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和模型,以2000年中国县级数据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通过教育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不容忽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男性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但前者贡献更大.此外,中国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在地区教育发展模式上,存在四种聚集模式,分别是H-H类型、L-L类型、H-L类型和L-H类型,这种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加剧了经济发展韵不平衡,对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均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方法上,当探讨具有空间聚集效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空间误差模型要优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     

中国家庭储蓄率反生命周期之谜——基于竞争性储蓄视角的分析

我国居民高水平的储蓄率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是当前重要的基本国情,因此我国人口年龄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通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户主年龄同家庭储蓄率表现出与现有文献中发达国家不同的反生命周期现象,即随着户主年龄增加,家庭储蓄率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呈现"U型"曲线关系。回归结果表明,竞争性储蓄行为提高了我国城镇居民特别是老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因此,竞争性储蓄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反生命周期现象。有成年未婚男性成员的家庭,会增加家庭储蓄率,并且未婚男性成员年龄越大,家庭储蓄率越高。然而有成年未婚女性成员的家庭并未表现出这一现象。相反,当成年未婚女性成员年龄较小时,其家庭储蓄率反而下降。为未婚家庭成员购买婚房,是竞争性储蓄行为的关键目标。对于拥有两套或多套住房的家庭,并不会表现出竞争性储蓄行为;相反,对于只拥有一套房产或无房产的家庭则表现出了竞争性储蓄行为。房屋价格是影响竞争性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房屋价格的升高会显著提高老年家庭的储蓄率。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为缓解竞争性储蓄压力,促进总体消费水平提高,政府应当从购买住房这一竞争性储蓄的主要目标入手解决,一方面继续坚决打击囤积房源、恶意炒房等行为,另一方面采取加快多渠道住房供应、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措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基于生命周期储蓄率模型逆推出居民消费率模型,利用中国1991-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主要结论如下: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人口性别比系数为正,但稳健性较差,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并未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并在制定长期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将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进来。     

城市蔓延影响了城市代谢效率吗？——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城市蔓延如何影响城市代谢效率对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85个地级市2004—2019年的城市代谢效率并分析了收敛性情况,接着运用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城市蔓延与城市代谢效率的线性相关关系和非线性相关关系,最后以两阶段SYS-GMM构建动态回归模型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2004—2019年全国城市代谢效率有所提升,且上一年城市代谢效率对当年城市代谢效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表现为“滚雪球”效应。各地区城市代谢效率值的差距逐渐缩小,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2)城市蔓延能显著提高城市代谢效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的作用不显著且为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非省会城市的正向作用显著。控制变量中,网络普及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人口占比对城市代谢效率呈显著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和外资利用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3)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在公共交通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约束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促...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托Black、Henderson城市化模型和Stokey污染模型,在最优化框架下推导城镇化、人力资本积累、清洁生产和碳排放之间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都是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渠道,城镇化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等渠道来抑制地区碳排放。基于2000-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三个城镇化指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三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样本期间内,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城镇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来抑制这种不利影响;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人力资本积累渠道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也即人力资本积累会降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边际影响;最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清洁生产也有利于我国碳减排进程,清洁生产渠道也会弱化城镇化对碳排放的正向作用,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相比,清洁生产渠道对城镇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边际影响显著性降低。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积累和清洁生产技术推广的作用是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高碳锁定"的关键路径。     

老龄化与省际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检验

中国进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阶段,对于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认识,是值得不断研究的课题。采用面板分位数和面板非参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分位数条件下,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有所不同。总体上,老年人口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应是逐渐递减的,当超过转折点之后,其效应由显著正向影响变为不显著负向影响。面板非参数估计表明,老年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经济发展水平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并向负向效应转变,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转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网络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以及能源互联网等网络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发展很可能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影响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影响大小及网络效应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地区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互联网发展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地区不平衡现象比较显著,存在"东部→中部→西部"递减梯度分布,耦合度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比较密切关系。(2)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互联网发展、创新能力、所有制结构、经济集聚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存在负向影响,但统计不显著。(3)互联网发展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网络使用从"低规模→中规模→高规模"变化时,互联网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则从"不显著→显著→不显著"变化,而且影响大小也会相应变化。因此,互联网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一定范围内随着互联网使用规模的增加,其影响作用也会跳跃性的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提升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中的作用,认识到网络效应条件,推动互联网与能源生产、消费深度融合,以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节能技术创新水平,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区域智能、绿色、协调发展。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碳排放是一个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建设用地亦是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国1996 - 2007年建设用地与碳排放的变化,在扩展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基于LMDI分解法,探讨了12年间中国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省份间所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的碳排放以2001年为拐点,呈现稳中有降到快速增长的两阶段变化,空间上则呈现出东高西低格局,环渤海地区为全国碳排放高值地区.LMDI分解结果显示建设用地对碳排放增长存在正向影响,且省际间差异突出,影响较为显著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新疆和青海也较为明显,其他地区普遍较弱;导致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省份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正向作用和能源强度的负向作用之间存在贡献程度的强弱差异及抵消效应.从建设用地控制角度开展碳减排,不同地区将存在效率差异,对于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相对饱和的省份可能有效.     

