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地质找矿工作浅析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央领导全面把握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最新形势所作出的重大判断。地质找矿工作应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统筹安排部署。本文从做好新常态下地质找矿工作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地质找矿领域出现的新特征和面临的新形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常态下开展好下一步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几点思考。     

新常态下中国FDI与OFDI的特征与发展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正逐渐进入新常态。双向直接投资将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向。我国FDI增速将呈现出稳中趋缓的态势,吸引外资将从单纯重规模转向质量、结构、效益并重。FDI产业结构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FDI区域布局更加合理。FDI管理体制上将与国际接轨。OFDI将继续保持快速稳定增长,全球布局日趋合理,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常态下,我国应完善有利于外资进入和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参与多边投资规则谈判,进一步优化提升FDI产业结构,支持本土企业境外投资。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管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最大化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多元化多中心的治理主体及采用多种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为主要方向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创新,已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制约我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理念上的滞后、治理方式和结构的不完善及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健全等。应从创新理念、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及加强公民与社区的自治等方面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协同创新。     

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下北极航道资源发展趋势研究

首先,对北极航道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其通航历史和现状情况;然后,从全球气候变化大环境角度分析影响北极航道通航的多个环境因素,包括全球变暖、北极地区大气环流改变以及风力作用增强、冰盖本身性质的改变等;基于此,分析预测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下,北极航道资源发展三个"新常态"的趋势,即"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北偏移,环北冰洋国家崛起"、"北极圈周边政治格局改变,新北极国际关系逐步建立"、"北极航道资源利用逐步常态化,北极航线贸易、船舶和人员专业化成为新特征";最后,综合分析提出我国在北极航道资源发展"新常态"下的应对策略。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评测与福利效应

区域生态协同发展是新常态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下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形式,京津冀作为中国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其生态协同发展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作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协同学,以新常态下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区域生态协同度测量模型,科学评估2006—2018年京津冀生态协同水平的动态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生态协同度对区域发展的福利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区域生态协同度普遍逐年上升,发展态势良好。津冀和京冀系统生态协同速度加快,但京津系统生态协同发展后劲不足,增长缓慢。②北京生态协同发展水平最高,已进入中度协同发展阶段;天津、河北仍处于低度协同水平,协同发展不稳定。地区内部各子系统发展不均衡,制约着协作效应的发挥和地区的整体发展。③生态协同度的提高对京津冀的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福利效应显著存在。④生态协同度的福利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天津、河北的福利效应显著大于北京,表明京津冀生态协同度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天津、河北与北京的发展差距。为进一步提高区域生态协同水平,未来应创新区域发展的协同模式,实施生态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京津冀绿色发展的新动能;营造有利于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嵌套的适配创新生态系统的软环境,全力构建以北京、雄安为两极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合理分工、差异定位、积极融入;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区域利益均衡机制,以支撑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公平正义日益受关注的今天,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不容忽视。本文推导了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下,技术进步和基尼系数的关系式,利用2005至2012年中国安徽、重庆、福建、湖北等19个省的城镇相关数据,建立了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技术进步会提高基尼系数,失业率和人均GDP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城镇人口密度与基尼系数呈负相关。     

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构建的克强指数已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如何客观地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更好地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本文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未来会更加关注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愿景,在原有克强指数的基础上,增加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指标,使用中国1995—2015年的相关数据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本即新克强指数,并将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克强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整体运行状态上有更为优良的性质。与GDP增长率相比,新克强指数克服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熨平效应,进而灵敏地反映中国经济波动情况,并对异常事件更加具有敏感性。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破除了因中国在第二产业上存在失衡性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虚假成分,从而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关联度更为密切。此外,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景气方面有着较好的时效性与关联性。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新克强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优势。研究表明:新克强指数是更适宜测度中国经济的多元评价指标,为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0-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考察近十年来对外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的不同影响,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方面的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技术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增加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环境政策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总的来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东部环境质量的改善有积极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有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确实存在"污染天堂"的现象。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力度,阻止国外污染企业的转移,同时要加快贸易结构调整,逐步降低污染行业的贸易比重,大力促进清洁型、环保型行业的发展,从而降低对外贸易对中西部地区的负面影响,并扩大其积极影响,使对外贸易的正面影响不仅局限于东部地区,也可以惠及中西部地区。     

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贫困群体的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针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长期存在的低质低效、造血功能弱、针对性差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施"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变过去滞后的、粗放的、输血式的扶贫方法。包容性创新就是通过将社会底层人群纳入创新系统,挖掘金字塔底层民众的自身需求、动力、创造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减少社会排斥,向贫困者提供公开参与、公平享受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机会。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探索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包容性创新机制,形成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构建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社会效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绿色效率体系,并利用DEA作为工具来监测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效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但是有逐步改善的趋势。将城市绿色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效率,技术效率成为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城市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城市要改变目前效率低下的现状关键在于提高技术效率,推进城市的创新发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对投入产出的冗余度与不足度进行了分析,并解释了低效率的根源。从资源投入的冗余度来看,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技术资本水资源,长江经济带资源利用率低,存在高投入、高消耗的问题,加快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应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从期望产出不足度来看,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长江经济带目前总体发展模式还是追求经济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经济运行的质量与社会效益。绿色效率不高主要集中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应共同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改革创新环境管理体制机制,推行环境保护市场化,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这关系着长江经济带城市发展绿色效率的提高与生态文明示范带的实现。     

