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生态文化价值观探析

研究生生态文化价值的整体水平对我国未来几十年内生态文明建设水准中扮演着关至关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随机问卷调查为路径,以江苏大学在读研究生为研究对象,以性别、年龄、专业类别、教育程度和生源地为划分依据,进而探析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研究生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现状。结果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源地对研究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水平具有明显影响。相比而言,男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水平明显高于女生,博士的生态文明素质水平明显高于硕士,不同生源地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水平按省会或一线城市、地级市、县城或城镇、农村依次明显递减。这表明:性别角色和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和/或家庭经济状况)对研究生生态文明素质水平塑造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识别

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创民族伟业、中国圆梦的时代重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需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识别。本文从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三个方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2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法降低DEMATEL模型中专家打分建立关联矩阵的主观性,结合摆幅置权法(SW)得出综合重要度,遴选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因素。其中,年份最近的2014年计算得出的关键因素按照重要度排序依次为:本级环保能力建设资金使用总额、排污费解缴入库户金额、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颗粒物、网站主动公开各类政府环境信息条数和环保系统人员总数。将这些因素按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划分为三大类,得到3点结论:生态意识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能强化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生态文明意识所占的比例先降后升,不断提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丰富,逐渐感受到成熟的制度设计、明确的制度规范才是根本,生态文明制度类别在关键因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生态文明行为作为表现形式,随着其他两方面的变化,生态文明行为不断改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中所占比例下降。本文在生态文明意识方面提出要针对性地帮助和鼓励各级环保部门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提出强化环保能力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发挥排污费的真正作用,提升环保系统人员的能力素养,探索新工作思路等举措;在生态文明行为方面提出综合车、油、路等多方面措施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建议。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教育校本课程设计与评价

生态文明的兴起,既丰富了环境教育的内容,又对创新环境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环境教育校本课程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调青少年学生的认知特点、兴趣和需求,开展课程设计研究与实践,明确教育目标,优化教育内容,进行课程评价,以期通过该课程的设计、实施与评价优化生态环境教育质量,促进学习者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道德观和价值观,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江经济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从生态文明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发展潜力模型,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生态文明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为经济、社会系统优势区,中部为相对协调区,西部为自然系统相对优势区;(2)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格局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3)协调发展地区整体上表现出最佳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空间相关性对各省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活动会在省市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使得绿色发展指标存在空间依赖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需要考虑这种空间自相关作用。本文利用"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的指标数据,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域Moran指数对绿色发展指标及其构成指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力求以最直观的方法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复杂的空间特征。分析发现各省市绿色发展指数存在空间自相关特征,全局Moran指数并不高,但是构成绿色发展指标的环境质量、环境治理、发展质量和绿色生活等指标却普遍具有显著并且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受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空间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现,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绿色发展构成指标空间自相关程度比较高,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禀赋联系比较多的绿色发展构成指标空间自相关程度较低,这就提示我们人类活动引发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具有更加明显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着眼于发挥空间相关性的趋同作用,着力培育生态文明建设先进试点示范样板,鼓励个别省市努力作为,有所突破,率先垂范,以试点示范产生的空间效应激发周边省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仿效、追赶和竞争动力,带动其他省市向示范省市靠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借助空间相关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合理解决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农村乃至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探讨了基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之上建立的互助型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意义。     

燃起生态文明的火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历史已经走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人类所企盼的生态文明正向我们走来。文明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整体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生态文明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如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将会大大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意义深远。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高原湖滨人居环境特点及生态文明建设策略研究

文章以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及其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出发点,分别指出高原湖泊的生态脆弱性以及高原湖滨人居环境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总结出高原湖泊与高原湖滨人居环境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人居环境开发强度过大以及生态缓冲区域小等。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策略,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科学划分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建设区划,合理制定土地开发利用强度,采用"串珠式"来引导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以及利用GIS等科学技术手段等,为高原湖滨人居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简要分析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便为今后镇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镇江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机遇主要有:具有良好的自然禀赋;成为苏南生态文明实验区;实施全省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改革试点;入选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低碳城市建设全国领先;创建其它各种城市名誉;确立和实施生态立市和生态领先战略;全国第一朵生态云建设全面铺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生态环境面临多重挑战;可持续发展存在多重瓶颈;生态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缺乏公众参与氛围和机制;全社会整体生态文明意识比较薄弱;多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现象;环境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生态文明建设监督机制不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繁多且不统一;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力度尚待加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理范畴并给予效能评估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阐述治理内涵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梳理经典制度理论及相关文献,从治理维度、治理工具、治理措施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框架,即“制度-能力”治理模型。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政策作为数据样本,运用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该治理框架进行定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总体来看,中国生态文明治理的效能显著提升。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生态文明法规政策制定与实施呈“间断-均衡”态势,生态治理府际协同度较高;第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效应显著;第三,生态治理工具结构较为均衡和合理,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发力趋势日趋明显,但强制性制度工具仍占主导地位;第四,治理措施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并不均衡,措施的管制色彩依然比较明显。据此,从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性,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态治理工具结构,着力提升顶层设计和思想引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区域治理的思想萌发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升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现了从"认识三阶段论"到"三个重要论断"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了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现了从区域规章到党章国法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升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六大原则"和"五大体系"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求以更系统的格局、以更宽广的视野、以更高远的目标、以更强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从土地代谢理念出发,构建了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以"加权和与加权积的混合算法"和"因子障碍度测算"为模型基础,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11个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整体上浙东北部较高,西南部偏低;②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但并不意味经济社会越发达,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就会越高;③土地污染物的高排放是影响浙江省城市土地生态利用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单位面积废水排放影响最大;④对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度根本目的不在于区分排名的先后,而在于找到差距和改善的方向。通过因子障碍度检验,发现构建科学合理的障碍因子管理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开展土地生态文明教育是提高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重要路径选择。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

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测量水生态文明,指导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综述国内水生态文明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按水生态、水经济和水社会三大系统,从水生态、水工程、水经济、水管理和水文化等方面筛选了18项指标构建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平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沙、杭州、成都和贵阳的城市水生态文明综合得分靠前,上海、南京得分较低,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会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为5个等级,以体现不同城市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并按空间格局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水生态文明程度。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三江源生态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分析

基于移民、牧民访谈和问卷调查,对青海三江源泽库县生态移民的生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移民对草地资源依赖性变化,以了解生态移民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并探讨现有政策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对三江源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完善提供参考和研究基础。研究结果显示:生态移民家庭经济收入有所提高,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下降,生态补偿、务工、经商对于家庭收入的作用已明显显现。移民家庭从事畜牧业降为20.1%,务工家庭增加到37%,30.5%的移民参加过技能培训,但能源使用经济负担有所增加。53.90%的牧民愿意移民,但对移民后就业及生活设施建设仍有较大顾虑。总体而言,生态移民生活整体情况有所改观,移民后草地资源不再是家庭主要收入的基础。政府应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加快后续产业培育,重视生态移民工程前期规划,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