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地区差距及收敛性

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是破解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民生福祉增进"三难"问题的核心。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7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而采用σ收敛、经典与空间β收敛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收敛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2004—2017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水平下降幅度明显,具体经历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波动下降"的过程;空间上呈现"东强-中次-西弱"的梯次下降格局;北京、海南和上海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内蒙古和辽宁则长期处于后三位。(2) 2004—2017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均不存在σ收敛趋势。其中,2004—2017年中、西部区域变异系数总体保持着增长态势,而全国和东部区域变异系数在2012—2017年出现了明显波动。(3)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条件收敛率明显高于绝对收敛率,空间因素对收敛具有加速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是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其抑制因素。(4)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也存在显著的绝对与条件β收敛趋势。空间收敛率呈现西、东、中依次递减格局,空间因素对中部区域收敛的加速效应最强。区域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和力度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政策制定应注重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的最佳途径。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及社会机会等方面构建失地农民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基于农地价值理论视角,将失地农民可获得的福利划分为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3个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及宿迁市540户农户调查数据对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以探索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由于实行了"土地换社保"征地补偿方式,苏州市和南通市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改革阶段,且前者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更为成熟;宿迁市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仍处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阶段。(2)苏州市和南通市失地农民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444、0.369上升到0.529、0.385;宿迁市样本农户福利水平则有所下降。(3)除苏州市外,南通市和宿迁市样本农户的经济福利均出现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6.1%、34.5%;三个地区失地农民社会福利均有所提升,且苏州市和南通市农户福利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宿迁市;生态福利方面,除南通市外,苏州市和宿迁市均出现下降。(4)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明显受损,城镇化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福利受损,尤其是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提升。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真正实现"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就业指导培训、提供一定就业安置等途径实现征地补偿方式多元化,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环境保护等的投入。     

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福利变化模糊评价

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过程中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变化进行了研究。首先提出构成安置区居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其次提出适合本研究的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的权重函数,最后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三个水库安置区居民土地流转前后福利的变化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安置区居民总体福利水平明显降低,模糊评价值从0.444下降至0.347。从功能指标看,除家庭经济状况外,社会保障、政治参与、心理均较大程度地变差;从转换因素看,受教育程度是安置区居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因此,政府对安置区居民的补偿不能单纯依靠货币补偿,而应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失业保障制度,形成复合的补偿方式;政府要同时考虑安置区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有针对性得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政府还应该改善安置区的政治参与环境,以减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控制性对安置区居民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城市居民生活用电影响因素和电力消费弹性研究

本文基于对北京、杭州、广州和贵阳等四个城市居民生活用电情况的问卷调查,总结我国不同区域典型城市居民的生活用电现状,重点分析用电影响因素以及电价调整影响居民用电需求以及节能行为倾向程度,从而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居民节电的具体措施,为保证城市居民的整体用电需求和福利水平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我国30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进行比较。同时,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文章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人口、经济、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要达到曲线的拐点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基于上述,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农村低保救助水平的评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范围内已经实现制度覆盖,自2007年制度全面推行以来,由于各省市财政对农村低保救助力度强弱差异,导致了对农村低保对象的救助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由于这种差异性受很多因素如价格指数等经济指标的影响,存在着不可比性.笔者通过引入农村低保救助力度系数和生活救助系数剔除这种差异性,从横向和纵向的视角对中国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救助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发现,各地的农村低保标准相差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剔除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以后,保障标准仍然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中西部农村地区(上海市除外).所以,建议这部分省市的民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当地农村低保名义标准,从而保证当地农村低保居民享受到的实际福利至少不应该低于低保名义标准.     

经济基本面、城镇人口改变与中国住房价格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1995-2014年我国住房价格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市场预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地产投资水平能够较为显著地影响欠发达地区的房价,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和贷款利率仅能微弱地影响欠发达地区房价且具有模糊的作用方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改变和城镇人口改变对区域房价的影响并不明显。研究总体认为,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房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东部和中部地区房价则表现为既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也没有房价预期等非理性因素支持的局面。     

