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视角下石油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框架构造与验证

企业社会责任是持续的热点议题。当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披露多基于形象宣传的目的,评价指标选取存在目的性与片面性,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力。石油企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其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论证了公司战略视角构建石油公司社会责任框架的理论依据,提出了石油公司社会责任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并从政府责任(股东责任)、社区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五个维度优选了38项测评指标构建石油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在此框架下,文章收集了我国石油公司的相关数据,利用熵权和TOPSIS方法对石油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基于战略视角构建的社会责任评价框架体系能够将石油公司战略使命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关联,能够突出企业经营中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且能够反映石油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在行业中的位次。     

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格局及对策研究

县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制定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增长途径时,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本文运用发展函数模型,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评价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对山东省91个县市(不包括地级市市区)的数据运用综合指数和协调发展函数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县域社会和经济综合指数、协调度、发展度和协调发展度.研究表明:山东省91个县域的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存在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由鲁中向南北递减的特征,大多数县市经济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91个县市总体的协调水平较高,表现在绝对数值相差不大,所属类别相对集中,但大多县市是一种低水平的协调;根据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山东省91个县域划分为3大类8亚类,3大类为协调发展类、亚协调发展类和失败衰退类.最后基于91个县市所属的协调发展类型提出不同类型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模糊环境下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评价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运行的支撑体系和物质载体,提高它的利用效益已经成为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资金的投入对促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分配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地投资给不同的城市建设企业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根据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环境的模糊性,通过使用三角模糊数,在引入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建立了基于模糊环境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使得在给定风险最大容忍水平的前提下,追求政府资金收益最大化。本文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合模型运用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中,在考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2000-2013年的最优投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一直将北京作为重点投资城市,在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下,其它三市的投资比例逐渐减少,并在2012-2013年期间北京的投资比率达到了64.41%,这对天津和重庆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在2012-2013年期间天津的投资比率降到了5.22%。在四大直辖市中,上海的公共基础设施数量一直占有相当的优势,加上世博会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比例在2000-2011年期间一直保持稳定上升。综上可见,北京和上海仍然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为了全面加快城市建设,应该在抓重点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

精准脱贫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后扶贫时期我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选择生计资本和代际可持续性两个关键属性构建了生计可持续性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类,将后代教育作为代际可持续性评估要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课题组于2016—2017年分三次进行的大规模微观农户入户调查数据,构建BP神经网筛选计算出可持续生计24项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对各贫困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的预测结果表明:甘肃、山西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可持续生计指数分别为4. 288和4. 161;云南、江西、重庆精准脱贫户生计较稳定,可持续生计指数差别较小且均超过3. 6;四川、湖南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指数为3. 377和3. 135,生计水平较低;贵州地区可持续生计指数为2. 953,精准脱贫户生计脆弱。基于生计动态转换视角,采用生存分析法探讨了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风险率的关键因素:因能力、教育、环境致贫的精准脱贫户在脱贫后生计稳定性较好,分别为3. 423、2. 750、2. 642 a,心理因素致贫的可持续生计的生存时间较短,生理因素致贫的生计稳定的生存时间最短,仅为1. 876 a。女性户主生计稳定持续时间(1. 841 a)明显低于男性户主(2. 792 a)。对生计稳定的精准脱贫户生计动荡的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与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直观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对于精准脱贫可持续生计的重要程度最强,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稳定有较大影响。综合分析认为: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2年应成为脱贫保障的重点"观察期",在这个期间应重点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视角对生计尚欠稳定的精准脱贫户实施后帮扶和追踪支持,帮助精准脱贫户稳步实现可持续生计,让脱贫成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环境的短期效应综合评估

近年来,传统铁路发展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高铁行业的规划与投资。现有高铁网络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就业率,提升了区域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高铁网络的当下,综合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给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重新刻画投入产出模型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部门"收入-消费"内生关系,区分高铁与传统铁路在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差异,构建基于居民消费局部内生化的高铁投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经济、就业和能源环境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2012年中国高铁投资每亿元拉动总产出增加3.72亿元,GDP增长1.21亿元,投资总量给国民经济共带来总产出增长19 373.44亿元、GDP增长6 296.04亿元;2在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高铁建设投资对就业拉动显著,每亿元高铁投资创造1 084个就业岗位,2012年因高铁投资新增就业岗位高达565.23万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高铁建设投资会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居民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的动力;3在环境层面,2012年高铁前期基础建设共带来83.42 Mt CO2排放,略大于传统铁路投资,但考虑到建成运营后,高铁具有清洁、稳定、高速等特点,高铁建设投资在环境层面优势会慢慢显现。     

