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绿色金融产品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大量案例和最新数据资料,从发展现状出发,研究我国绿色金融产品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并通过比较我国和发达国家绿色金融产品的区别与联系,探析我国绿色金融产品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主要由环保产业指数产品、环保节能融资产品和碳金融产品构成。其中:环保产业指数产品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较大;环保节能融资产品发展迅速、抵押授信方式多样;新兴的碳金融产品形式丰富、产品不断创新升级。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产品发展状况,按绿色金融产品的实施主体将其分为零售银行、企业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保险部门,并详细阐述了每个部门开展的绿色金融产品。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相比,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在产品类别、服务对象范围、发展速度、融资规模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发达国家在产品的针对性与多样性、金融机构设计金融产品的自主性等方面对我国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本文认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关键在于产品的设计,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等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绿色金融产品是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渠道。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与机制创新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我国环保产业发挥更大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但资金投入不足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展的现实关键问题。尽管环保产业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方式正逐步形成,但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渠道单一、效益低下、机制不活等问题,最为关键的是机制不活,其他问题是由机制不活产生的。一方面,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存在巨大需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大量的社会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因此,解决环保产业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的大量进入,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文认为,创新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目标是形成一个多元、绿色、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从而为绿色投资提供足够的市场激励,为环保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是"推力"和"引力"两种力量作用下形成的,其中,"推力"包括社会推力和政府推力,"引力"包括政府引力和市场引力。创新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任务包括投融资模式创新和绿色金融创新两大方面。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转变政府职能,营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力度,提高政府投入资金引导能力;大力发展环保市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大力推行PPP投融资模式,提高模式适配性;不断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丰富环保产业投融资工具。     

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须破解的难题及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农业逐渐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性选择,但内外资金困境成为制约绿色农业发展的巨大难题,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困境呼唤着尽快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本文对绿色农业发展面临的资金困境进行了成因梳理和分析,指出绿色农业的内生性资金供应不充分是资金困境的内因,绿色农业的外部性资金供应不给力是资金困境的外因,而财政支农资金作用受限、金融支持资金供给不足、社会投入资金增长有限的三大资金困境的外化矛盾加剧,进一步凸显了构建投融资机制的紧迫性。本文还对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外化矛盾的原因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具体归纳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弱化了资金增长的导向性,绿色农业认证和信用体系缺失弱化了资金风险的可控性,绿色农业内在效益显现不足弱化了资金投入的增长性。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梳理分析,本文提出应实施双轮驱动,从内外两个方面着力解决绿色农业发展的资金困境。从内部讲是要增强绿色农业的内生收益性,提高内部资金循环的自供能力;从外部讲是要增强绿色农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基础性体系建设,提高外部资金供应的增长能力。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是破解绿色农业外部资金困境有效的重要措施。对照形成外部资金困境和外化矛盾的原因,提出了破解资金难题,构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的路径选择。在路径选择上,应加强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快绿色农业认证体系建设和绿色农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财政、金融和保险"三位一体"的功能作用,从而构建有效的绿色农业投融资机制,增加绿色农业资金供给,推动绿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理论与实践综述

随着人民环保意识的加强,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发达国家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各金融机构也积极的参与其中,绿色金融理论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不断增加。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实践表明,合理的制度框架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石,市场应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主力作用,政府可以发挥积极有效的引导作用。为更好的借鉴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的实践经验,本文首先梳理了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之后对发达国家绿色金融体系的组成及实践进行总结分析,并对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在中国发展方式面临绿色转型的背景下,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该研究利用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系统GMM以及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方法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维度方面,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促进效果主要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实现。而使用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②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创新主体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驱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绿色发展;同时,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提质增效,提升绿色服务效率、降低绿色服务成本以及资金流向监测等功能,推动绿色发展。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尚未表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特征,但其绿色效应伴随着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递减趋势,这一促进效果在空间分布上也展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普惠特征;同时,更完善的金融监管措施也有助于数字金融发挥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绿色增长效应,有助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赋能绿色创新的异质非线性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技术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却普遍忽视了数字金融赋能的“网络效应”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助力绿色创新发展的非线性赋能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了中国绿色创新,且东中部地区的赋能效应远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数字金融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存在着一个正向的由弱到强的演化过程,但这种“网络效应”特征主要出现在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U”型非线性规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的非线性赋能效应存在异质强化调节机制,在城市化、财政透明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调节下存在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表现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在技术引进作用下则呈现正向倒“U”型特征;当前只有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使经济增长目标和技术引进力度保持在合理水平上,才能最大化地提升数字金融赋能的绿色创新效应。该研究发现了绿色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赋能的“普惠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共存现象,相关结论可能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搭上“数字金融快车”,加速驱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基于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准实验研究

