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业化视角的能源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节能减排潜力的准确评估依赖于对能源效率的科学评价,而能源效率评价又涉及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高耗能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评价必须结合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相比,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及多目标情形下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是评价工业化经济体能源效率的一个较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工业化、经济增长为背景,以生产函数为依托,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重要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条件下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经济激励机制下能源使用的综合水平,使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现实。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基于动态物质流的钢沉淀运动规律分析

钢存量是未来二次资源的潜在来源。利用二次资源进行钢铁生产能够降低钢铁工业对铁矿石的依赖,并且能够有效解决当前钢铁行业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问题。掌握钢在中国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运动规律,能够为资源战略、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为钢铁工业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指导。本文从存量和流量动态性的视角出发,利用国际上新兴的动态物质流分析方法,对工业化演进过程中中国国家层面1949-2012年钢人为沉淀运动规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钢的沉淀运动情况与中国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所处阶段高度相关。建国后中国钢总存量和人均存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演进缓慢增长,然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中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并于"十一五"时期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在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中国钢总存量和人均存量进一步增长,钢持续蓄积于中国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其中,建筑中蓄积的钢存量最多,其次为机械设备,再次为交通运输设备。2006年,中国人均钢存量达到了2t/人,此数值被认为是社会建设进入强劲发展阶段的临界值,而此时正值中国"十一五"时期的开端。2011年和2012年中国人均钢存量分别约为3.69t/人和4.05t/人,尚未出现人均存量饱和的趋势,钢存量会进一步增加。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我国应该进行钢产品消费结构的指导,加大循环技术的研发力度、增加钢二次生产能力的投资,以及进一步开展钢人为沉淀运动的预测研究,以充分掌握钢的未来消费、蓄积以及退役规律。     

中国碳强度减排目标实现的路径及可行性研究

为探讨实现强度减排目标的可能路径及每种路径下的可行性,在能源效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大似然法对84个国家1971—2014年平均能源效率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和潜在能源效率5个要素,结合权威机构对上述要素未来发展的预测数据及参数,构建单一要素和多要素组合的96种模拟情景,系统分析每种减排路径下的中国碳强度减排情形及实现减排目标所要付出的减排努力。研究发现:(1)提高潜在能源效率对于实现减排目标的贡献度最大,且仅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或潜在能源效率的单一减排路径难以实现中国强度减排目标。(2)中国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必须从能源结构(化石燃料占比要低于80%,且平均增速要降低2.2%),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要高于60.4%,且非服务业增速要降低2.4%),人力资本(持续稳定),资本存量(持续稳定)和潜在能源效率(提高1%)来优化减排路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市场机制创新,不断提高能源效率。(2)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生活碳排放量。(3)不断优化国家能源结构,促进源头排放量降低。(4)给予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稳定合理的发展空间,为碳减排提供要素支撑。     

城市化和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与预测

能源是推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动力,城市化、工业化也成为拉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国家,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居民消费模式、城市规划布局均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因此能源消费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的增长。本文在总结城市化过程中影响能源消费的增加因素-产业扩张、消费升级、动力交通、设施建设,抑制因素-技术进步、能源结构优化、人口密度增加、设施共享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城市化与能源消费的变化特征,采用门限模型研究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于人均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因素对于能源消费影响的转折点并分析其阶段性变化特征,然后结合脉冲函数图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各变量对于能源消费的即期冲击。最后依据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城市化的变化趋势对能源消费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化对于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分别以城市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过门槛点后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拉动作用依次上升;以工业化作为门槛变量,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脉冲相应的结果显示:城市化的单位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冲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持续性较强,收入增加对能源消费的拉动最为迅速但后期持续性较弱,人口密度对人均能源消费具有负向冲击。采用非线性函数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10年内我国仍面临较大的能源消费压力,需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建设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控制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     

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驱动效应测度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断采取碳减排策略,实现社会经济与碳减排目标的协调发展。本文选取34个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国家,在验证时间序列平稳性和协整性的前提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可再生能源占比及工业化率对碳排放变动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驱动方向方面,除了委内瑞拉,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技术和结构因素均为负向驱动因素;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及工业化初期阶段中除能源结构是负向驱动因素外,其他因素几乎均为正向驱动因素。驱动程度方面,技术和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平均贡献度表现为: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低于30%,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均超过40%,这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有8个碳排放变动受到工业发展的主导,工业化率平均贡献度为14.78%; 3个国家受能源结构主导,可再生能源占比平均贡献度为12.97%。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变动受技术主导的国家有13个,碳排放强度平均贡献度为14.72%,受能源强度主导的8个国家的平均贡献度为17.61%。技术进步在工业化阶段碳减排作用显著,而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后工业化阶段碳减排效果显著。现阶段中国应着重进行技术变革,稳步提升低碳技术;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着重进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结构碳减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发展。     

