规模、能源消费强度、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都会对物流业的碳排放产生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合理引进FDI,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影响研究

从人口结构角度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影响碳排放量的人口因素,有的放矢地制定碳减排政策,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我国1995-2007年碳排放量、人口总数、人口的城市化率、老龄化率和反映人口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人口结构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1995-2007年间,人口结构中的人口城市化率、人口的消费结构、第二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对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在模型中却表现为负效应;②相对于人口规模,人口的结构特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人口的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正向影响最大,说明中国的碳排放量与城市化的进程存在着密切关系;③人口的老龄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负效应,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对长期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所以在未来实现碳减排会逐渐成为可能.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探讨了未来我国的碳减排策略,以期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因素对我国碳排放增长的影响.     

湖南省环境质量演进的波动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对环境质量演进波动的研究还是空白。本文以湖南为例。运用计量分析及谱分析方法对湖南省环境质量演进中的波动性问题进行了尝试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环境质量的演进存在波动。且近年来各环境质量指标的波动有正向扩大的趋势；未来湖南环境质量周期波动亦将步入正向波动时期。因而。今后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环境的压力。需要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来降低出现的大幅正向波动。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如何更有效率的发挥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作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根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表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人口指标、产业指标、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四个角度建立一个新型城镇化指数,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1)在东部地区硕博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溢出效应远好于对中西部地区;(2)在中西部地区本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好于东部地区;(3)在西部地区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更大。为此本文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该加大对博士研究生层次的高等教育投入力度,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第二、加强中西部地区域内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为高层次人才发挥对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供物质基础,逐步缓解在该地区人力资本对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问题;第三、根据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匹配的原则,适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特定本专科专业招生规模,以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为中西部地区储备人力资本;第四、根据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薄弱、产业层次结构不高的特点,邀请中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开设网络教育课程,以发展适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和城镇化进程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