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min;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耦合研究——以湖南省14地市(州)为例

通过构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线性加权法、DEA-Malmquist指数、重心演化轨迹、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以湖南省14地市(州)为例,从规模和效率的维度,对区域旅游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年均增长率较高地区其全要素生产率亦较高,时序变化特征较为耦合;不同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稳定的以长沙为中心的"单极-点状"空间格局,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相对均衡,演化较为活跃和频繁,但热点地域单元仍然趋于固定。(2)从重心偏移轨迹来看,旅游发展规模重心呈现分散偏移特征,旅游发展效率则以集聚偏移为主,均呈现向东南方向偏移的趋势;基于空间重叠性缩短与变动一致性增强的结果,二者重心变动的空间耦合特征逐渐增强。(3)伴随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热点区的集聚成簇,其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虽存在一定的圈层分异,但中高度耦合协调度地域单元趋于固定和集中,由长株潭城市群向南北两侧纵向延展。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JP2〗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 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 min;〖JP〗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研究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处于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空间作用形式。运用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方法,以2001年、2006年、2010年为研究时间截面,结合GeoDA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显著,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武汉、咸宁、黄冈等地,空间集中化水平呈减弱趋势;（2）旅游景区空间自相关总体上呈增强的趋势,二元化空间分布格局不断强化;（3）旅游景区发展热点区表现出一定的时空继承性,地理近邻效应明显。旅游景区热点区主要为孝感、鄂州、武汉等地区,具有向东推移的趋势,天门、仙桃、潜江一直是旅游景区发展冷点区。人口分布、旅游交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以及政策等因素是影响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POI数据,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空间叠加分析等方法,探析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分布态势,在片区层面上,集中分布于湖北分片区和湖南分片区;在地市层面上,主要聚集于恩施州、怀化市、渝东南地区、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铜仁市.(2)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分布密度的空间差异显著,湖北和湖南分片区表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而贵州和重庆分片区核密度值自东向西梯度递减.(3)武陵山片区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显著,其中地形地貌、河流水系和空气质量既是重要的构景要素,也是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内生动力;而区域经济、交通通达性、旅游发展能力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外部调控作用明显.     

普定县岩溶洼地的景观格局分析

岩溶洼地是我国西南地区典型的岩溶地貌类型之一,是国家进行环境治理和扶贫的重点区域。采用GIS与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贵州省普定县岩溶洼地景观空间格局进行研究。依据各洼地斑块的面积大小,将洼地分成大型、中型和小型洼地3类。选取斑块数、斑块密度、面积周长分维数、平均临近指数、蔓延度指数、连接度指数、聚集度指数、散布与并列指数、Shannon多样性指数等9类景观格局指数,从整体景观水平和斑块类型水平这两个方面对岩溶洼地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普定县的洼地集中分布在南部和西北部;从总体景观水平上来看,景观受干扰的程度较大,结构比较复杂,类型比较丰富,异质性较强,整体景观分布较为离散,但各景观类型分布较为聚集;从斑块类型水平上来看,洼地景观类型相比非洼地景观类型、小型洼地景观类型相比大型洼地景观类型均呈现出斑块数多、破碎化程度高、聚集度略低、受自然条件制约程度高的特点。     

基于中部崛起背景旅游景区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中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多元文明的核心。适时推出中部崛起战略,是国家整体利益驱动的必然。在中部崛起整体战略下,作为旅游业发展之依托的旅游景区的发展状况和战略至关重要。通过对中部地区旅游景区统计资料整理和文献综述分析,比照东西部地区,分别从旅游景区数量、质量等级、接待能力和水平、经营管理状况、空间分布特征、景区类型等方面比较分析,得出结论：1A 4A级景区质量等级分布均衡,但总体占有率低;接待游客总量居中,但接待入境游客少;接待收入和利润总额高,但人均创利和营业利润率低;地区分布不均衡,景区类型上以自然山水和文物古迹观光为主,娱乐型、度假型景区开发较少。据此,推出了景区升级与扩增、文化品牌、区域分工协作、整体营销发展战略.     