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中国的能源强度

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对能源强度正负双面效应的叠加,使其施加于能源强度的总体影响难以把握。本研究依托资本、劳动和能源三要素生产函数,借助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联系机制,推导三者与能源强度的数理关系。我们以此为基础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并基于中国30个省域2005-2013年的数据,使用FE、IV-FE、IV-GMM和MG四种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城镇化短期内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但中国在城镇化发展道路中并没有持续发挥其在集约利用能源方面的优势,以至于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长期影响表现为正。2在控制工业化的内生性后,IV-FE、IV-GMM模型表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可有效改善能源强度。3信息化在改善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方面的短期和长期作用均较为显著。从而,中国需将城镇化短期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化为长期节能降耗优势;需构筑节能型现代产业体系,释放工业化结构节能红利;需深挖"信息节能"潜力,强化信息化节能效应。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探寻中国能源效率低下的诱因,是现阶段实现节能减排和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系统梳理本土市场规模、技术进步影响能源效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ynamic-SBM模型重新测算了1990—2016年省级层面的能源效率,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和回弹效应。研究发现:①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在低技术进步区间,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技术进步增加而逐渐降低;在高技术进步区间,则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②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限效应。在高、低市场规模组,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交互影响显著为负,但在中等市场规模组却具有正向影响。③从时间维度看,中国加入WTO会显著增强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技术进步的回弹效应仍然存在。④分地区来看,发展改善型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回弹效应;发展成熟型地区具有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而发展落后型地区技术进步均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且在低门限水平表现得更为明显;发展波动型地区在高门限水平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加大发展落后型地区和发展波动型地区的能源改革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发展成熟型地区的能源技术创新,注重发展改善型地区的市场规模培育和创新引领作用;同时扩大开放,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结构变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影响能源消耗及其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认为经济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来看,经济结构与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是提升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源价格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长期而稳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利用1990-2006年省际、四大区域、13个主要工业省区面板数据,以及工业行业数据,实证估计这些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程度。几个估计结果综合显示,这三大因素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意味着当前节能减排的政策重点必须立足于长期,谨慎采用单纯的节能降耗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短期策略,重点采用基于激励机制的治理策略,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技术结构,引导节能环保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何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降低能源强度,推动节能减排,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以系统间协同演化理论为基础,改进了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并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能源强度,且其对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贡献强于政府干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和能源价格等因素;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在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动态发展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呈增强趋势;产业结构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影响地区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门限效应,只有当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达到一定水平后(高于0.756 8),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才变得显著.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优化配置三种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地区能源强度.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节能减排效应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根据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在推动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节能减排效应的有效发挥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工业化水平区域差异与中国能源消费

在对30个省区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描述了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通过对中国煤炭、石油两类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费在区域工业增长中的判别分析，探讨了区域工业化水平对能源消费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以工业能源密度为动因，促成了区域工业化水平与能源消费总量水平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业能源密度的降低和能源效率的改进有利于工业化水平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广泛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与全球化相交织,带来了贸易领域一场革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会影响该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OECD国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较为积极,较早行动,也较有成效的国家,因此研究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及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在分析OECD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基础上,对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对OECD国家1991-2008年的出口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应对措施中较为典型的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于贸易流都有反作用,因此影响了贸易竞争力。但是碳税的影响程度没有理论预期那么强烈,是因为如果存在着政府的资助或者免除的情况下,反作用可能被抵消,贸易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文章最后对我国的碳税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及对策研究

中国能源处于高消耗增长态势,这对当前国家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构成了严峻挑战。节能减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反应,是一个牵涉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节能减排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该文基于工业化和能源经济相关理论,利用相关指标和统计数据,对中国能源高消耗的经济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基本对策。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能源高消耗的主要经济原因在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问题,即中国已基本进入了工业化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高能耗产业快速增长。中国要解决当前节能减排困境,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使工业结构高端化,压缩工业化进程中高能耗、高污染状况持续的时间。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相比,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江苏省沿海地区能源消费情况为基础,研究得出地区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并且1999-2008年该地区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一致.选取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数据,人均CO2排放代表碳排放数据,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来分析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态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拟合模型中参数α0为0.245 7,α1为3.658 14e-5,α2为1.318 32e-8,α3为-3.298 09e-13,所以根据模型设定判断得出:1999-2008年间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置和人均GDP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而是表现为三次方曲线模型.同时,依据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将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持续增加;2006-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经济增加趋势变缓.     

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分解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本文基于广义费雪指数(GFI)方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 2000-2008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该方法较之拉氏指数和D氏指数分解法,克服了它们的缺点,更好的消除了分解的残差项,得到的结果更加精确.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呈倒“U”型,并且其抑制作用当前有增强趋势,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难以抵消由经济发展拉动的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本文得到当前能源效率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增强,而能源结构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依然微弱,这与以往的结果不同.为了考察各种因素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的长期规律性,本文首次拟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瞬时变化率特征,进一步反映出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演进过程.     

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碳税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征收碳税可能会对征收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各国普遍担心的,也是各国能否顺利实施碳税政策的重要政治考量。文章对碳税对OECD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借鉴OECD国家碳税政策实施经验,为中国碳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在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引入一组碳税政策变量构建了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征收碳税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选取9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位敏感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我国碳税政策制订的启示:适当使用缓解和补偿措施;合理使用碳税收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     

能源消耗、环保投资与生态足迹的灰色系统分析

人类的行为时刻在影响着生态系统,或积极,或消极。选择人均能源生态足迹(包括煤、焦炭、燃料油和电力等)作为代表生态阈值的指标,以能源消耗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构造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运用灰色系统方法,研究生态系统与行为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别测算上海市1978-2010年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环保投资弹性系数与人均能源生态足迹的灰色关联系数,结果表明,电力是与能源消费关联最密切的因素,也是影响环保投入产出效率的最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人类消极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大于积极行为,从环境治理政策的角度来说,"节能"的效果远大于"减排",在当前发展阶段,有序约束人类行为以减少对环境的消耗和破坏已迫在眉睫。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及现实影响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门限效应,在此基础上以京津冀鲁为例模拟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能源消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存在单门限效应,且这种效应会发生由负向到正向的趋向性变化。如果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实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短期内不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考虑技术冲击和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会弱化技术进步带来的正向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