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在产业集聚引导下,整体及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未因产业集聚而改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是处于产业集聚初级阶段的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处于产业集聚高级阶段的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采用差异化战略。依据结论提出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不平衡状况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京津冀PM_(2.5)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内在关系研究

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内因,气象条件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外因。本研究通过构建PM_(2.5)浓度的两段式分布滞后模型,结合自然环境因素及经济因素对PM_(2.5)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第一段模型中构建了PM_(2.5)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分布滞后模型,第二段模型中构建了不同的大气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包括工业源、生活源、机动车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源。在工业源中,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的贡献者;在生活源中,燃煤消费量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这也是冬季供暖期间PM_(2.5)剧增的原因;在机动车源中,尽管黄标车的保有量仅占汽车保有量的10%左右,但却占据了颗粒物排放量的绝大部分。利用京津冀代表性城市PM_(2.5)日度数据研究得出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压、降雨量、平均相对湿度、沙尘暴等因素对PM_(2.5)浓度的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PM_(2.5)浓度具有聚集的滞后效应,当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滞后三期大气污染物对PM_(2.5)浓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依次递减。构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污染源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一个地区煤炭消费量、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工业增加值、黄标车保有量对该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提出了对策建议。     

源头污染控制、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

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出口"性价比"角度重新衡量中国出口贸易可持续水平,将中国对部分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源头污染控制对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从企业家精神层面解释源头污染控制对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源头污染控制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性价比"指数得到提升。同时,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企业成立年限、融资约束则带来消极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时效性,文章利用2004—2018年海关数据,从行业层面对源头污染控制与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结论依旧成立。(2)通过检验边际动态影响模型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带来的边际影响是递增的,总体呈现"J"型特征。清洁生产标准带来的成本效应具有一次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并未一直加强,补偿效应则需在时间积累下才能逐渐发挥作用;政策实施2年后成本效应将被补偿效应超过,从而表现为促进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3)根据作用机制分析,企业家精神是源头污染控制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渠道之一。企业家精神被分为企业家技术创新精神和企业家产品创新精神,源头污染控制通过激励企业家技术创新精神和挫伤企业家产品创新精神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深化了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理解,为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时间序列协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政策评估

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推广过程中,各类政策分别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很值得研究与总结的。本文首先对中央政府近六年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政策进行梳理,选取了两项经济政策(购置补贴、税收减免)和两项中国独有的行政管制政策(车辆限行与限购)作为评估对象。以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的月度数据为因变量,各政策变量为自变量,加入汽油价格和新能源汽车行业专利申请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各因素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做出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各项政策都与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呈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其中补贴政策每阶段的调整对市场的推动作用是显著递增的,政策效果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中获得了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限购政策通过抑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巨大购车需求,调整了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从而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从侧面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而相较于长期影响,短期内因限购抑制的购车需求增加对新能源汽车推广有更强的推动作用,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市场份额增加的Granger原因。最后,不可忽视的是,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都是显著且正向的。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推动"互联网"与"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18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人均GDP差值倒数权重矩阵及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发展阶段异质性上,2003—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阶段的互联网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互联网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上,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公众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吗?——基于“碳中和”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我国碳市场CCER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以公众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为着眼点来研究公众是否愿意为碳排放付费,对于设计碳中和激励机制以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清洁项目投资产生的CCER的有效需求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本文基于四个维度设计公众碳中和支付意愿调查问卷,通过网上发布在线调查的信息技术,覆盖了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和不同特征的人群,获得了1 328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于碳中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学历与个性变量与支付意愿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而月收入以及人际影响对支付意愿是正向作用。月收入、人际影响以及个性变量对于支付意愿的作用是部分通过购买意图的中介作用产生的。对于调节效应,则发现性别、学历以及常住城市对于人际影响与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激励公众进行自愿碳中和,一方面需要根据月收入和学历设计不同类别的碳中和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增加公众的购买意图,从而达到提高支付意愿的作用。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老龄化系数、老少比两个指标,首先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法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并按三区域进行结构分解;然后结合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GLS估计法实证检验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各层面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地区差异明显但短期变化趋势并不稳定,呈现反复波动态势;长期来看,老龄化地区差异呈逐渐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中、西部省际间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东部呈收敛趋势,东部省际间差异对老龄化总体差异影响最大;总体上看,区域内老龄化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这说明老龄化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引起的;人均GDP、出生率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重要两大因素;死亡率对全国层面老龄化反向影响效果显著,城市化率对中、西部层面老龄化正向影响较大,而文盲率对各层面老龄化未见反向影响效果。     

中国能源经济效率动态分析及预测

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复杂,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关系.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实际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脉冲响应分析、协整理论等计量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能源经济效率的变动进行动态实证分析,并预测中国能源经济效率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的能源经济效率、第三产业比重和能源价格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1%的第三产业结构或者能源价格变化可以分别给能源经济效率带来0.3477%和0.4.785%的同方向变化;除了产业结构对能源价格短期响应之外,变量之间都是正向的冲击响应,滞后6-10期响应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依据VAR模型动态预测结果,未来10年中国能源经济效率发展趋势不容乐观,由于系统较长的滞后响应期,近几年能源经济效率、能源价格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对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应当及时调整能源经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