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及均衡度的空间分异规律

研究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与均衡度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异规律和集聚特征。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回归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技术方法,依据价值量和均衡度划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类型。结果显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9 897.09×108元/a,其中最高的市级单元为东营市,最低的为枣庄市;最高的县级单元为济宁市微山县,最低的为青岛市市南区。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地均量为6.27×10~4元/(hm~2·a),人均量为9 823.03元/(人·a),均衡度为0.488。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生态系统服务高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类区主要分布于鲁东丘陵区和鲁中南山地区,高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类区集中分布于鲁北滨海区和微山湖区,低价值量-低均衡度的III类区主要分布在鲁西平原区,低价值量-高均衡度的IV类区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区域。全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衡度全域莫兰指数Moran’s I=0.656,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与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1)均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其内部构成的研究不足,较为理想地刻画出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组合的优劣特征。(2)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相比,其地均量和人均量能够合理避免单元总面积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更客观地衡量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总体水平。(3)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量和均衡度共同揭示了山东省生态系统服务的"四类""六区"和"三环"的分布特征。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可达性研究

水利风景区作为发展水利旅游的载体,是一种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地理方法,以省域为单位,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结构性、均衡性和组合性分析,并基于谷歌地图测算其交通可达性。结果表明:中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呈凝聚分布态势,空间分布均衡性差,空间分布高密度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低密度区分布在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2)其分布与河流和降水量密切相关,集中分布在黄河干支流、渭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区域,以及400mm年降水量分界线以南地区。(3)其可达度均值为261.89 min,64.53%的可达度在240min以内,全国分布差异十分明显。最后对不同区域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变动及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为例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和计算功能,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重心转移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分布密度、空间集聚方向等方面对山东省2003—2018年间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变动特征进行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三方面选取了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国家政策、政府支持、通车里程、常住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和旅游投资10个指标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优化提出对策,结果显示:(1)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研究时段内A级旅游景区的分布重心向西迁移,并且逐渐接近山东省的几何中心;(2)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高密度区逐渐增加并呈现由"少而分散向组团结构和带状结构"逐渐演变的趋势;(3)研究时段内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旅游投资、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支持、国家政策和海拔高度是导致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任意两种因素交互后对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均强于单个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力逐渐下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能力呈波动变化,经济产业因素的影响能力稳步上升。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对策:以高密度分布区为核心,以高密度分布带为重点,推进空间集群建设,加大政策集成,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产业等重要影响因素的发展,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建设。     

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背景下,休闲旅游产业在乡村地域的兴起扰动了当前就业人口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宏观趋势,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正从微观上改变着城乡间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格局和过程。为科学理解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引起城乡劳动力空间流动发生变化的特征与机制,文章基于在浙晋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地深度访谈的一手数据,分析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和过程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距离衰减和空间层级结构的特征,0~4 km为核心层、4~12 km为过渡层、12 km以上为外缘层;但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该特征存在区域差异,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集中性,比发达地区更加明显。②研究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视角,基于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对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以城镇、乡村为就业吸附极,以城乡接合部为吸附效用“分水岭”的空间模式;其中,连接城乡间的便捷交通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实现的关键介质。③基于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适用性,文章针对性提出了“空间围栏效应”的概念。文章不仅从微观尺度上丰富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过程、模式等的理论认识,而且对切实指导乡村地域在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理性理解乡村旅游的就业促进作用,提升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和投资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具有沿河流、交通、城市分布的特征,集聚态分布格局明显。运用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空间结构是分形的。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中心性较为明显,多分形结构凸出,空间结构较为复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以武汉、咸宁、黄冈、麻城等主要城市为节点,通过系统内部的长江、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等线状要素进行能量传递而展开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轴线分布特征,空间相互作用较强,旅游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现状分析和分形刻画的基础上,认为"K"形空间发展结构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发展模式。     

聚落景观格局的空间粒度转换响应及其机理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地区为例

以镇江地区第二次土地调查（2009年）1〖DK〗∶10 000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主要数据源,运用GIS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了按照中心属性值法和面积最大法从现状数据粗化为30 m、100 m、500 m和1 000 m栅格和矢量数据的聚落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机理。结果显示：最大面积值法生成数据各景观类型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大,特别是其它土地,在空间粒度为1 000 m时消失,中心属性值法在空间粒度转换中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小,并且是随机的;在聚落景观变化方面,研究区斑块密度、聚集度指数和斑块结合度指数降低,分维数、最大斑块指数和平均邻近距离升高,说明聚落景观斑块破碎化降低、斑块面积扩大并趋于成片成团、空间分布更为离散等特征;聚落景观格局变化表明最大面积值法突出整体分布规律,中心属性值法突出聚落景观的空间分布特性;基于最大面积值法的聚落景观格局的空间粒度转换响应与其斑块面积结构和空间邻接有所关联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研究

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具有沿河流、交通、城市分布的特征,集聚态分布格局明显。运用分形理论对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存在明显的无标度区,空间结构是分形的。武汉城市圈旅游景区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中心性较为明显,多分形结构凸出,空间结构较为复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是以武汉、咸宁、黄冈、麻城等主要城市为节点,通过系统内部的长江、京广高铁、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等线状要素进行能量传递而展开的;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轴线分布特征,空间相互作用较强,旅游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对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现状分析和分形刻画的基础上,认为“K”形空间发展结构是武汉城市圈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发展模式     

