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及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村生活固体垃圾产生与排放的数量快速增加,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农民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该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甘肃和河北省60个村和240个农户的调研资料,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和管理现状及影响生活固体垃圾有效处理的制约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村没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施,总体看甘肃省拥有的处理设施要好于河北省.超过一半的村中生活固体垃圾都没有人管理,但部分村开始制定相关的管理计划.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状况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改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利于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产生特征、处置模式以及发展重点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关注热点,本文综述了其产生特征、处置模式和发展重点。目前,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与调查方法、区域经济水平、村庄产业类型、家庭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基于废弃物分级管理原则,生活垃圾管理应倡导源头分类(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有毒有害物质),并分析了集中处置模式、分散处置模式的适用性。最后,文本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有效处置和可持续利用的发展重点。     

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2000年至2010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并通过运用熵值法揭示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结果表明:①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前者包括地形地貌因子和气候变化因子,后者包括人口与生活因子、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②除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其缓慢演化特点未予分析外,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因子总体上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生活垃圾排放量增加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资物资的依赖性降低以及工业清洁生产的倡导,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③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年至2004年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而尽管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存在滞后效应,直到2006年出现拐点。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显著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两型社会建设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可见,试点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已经显现,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力度,同时有效保持对农资污染和工业污染的控制。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我国30个省份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将其分为低排放、中排放、高排放三个不同区域并进行比较。同时,基于STIRPAT模型和面板数据方法,文章分析了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个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差异性不断扩大;不同区域人口、经济、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弹性系数是不一样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各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要达到曲线的拐点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时间。另外,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2-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整个国家来说比单个区域要更大。基于上述,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京津冀PM_(2.5)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内在关系研究

大气污染物的源排放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内因,气象条件是形成灰霾天气的外因。本研究通过构建PM_(2.5)浓度的两段式分布滞后模型,结合自然环境因素及经济因素对PM_(2.5)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第一段模型中构建了PM_(2.5)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分布滞后模型,第二段模型中构建了不同的大气污染源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模型。大气污染物排放源主要包括工业源、生活源、机动车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源。在工业源中,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主要的贡献者;在生活源中,燃煤消费量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很大,这也是冬季供暖期间PM_(2.5)剧增的原因;在机动车源中,尽管黄标车的保有量仅占汽车保有量的10%左右,但却占据了颗粒物排放量的绝大部分。利用京津冀代表性城市PM_(2.5)日度数据研究得出平均气温、平均风速、日照时数、平均气压、降雨量、平均相对湿度、沙尘暴等因素对PM_(2.5)浓度的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发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PM_(2.5)浓度具有聚集的滞后效应,当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滞后一期、滞后两期、滞后三期大气污染物对PM_(2.5)浓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依次递减。构建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污染源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一个地区煤炭消费量、工业废气重度污染行业工业增加值、黄标车保有量对该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对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提出了对策建议。     

长江中下游流域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长江中下游流域6省17县市467家农户在2005~2010年期间关于农村环境对比变化的调查数据,构建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及影响因素的差分方程模型,并对近5年长江流域农村环境变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村环境质量下降变化出现了明显加快总趋势。其中长江中游流域地区农村环境质量下降变化明显比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下降的变化幅度大,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环境有显著好转。（2）长江中游和下游流域农村环境质量变化影响因素既有同质性也有差异性。其中同质性表现都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人们环保意识弱。差异性体现长江中游地区影响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造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而长江下游农村地区主要是人口压力大,工业化程度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农村地区面对生活排放和工业排放的叠加影响,从而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研究结论对实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具有实际意义     

我国中部某市农村垃圾现状调查及处理对策研究

以我国中部某农业大市为研究对象,重点调查了解其农村地区垃圾的产生来源、种类、数量、收集、清运和处理方式等具体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可行的农村垃圾处置对策。调查结果表明,该市农村垃圾产生量为1516321t/年,人均垃圾产生量为0.79 kg/天。产生的农村垃圾中62%是生活垃圾,24%是农牧业废弃物,4%是农村地区工业产业垃圾。该市农村垃圾收集清运率相对较低,仅占垃圾总产生量的50.9%,且垃圾的处理方式仍以较为落后的简易填埋为主。针对该市农村垃圾的实际情况,建议采用分类收集和处理的方法是较为经济可行的途径。     

鄱阳湖流域农村生活区面源污染特征及其影响

农村生活区水环境是流域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鄱阳湖流域是我国的重要农业生产区,农村人口众多,未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分散畜禽养殖污染由于无序排放导致了鄱阳湖流域河湖水质下降,湖泊富营养化指数升高。通过采用污染物当量算法对鄱阳湖流域农村生活区面源污染估算,分析了1991~2011年农村生活污染现状及其趋势,并分析了鄱阳湖河湖水质变化趋势及其在农村生活区面源污染中的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1991～2011年,鄱阳湖流域农村人口、生活污染、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分散畜禽养殖污染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TN、TP和COD排放量增长了1268%,年平均增长量分别为036、002、1681和021万t;固体废弃物排放量、TN和TP排放量增加了1268%,年增长量分别为362、076和080万t;分散畜禽养殖污染TN、TP和COD的含量分别增长了9913%、6384%和7227%,年均增长量分别为022、003和009万t;（2）2000年以来,鄱阳湖流域河湖水质呈下降趋势,其中鄱阳湖湖泊的水质和富营养化指数下降趋势分别在001和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3）鄱阳湖流域农村生活区面源污染对流域水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分散畜禽养殖污染的影响相对较大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依据吉林省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非参数分析、半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三个层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