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与环境政治治理

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环境政治"的登场,同时也表明原有的环境政治治理模式的式微。原有模式以管制型政治文化资源与制度技术为主要特征,无法适应现实挑战。单纯的"压力政治"和"民粹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民意需要置于一个公共理性的制度结构中加以权衡。环境信息公开在此类事件的进展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理解与运用,但其完整的治理逻辑尚未成为共识。环境信息公开,是中国环境政治治理乃至于整体性的现代政治转型的起点步骤和有效动力。     

土壤污染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研究

我国土壤污染风险规制在专家遴选标准、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要求,以及风险管控措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裁量。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缺失形成了土壤污染风险行政裁量困局。土壤污染信息制度中“适时公开”的规定使得公众缺乏必要污染信息,弱化其参与程度,导致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质疑。此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专家遴选标准和论证规则的欠缺导致土壤污染风险规制科学理性的缺失。为此,需要建构关照事实和规范的协商式行政裁量模式,强调公众的实质性参与以弥合技术理性和公众理性的鸿沟。同时,在程序上确定专家遴选标准和风险管控标准的论证规则以保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不妨碍行政裁量权灵活性和能动性的前提下,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下的磋商行为性质研究

目前学界对磋商行为之性质存在争议。行政行为说认为私法解释论会导致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的解释论扭曲及陷入行政控权困局;民事行为说认为行政机关与污染者并无行政法律关系,且以平等性替代命令性。考虑到环境损害的特性,结合实务中损害判定和追责的种种困境,基于效率与公平、实际可操作性、利益最大化等因素的考量,将磋商行为认定为民事行为,不仅符合法律规定,更能克服磋商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确保赔偿及时有效开展,不失为当前最为高效且兼具公平的选择。     

大气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协作机制研究

徐州都市圈传统经济主要依赖于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大气污染严重。在大气污染治理中主要有地方政府协作存在认知偏差、唯"GDP"论的观念影响、行政协调难度大和区域协作立法缺失等"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入剖析徐州都市圈大气污染治理的现实困境,以整体性治理理念为视角,提出了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加强区域立法协调、行政协调、文化协调和完善考核补偿机制的联动协作治理机制。     

构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在环境保护行政监管领域,如何通过引入和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效矫正环保领域的"政府失灵"一直是公益诉讼的热点。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有理论与实践基础,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紧跟改革新动向,在诉权行使、受案范围、诉讼请求的确定等方面加以完善,并加快试点工作进程。     

微评

<正>以克论净今年4月份,陕西省西安市正式实施《西安市城市道路"以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标准(试行)》,规定重点区域每平方米尘土不能超过5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一个月后,西安市城市管理局通报了该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评比排名,其中西安新城、长安、高陵、曲江、高新、浐灞区符合规定标准。排名靠后三位分别是碑林区、莲湖区和临潼区,其中碑林区建国六巷仅因     

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

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决定着该制度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研究范式,分析其程序性事实行为的法律性质,回答了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是什么";采用行政过程论的新型研究范式,进一步指示了其目的性功能与机制性功能,回答了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要"干什么"。在转型时期,该制度应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企业相对自由、由政府监护向社会监督、由政府管制向社会治理、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     

“生态功能保护区”概念的行政透视

我国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意味着由生物多样性保护向环境服务功能保护的跃进。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有必要进一步从行政角度廓清这一概念的含义,以确保它能恰当和有效地体现、贯彻于政府决策和施政之中。同时,一个真正成功的生态功能保护区必须有真正创新的发展思路。建议现正推行中的生态功能保护区行动能服从"完整性"原则,并首先在规划上体现。     

芬兰治理雾霾的“坦佩雷经验”

正芬兰地处北欧,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北极圈内,一直以来以空气清新、湖水清澈而著称。论人口,不及中国一个大城市,论面积,不及云南省,这个工业国家是如何治理雾霾的?这是去年6月中国和芬兰启动"美丽北京"项目后,记者心中的一个疑问。根据项目规划,来自     

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正确理解“三个转变”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六届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同志则进一步将“三个转变”概括为“我国环保工作已经进入从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转变为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以下简称“阶段论”)的论述。     