长江旅游带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研究

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是旅游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基础。本文选择长江旅游带9省2市世界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A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12类共计4 729处旅游资源单体的空间分布数据,借助Arc GIS软件,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旅游资源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旅游带总体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均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总体旅游资源沿北纬30°线、G318国道以及沪昆、沪汉蓉高铁等交通主干线分布趋势明显;高级别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沪汉蓉及沪昆高铁沿线及其中间地带;人文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在长江以南的长江三角洲、古徽州地区、滇西北地区以及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依据得出的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和分布规律,建议依托长江水道、G318国道和沿线高铁,打造东西向快速旅游通道和精品旅游线路;依托政策优势,联合多方组织机构形成跨区域旅游合作共同体。     

区域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以云南省为例

该研究在构建旅游经济和空气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熵值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云南省16个州市2014—2020年旅游经济系统和空气质量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16个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但各州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空气质量发展指数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性很强、呈无序状态。(2)研究前期和中期，除了昆明、丽江、大理的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高于空气质量指数，其余13个州市空气质量指数均优于旅游经济发展指数，属于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城市。(3)从耦合协调等级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等级得到提高，总体趋势呈现由滇西北地区向滇中、滇西和滇西南地区递减的格局。其中，耦合协调等级比较好的州主要集中在滇西北地区，且耦合协调等级远高于滇东北、滇东南地区。(4)从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表现出全局空间负相关，且空间分布呈随机态势，尚未形成地理上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期内16个州市旅游经济与空气质量耦合协调度协同增长的有3个，负向增长的有13个，说明16个州市的内部空间...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全域旅游背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力

全域旅游是"十三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本文尝试构建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31个省区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分析了影响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发现:(1)2001—2015年各省区旅游产业和区域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二者阶段间及内部发展存在差异。旅游产业发展西部增速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省际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并趋于均衡发展;区域发展速度整体低于旅游产业发展,省际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梯度分布。(2)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总体从失调范围进入协调范围,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初级协调阶段。(3)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但波动变化明显,空间相关性不显著。局部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明显,HH和LL区域处于持续集聚阶段,空间范围逐步扩大,HH区域重心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转移,LL区域趋于由西南向西北地区集中;HL和LH区域处于持续离散阶段,空间异质性明显,且范围逐步缩小。(4)影响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其驱动力作用强度按市场带动、投资拉动、环境倒逼和经济驱动依次递减。     

武汉市乡村旅游空间集聚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发展对提高旅游效率、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边缘区成为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文章选取2005、2010、2015和2020年四个年份,以武汉市为例,运用网格维分析、Ripley’s K函数和核密度分析方法从集聚形态、集聚尺度、集聚模式分析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化特征,基于2 km*2 km微观尺度单元运用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乡村旅游空间集聚因素的影响水平,探讨空间集聚水平与影响因素的空间耦合分布。结果显示,武汉市乡村旅游具有区域不等概率分布的基本分形特征,呈线状分布形态并向周边扩散;空间集聚的强度随集聚空间尺度的扩大呈正态分布,集聚强度峰值的空间尺度由8增至18 km;空间集聚呈多核心层级状的点-轴扩散模式演化,形成多个不同规模的核心和次核心集聚区。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高等级景区和政策调控因素共同作用于空间集聚格局,影响因素按解释力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高等级景区、路网密度、环城距离、河流水系、人口密度、山地资源和用地类型。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高于单因素的影响力,产生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两种效应。此外,政...     

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性与空间异质性

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以云南省为研究区,采用层次分析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均衡发展模型对其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发展度、均衡发展度、空间非均衡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省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在空间格局上发展等级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向边缘阶梯状递减的趋势。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要普遍低于非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对比方面,土地城镇化过度型分布在云南东部和西部,而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则分布在云南的中部。民族区域多呈现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土地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在均衡性方面,云南中部区域优于东部区域,东部区域优于西部区域。在均衡发展方面,云南区域均衡发展水平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格局,所以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因此,民族区域面对人口、土地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应立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共同发展,一方面加强民族就业教育培训,建立合理的民族人口城镇导入机制,另一方面有序合理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同时应认识到民族区域土地城镇化滞后的现状,注意土地城镇化的优先发展,消除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局限。云南东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发展要基于人口城镇化的空间需求,避免基于农地非农化利益驱动而导致土地城镇化过度。云南省中部地区需要及时更新城镇规划,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为人口城镇化提供空间支撑。研究的启示是城镇化包含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才能推动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民族区域要坚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避免走非民族区域非均衡问题阻碍城镇化持续发展的老路。面对区域间城镇化非均衡问题,应及时修编和更新城镇规划,以规划为引导,促使区域间城镇化的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问题的解决,实现区域间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发挥集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