我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矿业企业对外投资迅猛发展,我国急需保护对外投资利益。而作为矿业企业对外投资中与东道国出现的摩擦,很大部分在于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不能做好与东道国的协调,因此,本文从企业与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对矿业企业对外投资中应履行的社会责任进行分析,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理论结合到矿业企业对外投资中,提出了矿业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理论和内容。研究表明:矿业企业对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既有一般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又有其独特性,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中国股市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研究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13年沪深300指数中十个行业指数数据,根据行业指数数据建立投资组合研究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并研究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中国股市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为: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前,中国股市短期动量效应明显而长期动量效应不明显;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后,中国股市短期动量效应加强且存在长期动量效应。这表明,我国股市一直存在短期动量效应,同时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加强了股市动量效应。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本文采用主题框架模型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了由环境健康、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利用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及28个四级指标构成的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目标渐进法、均权法、环境绩效指数法等评价方法,测算了2011—2015年间成都市的环境绩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5年成都市综合环境绩效表现良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二级指标中生态保护指标绩效水平最差,三级指标中噪声、生态环境、环境管理指标绩效离目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环境绩效水平差距也很大。各区(市)县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高综合环境绩效水平。     

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下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是稳定投资者信心、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这一独特异象的有效手段。有别于以往多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公司透明度等角度探讨股价波动或崩盘风险预防因素研究,文章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责任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手工收集的绿色投资数据与测算的股价波动性数据相结合,从绿色投资这一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独特视角出发,基于控制函数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绿色投资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一步创新性地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模型识别了绿色投资通过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波动性的因果机制,并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显著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2)存在企业绿色投资—信息环境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股价波动性降低的因果链条;(3)存在产权异质性,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更大;(4)不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即归属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建议,为降低股价波动性、促进股价平稳运行,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绿色投资意识,同时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降低投资者获取企业绿色投资等环境信息的成本和难度。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路径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雾霾污染是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但当前中国的雾霾治理还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亟待创新。针对我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城市雾霾治理指数的内涵,并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治理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选择上海、南京、无锡、杭州等12个环保部重点监测的长三角城市为样本,对其2007—2016年期间的雾霾治理指数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测度结果显示:(1)样本城市中,上海在2016年略大于0.7,达到了优等级,南通、绍兴大部分年份低于0.5,处于差的水平,其它样本城市大部分年份在0.5~0.6之间,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治理水平不高;(2)上海DPSIR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显示,雾霾治理的驱动力(D)曲折上升、压力(P)逐渐减轻、状态(S)稳定趋好、影响(I)力弱化、响应(R)能力亟待改进;(3)从利益相关主体对上海雾霾治理的贡献来看,企业主体和政府主体的贡献稳定上升,贡献大,公众主体在雾霾治理中贡献较小,其他主体的贡献不稳定。以城市雾霾治理指数作为治理工具,从创建雾霾治理指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测度指标影响路径关系图、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责任、完善雾霾治理指数运用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治理政策措施,以创新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模式与路径。     

基于G1赋权模型的生态城市发展管理评价

以生态城市的发展管理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发展管理评价的内涵,认为其具有相互作用和对称破缺等非线性特征,适宜于采用G1赋权模型,以崇明生态岛为例做出了应用研究,初步实现了生态城市发展管理的非线性评价。结果显示,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指数达到67.81,管理机制指数只有52.39,公众参与指数是59.91,综合管理指数是59.65,表明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接近于良好可持续性。鉴于"投资力度超强,管理深度不够"的失衡特征,亟待管理改进。为此,给出主要建议如下:明确综合管理定位,大力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强化社会参与机制;明确行动方略,改变投资扩张型的建设体制模式和运作机制;明确政策重点,推进属地管理和流域管理、强化空间集约管理、统筹城乡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应用研究显示,G1赋权模型是生态城市发展管理工作实现非线性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接近其非线性判断需求,科学揭示管理诸要素的属性特征和相互关系,有助于合理反映当地管理水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向、结构、流动模式和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滋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社会融合问题受到各界最广泛关注。社会融合问题从城市层面看就是"城市包容度"问题,该命题新、难度大、范围广,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以此为核心,创新性构建了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准则的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进而通过非线性离散选择模型探讨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落户难度、就业稳定度与城市包容度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2014年)开展研究,主要结论为:中国城市包容度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越强、落户越容易、就业越稳定。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完善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和安置政策体系,直接和间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形成有效融合机制,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及城市协同发展;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户籍制度,引导匹配城市产业结构的人口流入,实现合理布局;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现城市包容性增长与制度改进。本文归纳总结出"两个新体系":建立了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测算体系,及应用城市包容度指数定量研究的范式体系。     

基于组合模型的能源消费预测研究

能源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消费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建立能源消费量模型,准确预测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做好未来能源消费预测分析,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能源生产计划、外供能、节能计划及制定相关的政策等提供科学的依据,这对于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运用组合模型进行预测不仅预测结果准确性高,而且稳定性好。本文借助组合模型对能源消费所做的预测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稳步增长,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此增长势头及速度。组合模型集结了更多的有用信息,使得预测结果更加可靠,可以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能源消费量预测的有效工具,为能源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及建议。     

