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四川发展的重要意义(一 )可持续发展是四川发展的必然选择四川地处长江上游 ,是我国西部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资源大省 ,工业门类齐全 ,科技力量雄厚、市场容量巨大 ,在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可持续发展的工作领域十分宽广 ,内容十分丰富。四川贯彻实施《中国 2 1世纪议程》工作的顺利开展 ,对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显明的示范作用。但是 ,四川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面临十分严竣的挑战。四川人口压力大 ,人均资源拥有量低 ,资源浪费严重 ,环境生态问题突出 ,经济结构…     

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中国人均资源贫乏、人口对生态系统压力增大、经济落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失业严重的情况下 ,人口过快增长既不能促进资本增长 ,也不能促进技术进步 ,它只能会减缓人均收入的提高。因此 ,为了促进人均收入的提高 ,必须尽可能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我国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探讨了人口增长的不同方式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了我国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人口障碍,并提出建议以促进我国人口增长方式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

现阶段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地区差异,掌握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有利于耕地非农化指标的高效调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利用1989~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省数据,测算了以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GDP增量为对象的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指标,并对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得到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三类地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增大、中部减小、西部有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鉴于此,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地区间公平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耕地非农化指标调控的重点在于三类地区各自内部省份之间的调剂。     

中国农业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

气候变暖对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愈发明显,农业作为重要的碳排放来源和关键的碳汇系统,其绿色发展是缓解危机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挖掘农业碳汇潜力、精准掌握农业净碳排放量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从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农业碳循环的双重特征,对农业绿色发展与农业碳循环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将农业碳汇作用纳入农业碳排放的测算框架中,分时序分地域测算了2000—2019年中国农业净碳排放量,并构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净碳排放的脱钩模型。研究发现：农业碳源排放总量由2000年的27 789.90万t上升到2019年的30 838.31万t,年均增长率为0.52%,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农业碳汇由2000年的9 953.99万t上升到2019年的13 303.9万t,年均增长率为1.46%,农业碳汇资源可观。中国农业碳源排放强度呈现西部高于其他地区且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的局势,农业碳源排放、碳汇及净碳排放的总量均呈现出“中高”的格局。中国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净碳排放的脱钩关系主要表现为强脱钩与弱脱钩两种状态,接近50%的省份达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强脱钩状态...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机理、效应机制进行阐述,分别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空间配置对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微观机制,及传统经济学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来讨论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对城市重构效应的经济学解释,丰富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体系。分析表明:①城市空间集中和分异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②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导致城市地域分异,而城市空间增长的区位形态决定土地功能结构,土地价值空间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③生产空间再造引起的劳动力地域重组是引发城市重构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区位过程应遵循效用平衡条件,避免空间失配造成的效率损失;④每一轮城市扩展都将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城市重构应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位置和配置合理资源。     

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方法,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方面分别设定空间权重矩阵,构建基于CD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模型,考察1999-2008年土地投入对中国和东、中、西三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由于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本身和投入要素的空间相关性,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结果比普通面板的分析结果更加可靠;②土地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贡献率为36.63%;③土地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远不及资本、劳动力投入的溢出效应,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空间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069,0.337和0.503;④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土地贡献率与经济水平成反比,东、中、西部地区土地贡献率分别为23.21%,51.47%和54.61%。研究结论:①制定土地政策时应优先投入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率,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增长;②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东部地区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中部地区应严格控制土地投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西部地区则仍需依靠土地投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湮茨曲线假说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大量研究试图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找到环境破坏逆转的拐点；但该理论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得到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未得到证实。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点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只有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干预才可以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我国投资拉动的宏观成本分析

我国多年来坚持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而高投资高增长则更多地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未来投资的增速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的．更多的取决于资金、技术、资源支撑和环境容量。通过对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高宏观成本分析，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方式转变的若干结论性建议。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与战略探索

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问题：①城市产业结构属于资源型、粗放型的传统初级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与效益低下；②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巨大；③资源濒临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严重；④机制体制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成功转型需要战略创新。具体战略包括：发展目标创新——社会福利均等化、经济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三大效益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转变传统增长方式；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依靠高新技术的后发优势战略；生态城市战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等。     

中国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广义最小平方法和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影响模型,利用我国各省市1995-2009年物质消耗指数、人均GDP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关系。其主要结论如下: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呈现正向关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去物质化。固定资产投资对物质消耗趋势在统计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于处理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明显的效果,固定效应模型的省际差异项有效地刻画了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省级差异。我国目前仍处于有形资产的积累阶段,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积累水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缺少。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需要更多的物质消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发达地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需要的物质消耗更少。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基本动力的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道路交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使我国大城市地区普遍实现了建成区空间的大规模扩张过程.以2004年我国大城市的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动力的现状特征.研究认为,我国大城市在普遍呈现出建成区空间快速增长的现象背后,隐藏着多元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道路交通建设等各种因素共同驱动了我国大城市空间扩张的现实进程;在此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具有主导性的作用,道路交通条件改善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影响较为复杂、尚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研究建议,致力于空间紧凑型城市建设、适当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加强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来促进城市空闷的健康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乘数效应、旅行效应和外部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和规划建设的重要前提.使用中国1952 -2006年相关统计数据,以GDP衡量经济增长,以公路铁路运营里程和货运量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基于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得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引入Cobb - 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采用主成分回归法修正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易受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缺点,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大于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以1978年为时间断点,运用虚拟变量法,检验样本期内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化,发现1978年前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统计上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