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除改进环境源效外．环境规恻对本国企业竟争力的影响也是政策恻定的关键影响因素。传统假设认为环境规铆会负面影响企业竞争力。波特假设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可提高企业竟争力。本文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对上逮假设进行了剖析。然后讨论了该领域研究的新动向．即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环境规恻与企业竟争力关采的影响。提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的竟争力还依赖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因素。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跨区流动？

绿色低碳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厘清绿色发展理念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并适时引导纠偏,对于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企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从异地投资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首先,文中基于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作用机制;其次,以200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1)伴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的异地投资规模显著提升。(2)作用机理检验显示,生产成本、技术创新水平、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效率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环境规制推动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原因,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企业资产质量和市场机制的改善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环境规制对异地投资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在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污染行业、低活力市场和中西部地区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从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视角揭示了环境规制下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内化了企业环境污染的外部...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

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兰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中的径自效率测量方法(radial efficiency measure)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了在1998-2005年期间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指定的研究期间,环境规制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效率提高,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三个地区之间受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较大,其中东部为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大,即东部为环境污染所付出的环境成本最高,这也是为何从九十年代开始,污染物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的原因;从受污染物影响的角度来看,因控制废水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大于因控制SO2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即对于中国工业,废水的环境成本大于SO2的环境成本.另外,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知,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方式下,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有一定难度,所以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是当务之急.     

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

受Chipko运动启发,本文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基于这一界定,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其中,显性环境规制又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内涵与特征等,着重提出了隐性环境规制这一全新范畴,并对其涵义、生成与作用模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成本和效率等方面探讨了不同环境规制闻的联系与区别;研究了环境规制的演变过程.本文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而言,对隐性环境规制的探索,可能扩大了政府环保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空间;对企业来说,则打开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环境规制黑箱",丰富了人们对企业环境决策变量的认识,为改善和优化企业的环境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地方政府吸引FDI的环境政策分析

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的不断提升,环境政策成为中国吸引FDI、地方政府吸引FDI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或增加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企业污染治理的投入成本,增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力。本文构建包含环境政策因素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使用1990-2007年中国省份之间的面板数据,发现除了传统的市场规模、公共设施配套和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之外,环境政策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加大环境投资则对FDI具有吸引作用。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的环境政策能在短期内吸引到外资,但却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而增加环境投资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外资企业产生吸引力,且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政府应该通过增加环境投资而不是放松环境管制的环境政策来吸引FDI。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表现出“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吗?——兼与王奇老师商榷

我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是否表现出环境相对比较优势?本文通过考察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和我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趋势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没有向污染密集型产品转变,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也没有偏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虽然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较大,但这主耍是国内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和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转变造成的.实际上,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向更清洁的方向转变,有利于减轻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环境压力.因此,本文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一些发达国家低,但这并不等同于我国经济具有或表现出了环境相对比较优势,所谓的环境相对比较优势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国环境管制、自主创新与FDI内含技术水平提升

环境管制与技术创新对FDI内含技术水平的提升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与自主创新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环境管制措施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现阶段我国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其影响则不明显;但是技术含量多、创新层次高的创新活动,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促进效果十分显著。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即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与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我国应该逐步提高环境管制水平,激励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引进;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含量高、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实现环境效益提高与外资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均衡发展。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环境效应.基于联立方程及情景模拟的结果显示:①对外直接投资对规模、结构与技术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此外,规模、结构与技术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基于传导机制与终端影响的区域异质性,采用区域模型比采用全国模型更加合理;②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环境影响充满了不确定性,有赢家,有输家,也有许多地区输赢参半.其中,受益地区往往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华东),受损地区往往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东北).然而,赢者,其受益机制各有不同;输者,其受损机制也截然有异.③综合看来,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消极母国环境效应的一般机制在于,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非期望传导.可见,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性开放经济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A study on the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scale effect of two-way FDI

Based on the data of 30 Chinese provinces for the period from 2004 to 2015,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arbon emissions effect of two-w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ale effect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This study uses Kaya identity to decompose carbon emission and construct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arbon emission scale effect of two-way 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increas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through scale effect and also exacerbat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in China, whereas the outward FDI trends reduce carbon emission and reduce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in China.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human cap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rade opennes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two-way FDI. Therefore,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FDI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acquiring green technologies. In addition, the domestic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business.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ome Evidence from Hanoi, Vietnam

In recent years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rapidly been increasing. It is now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urban growth in scor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se countries is leading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cities. Exist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municipal services have been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ed demand arising from growing popul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Consequently, the environment in these cities has deteriorated alarmingl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role of FDI in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EM) by analyz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m for Hanoi City in Vietnam. The paper's analysis and findings are presented under three main themes: one, FDI, employment and income; two, FDI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ree, potential of utilizing FDI for the provis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UE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 data have been use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dra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环境承载力理论在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环境承载力分析是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方法之一。对环境承载力的合理分析，能够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准确地评估区域规划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使评价更具科学性。在环境承载力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结合发展变量与限制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研究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利用强度，由此提出了一种更为直观的环境综合承载力量化方法——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并将其应用到广州市南沙国际汽车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为该规划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该方法能够准确反映区域规划对环境的影响，为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

本文从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的角度，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且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但就具体产业而言，外商投资确有转移污染的倾向，而且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外资和外贸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管理，以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