皇帝的新衣:IPCC的“碳排变暖论”

IPCC裹挟西方基督教国家残存的末世论传统,把"碳减排"作为全球政治和经济决策的依据,意在掠夺发展中国家。IPCC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碳排变暖论"的科学基础也已经濒临崩塌。人类应正确认识全球气候变化规律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而不是狂妄地让自然适应人类,让气候的变化听从人的安排。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重大制度政策创新的思考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增加制度供给,需从四个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健全多元体系;二是强化行政管理,落实地方责任;三是发挥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四是强化法制建设,筑牢创新基础。     

“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活动启动

<正>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政治、经济和行政手段,也要运用文化手段,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23日,由生态环境部主办,中国环境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2019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推选暨"生态环境好书连接你和我"图书赠阅活动启动。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庄国泰担任推选活动领导小组     

环境治理与文化研究

我说的环境文化就是生态文化。生态改善和环境治理必须从不同层面来加以认识和解决,比如从技术层面而言就是工具理性问题,从政治层面而言就是政治理性问题,而其基础的基础是人类文化这个层次,即价值理念问题。所谓环境文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解决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这一价值理念的人文探讨问题。我认为,文化就是研究三个领域,即人跟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自身心灵的关系。人和天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一直关注的古老话题,称之为天人之学。天人之学、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合称为我国三大传统学问。     

基于CiteSpace的“一带一路”战略研究进展

借助CiteSpace工具,对814篇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一带一路"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并以《愿景与行动》为蓝本,从战略背景与内涵、五大合作重点、地方开放态势三个方面对研究内容做了进一步评述。结果表明:(1)目前"一带一路"研究已形成一定的高产作者、机构合作群体,但整体合作程度较低;(2)研究内容围绕双边贸易、"一带一路"建设、地缘政治、城镇化、转型升级、政治安全等问题展开;(3)"一带一路"研究有待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做好战略顶层设计,以利于国际认知与战略对接;深化"五通"研究,细化互通措施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合作;拓展研究空间,扩大地方开放态势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跨尺度合作。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改善官民关系,渡过历史关键时期

在传统国家与平民之间,缺少一个成规模的中间阶层,新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单纯的二分法,带来了新的变量。政治转型在中国,苏东模式已告失败,东亚模式也难以成功。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和"反分裂"任务需要"党国一体"的架构作为保障;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形势又倾向于削弱和限制这个政治架构。当务之急,中国只能咬紧牙关,以缩小贫富差距和增强政治参与感的方式,本末兼顾地适当改善官民关系,渡过未来的历史关键时期,以迎接世界史的新变局。     

转基因技术为什么需要民主决策？

转基因技术的政治决策需要超越专家的狭隘视角,鼓励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在理性开明的民主议程的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决策的反思、批评与质疑,不仅不会压制和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将为科学家改良和提高转基因技术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动力。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民主决策的政治实践．有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理性对话能力,从而为商谈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     

污染环境罪行政从属性辨析——兼谈本罪的“违反国家规定”

《刑法》第338条表面上规定污染环境罪需要以环境行政法及其相关国家规定为前置条件,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依赖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因而污染环境罪具有完全行政从属性,属于行政犯,"违反国家规定"即为从属性标志。然而,陆续出台的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确立了污染环境罪的自然犯特征,本罪并非纯正的行政犯,在部分情形下即使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应当将行为纳入刑罚的处罚范围。因此,本罪中"违反国家规定"应作分类解释,以便合理规制不同类型的污染环境行为,避免刑法过早介入或滞后惩罚。     

改革设计必须重视地租的公平分配

地租分配涉及社会的基础性公平问题,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应得到优先考虑。以公平为导向,我国改革中的地租分配应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重建全国性财政体制,化解以中部困局为典型的地区间级差地租,消解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与政治紧张;二是设计均沾地价、增值归公的房产税,建立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与有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并实现土地租金上的代际公平,该政策应优先于公租房政策;三是建立村社、农户和农协三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抑制城市资本和行政权力下乡掠夺的冲动,走劳动而非资本密集的农业生产道路,将农业产业链的利润包容在农民的自主性产业扩展范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