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中国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该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模型求解阐述绿色金融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中介效应作用机制,探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地理区域、资源禀赋、主导产业、产业禀赋方面的碳减排效应异质性,以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与低碳城市在碳减排方面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1)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通过替换变量、缩尾处理、增加控制变量、改变窗口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一步验证了该结果的稳健性。(2)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在微观层面通过提高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碳排放进而实现城市层面的碳减排效应,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进而实现碳减排效应。(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地理区域差异,但由于资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资源型城市比非资源型城市的试验区碳减排效应更差。(4)绿...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章基于2005—2018年黄河流域9省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回归及空间外溢效应分解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除开放发展外金融集聚会通过邻近区域和跨区域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3)金融集聚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金融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加大了城乡间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效率;将金融资源导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创造相关领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加大传统企业技改支持力度,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通过完善金融环境有效发挥金融集聚对收入和增长的溢出及网络效应,推动区域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形成;进一步引导金融要素在各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信贷资源跨区域配置,通过区域间金融市场的互通有无带来黄河流域协调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金融调控手段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是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大探索。绿色信贷政策在重塑重污染企业信贷融资环境,倒逼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激发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热情的同时,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脱实向虚”？文章立足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和绿色信贷政策日趋深化的现实背景,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重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波动情况,以此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为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代理成本对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产生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随企业产权性质、区域环境执法强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国有产权性质、弱环境执法区的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强环境执法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从...     

绿色金融改革的节能效应与机制

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能耗强度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中国纵深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否降低了能源强度,有利于节能效应的发挥？其影响机制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能源强度,具有明显的节能效应,并且该节能效应存在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2)试点政策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拓展环境治理渠道,驱动试验区能源强度的下降。(3)试点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节能诱发作用更强,而对市场化程度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小,节能效应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在总结现有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以能源效率...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基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直是空气污染防范治理的重要一环,但空气污染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面对严峻的空气污染,微观企业是会"知耻后勇"强化社会责任履行还是"放任自流"降低社会责任履行?迄今没有文献就上述议题做出探讨。考虑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理念的践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巨大。那么,地方金融发展是否真正以绿色为导向呢?探讨上述议题,对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推动空气污染防范治理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城市空气污染、金融发展与当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会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通过断点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负向影响仍然显著。在分别以金融深度和金融宽度刻画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边际改进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资金实力的同时,会强化空气污染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城市金融发展并非绿色导向的金融发展,由此导致高污染地区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更倾向于"放任自流"而非"知耻后勇"。考虑到企业融资约束差异性后,我们发现,对于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而言,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根据研究,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空气污染减少企业就社会责任方面投入进而损害企业长期价值实现的可能性,防止出现空气污染加剧和企业环保投入萎缩之间的恶性循环;在提高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实践绿色金融理念,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激励机制,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机制

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绿色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之一,分析其能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基于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高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与环境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善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2)根据企业特征和地区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规模较大企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冲击更为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创新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同时,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宏观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这意味着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会随着货币政策的扩张而增大、随着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减小。因此,该...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我国绿色产业投资机制建立与启动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绿色产业投资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产权、市场、制度等方面剖析了绿色产业投资机制扭曲的内因，并在此基础提出了完善绿色产业投资机制的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