中国稀有轻金属关键性动态评估——以锂和铍为例

经济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稀有轻金属为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地位和水平提供了核心竞争力。选取两种主要稀有轻金属锂和铍,从供应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三个维度对稀有轻金属在2009～2016年期间进行关键性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锂在供应风险维度呈现相对稳定低风险,环境风险维度波动变化处于高风险水平,经济风险在2013～2015年波动剧烈风险水平高;(2)铍相较锂而言在供应风险、环境风险和经济风险均呈现高风险水平。总体而言,锂和铍的整体风险水平达到关键性判定基准值,应该充分重视稀有轻金属关键性动态评估机制构建。     

基于相对碳赤字的中国省际碳补偿时空格局研究

为研究揭示中国省际碳补偿时空格局变化特征,文章对基于绝对量碳赤字的碳补偿测算模型进行了改进,构建了相对量碳赤字的碳补偿测算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2007~2017年我国碳补偿总额呈现下降趋势,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主要是受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国各地的GDP增速不断放缓的影响。（2）从我国各省（市）来看：碳补偿额度平均值排在前列的省(市）主要有上海、辽宁、江苏、天津、山东,浙江、山西、北京,而排名较后的省份主要有内蒙古、新疆、广东、黑龙江。（3）我国碳补偿额度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的江苏、浙江、上海;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区域的甘肃、青海、新疆以及东北区域的黑龙江、吉林。碳补偿额度整体呈现以东部沿海,京津,北部沿海区域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空间格局,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补偿,且2007~2017年我国碳补偿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即碳补偿空间格局具有“惯性”特点。     

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供给侧改革发展策略研究

当前,矿业发展面临极大的困境,江西省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也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本文通过对新常态下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其存在的不足,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结合江西省功能区域划分,探索出江西省绿色矿山建设的新路径:一是整体谋划,统领全局;立足赣东北地区、赣西地区、赣中南地区和鄱阳湖地区优势和特色,整合优势资源,以点带面,重点推进。二是构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民众"共同体,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协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发展。三是延伸产业链,提高矿业经济集约化程度。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提升企业的经营能力,并实现传统矿山企业完成"矿产资源—金融资本"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解耦分析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面临着双重压力,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应使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关系"解耦",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解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主要途径。本文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解耦规律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过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历程,提出我国未来发展的三种情景假设,即惯性情景、低碳情景和2度情景。研究认为,惯性情景是一种高碳发展情景,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允许发生;2度情景的实现有较大难度,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国应按照低碳情景模式发展。我国未来能源发展路径应在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前提下,按照科学产能实施国内能源生产,加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特别是煤和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使用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生产要低碳、清洁,能源消费要节能优先、绿色高效。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控制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降低单位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量,控制人均排放量。如按假设的低碳情景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GDP预期增速虽有所下降,但经济总量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0年后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开始呈现逐步解耦的趋势,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我国经济增长与高碳能源(煤炭和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前解耦;至2050年,我国能源消费趋于饱和,增量接近零,而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接近绝对解耦;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于2030年(或之前)到达,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或之前)实现绝对解耦。     

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滞后,加之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供给与需求错配严重,难以适应工业4.0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的需要。目前,受经济周期和矿业周期叠加的共同影响,20世纪头十年全球矿业发展黄金期告一段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总体需求持续低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障碍,指出经济下行导致资源领域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在国家继续严格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的情况下,主要能源和矿产品消费规模有可能提前达峰,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标的承诺。同时,由于在资源型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资源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多轮反弹,进一步增加了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设计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提出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本着"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进入衰退阶段的资源型产业有序退出的机制,切实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物质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测算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即环境成本转移指数。本文运用物质流的方法,采用对外贸易内含污染的平衡指标(balance of embodied emissionsintrade)对中国在1976-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外贸易的内含六种空气污染物污染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进口的空气污染排放要大于总出口,总体上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中国同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environmental terms of trade)在样本期内呈逐步恶化趋势。从部门结构看,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内含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和钢铁这两个部门。     

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下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一些大城市一部分工业尤其是污染扰民工业开始从中心区向郊区搬迁，大城市工业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大城市中许多工薪阶层开始住进郊区的单位分房或自购房。人口郊区化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郊区化也开始显现。我国大城市郊区化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概括了当前我国大城市郊区化的现状特点，指出了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