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评价的污染减排效应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探索,是强化城市污染减排的关键。鉴于此,作者利用中国2008年开始在113个城市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制度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分析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背景及其影响城市环境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对城市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制度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能使工业SO_2和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分别降低约13.32%和11.13%,此污染减排效应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及政策干扰排除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评价会增加当地人大和政协有关环境问题提案数、社会公众环保问题来信数量以及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通过提高政府环境执法力度和公众环保参与度两条途径促进了城市污染减排;环境信息公开评价的污染减排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及各地规制强度的异质性影响,相比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具有更显著的污染减排作用,地区环境规制与环境信息公开评价之间起到了协同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评价能有效地降低城市污染排放。因此,各地政府和企业应进一步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同时推进环境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优化环境管制工具组合,加大环境信息公开评价宣传力度。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在事实现象的启示下,本文从技术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生产-污染"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假设当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国际先进环保技术以达到国内减排标准时,导致的技术溢出与扩散会对进口国环境规制和污染减排起到正向作用。在实证部分利用环境技术专利数据构建国际和国内环保技术知识存量对中国经验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国际前沿环保技术存在对中国的溢出与转移,并且帮助了工业废水和CO2的减排,而国际贸易正是这一过程的有效路径,这体现出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实现途径,同时国内的相关技术存量促进了对溢出技术的吸收与利用。研究还发现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同样对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规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建议政府在开放对外贸易时采取"市场换环保技术"战略,同时支持环保专利国际共享,并改革官员考核指标,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对环境等发展问题的重视。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环境规制、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对经济发展约束力不断增强,中国传统生产方式面临的挑战日益加剧,研究环境规制与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35个行业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并根据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将行业划分为三大类,探讨在行业污染密集程度存在差异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以资本深化水平为中介变量,扩展分析资本深化水平对于环境规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随着行业污染密集程度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别。(2)资本深化在环境规制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为正,即资本深化有助于更好发挥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3)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资本深化的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程度存在差别,随着资本深化门槛值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大。(4)不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门槛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差异:在高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中介作用具有单门槛效应;而在低资本密集行业中,资本深化的中介作用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在不同门槛区间内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高资本密集行业。因此通过丰富环境手段、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优化资本深化模式有助于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推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分析及政策影响研究

火电行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耗和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既是承担国家减排目标责任的主力军,也是体现减排成效的突破口。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效果,特别是分析促进火电企业减排的主要因素,本文以2006—2015年湖南省300 MW及以上大型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发电过程中烟气排放的SO2、NOx等连续监测大数据为基础,对主要污染物年、月、日、区域的变化及差异进行挖掘,并对各排放特征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总体上反映了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体系的整体演进特征和规制效果,以及火电厂对中央政策的响应速度和程度。具体而言,除了政策的影响之外,月度变化特征跟区域的能源结构、气候环境紧密相关;日变化特征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差异及选择的环保设施运行工况有关。根据在线排放特征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绿色调度智能化和环境信用评价应用的建议。研究结果说明,基于监测数据的政策影响研究对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的政策效果评估方法是一个补充。此外,对于政府提高污染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也有重要意义。     

影响农村公众环保参与程度的主要因子辨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通过环保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减少农业环境管理的费用。为了探讨影响农村公众参与的主要因子,为提高农村公众参与水平提供政策依据,用问卷的形式对无锡市大浦镇550人进行调查。问卷设计8个项目,共计24个问题,收集了农村公众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对调查结果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提取了5个影响农村公众参与最为显著的因子,根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文化程度、环保法律意识、污染感受程度建立了逐步回归方程,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和大浦镇实际情况,提出把提高大浦镇居民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环保法律意识以及加强公众对污染的感受程度作为近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快速、有效的方法,为解决该镇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了参考。〖     

产业集聚与开放经济影响污染减排的空间效应分析

EKC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不过,随着集聚与开放水平的加深,区域间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变得紧密,这使得产业集聚和开放经济的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效应,忽略空间影响的传统假设很难刻画这种地区间协同性的污染排放关系。因此,本文以210个中国城市为空间单元,使用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EKC理论框架下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开放经济影响环境污染的空间联系。结论表明:①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这一有利作用的空间效应非常明显。②开放经济并未表现出减排作用。FDI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其加剧二氧化硫污染的空间效应尤其强烈;自由贸易的作用则不明确。③与理论预期一致,反映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的各类控制变量均表现出抑制污染排放的空间影响。④不同阈值距离的空间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金融支持等"资源、政策性"因素的减排作用会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难以在城市间促成大范围的协同减排关系。另外,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低于结构优化,其减排作用也有待提升。结论说明,中国未来环境治理的重点在于实现并提升开放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一方面应增强国际贸易的结构与技术效应,以实现其有利环境作用;另一方面,应优化FDI政策体系以抑制其不利环境影响。同时,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的减排作用,围绕"资源、政策性"因素不断完善区域性协同减排体系也非常关键。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长三角地区河长制政策的微观实证

河长制是中国应对水污染“自下而上”的地方环境规制政策创新，全面梳理河长制的扩散机理、实证检验河长制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对于改善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建设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具备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绿色发展数据库匹配而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河长制对水污染产生的冲击效应时，发现不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进而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更为准确地识别河长制的推行对于企业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河长制影响污染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从河长制在长三角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其对水污染行业企业水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能显著改善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2)推行河长制使得企业通过加大环保创新投入并减少生产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短期内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3)河长制的推行效果具备所有权异质性和政策动机异质性，对私有企业具备更强的规制效果，环保意识更强的国企具备更大的减排自驱力，对国有企业规制效果较弱；主动推行河长制地区企业减排治污效果更好，在上级政府要求下推行河长制会削弱河长制政策效果。因此，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继续坚持全面推行河长制...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效应检验

本文将作为区域特征的环境规制和作为产业特征的污染排放密度加入到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模型中,来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检验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结果表明,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对污染产业的区位选择产生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转移。     

海南省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

污染减排是"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通过对海南省经济发展与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分析,找出全省总量控制和污染减排的关键,提出相关建议。     

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机制与控制政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步恶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排放,必须剖析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环保制度安排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用1999～2004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导致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恶化的主要因素。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活动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而环保投资和公众参与、规章制度及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则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最后,提出运用综合管理手段、加快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环保制度创新等控制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