中国省际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分异分析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中国水资源匮乏的背景下,如何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以更少的水资源消耗去创造更多的福利增长,谋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极为重要。基于生态福利绩效背后的逻辑,构建水资源福利绩效指标体系,衡量中国31个省市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为解决传统DEA方法计算的效率值不能跨期比较问题,以2006年为基期,利用广义DEA方法测度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并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局部Moran’s I指数、LISA聚集图对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的空间集聚状态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市区水资源福利绩效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最优,西部次之,中部最差。各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北京水资源福利绩效最高,宁夏水资源福利绩效最低。(2)中国水资源福利绩效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且该效应逐年增强,从2009年起通过显著性检验。观测期内中国各个省市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演变路径包括正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集聚、负向空间外溢趋势及空间分异4种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省份受到邻接省份负向空间影响,进入低低集聚区。各省市区不仅要注重自身水资源福利绩效的提升,同时应注重邻接省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及趋势,以防其负向空间影响。(3)水资源匮乏的京津冀地区长期稳定在高高集聚区,而水资源禀赋较优的珠江流域省份如湖南、广东等长期稳定在低低集聚区。缺水地区水资源福利绩效优于富水地区,这为富水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出了警示作用。     

城镇化中的城市污染、失业与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中的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解析了城镇化中的劳动力移动等问题,该模型认为城乡劳动力移动的动因是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其中还未考虑到环境问题,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尤其近两年在中国境内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些人迁出大城市甚至移民国外,即所谓的"环境移民",考虑到城市污染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从城乡效用的差别角度分析劳动力移动则是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新的扩展方向。本文拟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导入环境污染并考虑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的负效应,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和关税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比较静态学的计算结果表明:①保护环境的政策虽然会使城市失业增加但对全民的福利增加是积极的;②利用关税保护重污染行业虽然可能减少失业但却会恶化环境,对全社会福利的提高是消极的;③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城镇化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以增加全民福利为目标,污染削减技术的改善和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是积极的绿色发展政策。     

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_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居民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3)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上海市工业园区投资环境评价研究

在回顾大量关于投资环境评价方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了传统的区位因子和现代工业园区布局要素条件,建立了区位条件、腹地支撑能力、微观环境、规模及发育程度和创新能力5个子系统,并相应选取了16项评价因素和40个评价指标。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权重值,然后根据权重计算出上海工业园区综合评价值,最后对上海市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做出总体评价。总体上,上海市级以上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接近中等水平,整体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各子系统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程度不一,综合评价值高的园区,每个子系统的贡献率比较均匀,差异性比较小。综合评价值比较低的园区,各子系统的贡献率不均匀,差异性比较大。尤其在创新能力方面,所有工业园区都表现出不足, 今后要重点改善,以进一步提升上海市整体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汉江堵河流域地表水质时空变化特征

对汉江堵河流域9个点位为期1年的地表水水质理化特性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应用〖WTBX〗t〖WTBZ〗检验进行水质季节性变化分析,聚类分析进行空间相似性分析以确定空间尺度的分类情况,判别分析识别显著性指标,并以此反映上述空间聚类分析结果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Cl-、总溶解性固体（TDS）及浊度（Turbidity） 3项指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时间差异性;②温度、pH、NO-3、TP表现为丰水季显著大于枯水季,而SO2-4、HCO-3、NH+4、 DO则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即枯水季显著大于丰水季;③空间聚类分析将采样点分为4类;④判别分析体现出良好的指标降维能力,仅需4个指标（NO-3、TDS、SO2-4、HCO-3）即可反映整体水质的空间差异性。     

生态福利绩效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一个自然资本绝对稀缺的"满的世界",如何在生态环境的极限内实现人类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Daly思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由生态足迹作为投入和人类发展水平作为产出的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研究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演变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以及指导我们在自然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现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涵盖了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是倒U型关系,转折点发生在人均GDP为3 000国际元的时候,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生态福利绩效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单位自然消耗可以带来递增的福利水平,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向着可持续发展不断靠近的;当人均GDP达到3 000国际元后,生态福利绩效开始随着经济增长递减,单位自然消耗带来的福利水平递减,人类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远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通过对生态福利绩效组成要素的分解,本文发现趋于平稳的自然消耗的经济绩效和一直降低的经济产出的福利绩效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不断提升的重要因素。生态福利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证明了脱钩发展即经济增长和自然消耗的脱钩以及福利水平提升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实现脱钩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特别是我国脱钩发展的战略选择。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29个省区2000-2008年间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特别是人均收入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加强的趋势。②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人均收入16 953元。并进一步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均碳排放拐点,发现各地区人均碳排放拐点在时间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多数省区较早地到达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则要经历较长时间。③城市化水平、就业人员比重和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④对外贸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碳排放。因此,提出了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低碳技术、转变贸易结构以及将地区的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中等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