面向循环经济的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治理路径——基于上海市实践案例的政策模拟北大核心CSCDCSSCI

共享单车作为新时代居民低碳出行的典型交通工具,探讨如何实现其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立足于中国城市共享单车发展挑战,文章创新性提出了面向循环经济的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以及基于3R原则的治理路径,构建了集故障车辆减量化、故障车辆再利用和报废车辆资源化三个子模块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基于上海市实践案例,对循环经济视角下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行了多情景仿真模拟。研究发现:(1)用户使用行为治理、回收参与行为治理、城市投放总量控制、故障车辆回收监控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五种策略均对共享单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显著作用;(2)就单一策略而言,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和故障车辆回收监控是政府治理故障和报废车辆、运营商降低生产和回收处置成本,进而提升行业资源利用效率的两种最佳治理举措,城市投放总量控制次之;(3)就组合策略而言,五种策略的综合集成实施是促进中国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治理路径,全面实施后,2021—2031年上海市报废单车总量将减少71.15%,运营商的生产和回收处置成本节约73.77%,碳排放减少8.78万t。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科学谨慎”执行城市投放总量控制、“引导+规范+约束”用户可持续使用行为、提高用户回收参与意愿、加强故障车辆回收监控等政策建议。这项研究旨在为共享单车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为国家“交通强国建设、碳达峰与碳中和”三重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助力。此外,文章为共享经济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为后续循环经济与共享经济的集成探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定量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一种延伸,有助于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对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修正与扩展出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星形模型,并以此构建出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明晰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利用中国59 384家农业龙头企业的监测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别从农户增收责任、消费者食品安全责任、企业员工福利责任、农村慈善事业责任和科技创新责任五个维度对中国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定量测度,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内部因素和地区外部因素上的差异及其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因素方面,中国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规模、是否上市、企业所有制类型和经营情况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规模大、实现上市、经营情况好的农业企业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地区外部因素方面,经济因素中仅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则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研究强调,需完善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发挥大型农业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建立健全农业企业...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中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环境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环保监管部门在加强企业污染源监管的同时,往往忽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该研究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手动收集并整理企业环保投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深入研究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对同行业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其内在机理在于:首先,僵尸企业占比的提高会使正常企业融资约束增加,造成正常企业筹措资金困难,进而导致环保投资下降。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3.97%。其次,僵尸企业的存在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引发恶性价格竞争,使正常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导致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减少。盈利能力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26%。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较低的企业及重污染企业样本中,僵尸企业占比对正常企业环保投资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采用不同层面、不同僵尸企业识别方法和企业环保投资衡量方式,均证明回归结果稳健。其中,省份僵尸企业占比对同省份正常企业环保投资回归负向显著,说明此负面影响不仅存在行业层面,还存在于省份层面。因此,政府应重视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正常企业环境投资的负面影响,坚持环境监管中立原则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系统,消除僵尸企业赖以生存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经济稳步增长和环境日益完善的新格局。该研究从处置僵尸企业的角度,为提高正常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政策建议。     

制度嵌入、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双创"的蓬勃发展以及"建设美丽中国"时代背景下,创业企业成为承担社会环保责任、实现碳减排目标、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主体,如何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制度理论和嵌入理论,结合中国第10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2 703家创业企业调研数据,在将制度嵌入划分为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探索三种类型的制度嵌入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并同时分析企业内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嵌入中的政治嵌入、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均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投资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创业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嵌入比政党身份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市场嵌入比政治嵌入和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2)制度嵌入中的市场嵌入和行业嵌入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在费用方面的碳减排担当,且市场嵌入比行业嵌入具有更强的提升效应。(3)创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创业企业的碳减排担当。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和拓展了碳减排担当领域的研究情境,凸显了碳减排制度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且为探讨企业的碳减排责任问题提供了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中国情境下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的影响因素,打开外部制度嵌入以及内部绿色技术创新对创业企业碳减排担当作用机理"黑箱",探索提升创业企业碳减排责任和担当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实证研究

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系统脆弱性能够反映社会稳定风险水平,系统越脆弱,社会稳定风险水平越高。基于系统脆弱性视角,引入工程建设的公众风险认知,从社会风险暴露、公众风险认知、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和模型,并对G水利工程建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7-2018年G工程建设所在区域社会系统脆弱性逐渐降低,并且随着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的不断提高,2014-2018年工程建设期的社会稳定风险处于较低水平,社会失稳的可能性较小,并建议通过构建标准化风险识别体系,实现风险评估端口的前移;引入公众参与,提高公众风险认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应对工程建设产生的社会风险,降低社会系统脆弱性,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