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空间分布格局与联动机理研究

引导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基于空间平滑核密度估算法、空间溢出系数、局域空间聚类指数、关联度滞后效应模型和因果检验模型,系统分析我国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上中下游地区联动机理。研究表明:1目前长江流域发育程度达到城市群界定标准的有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2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正向关联;3在流域联动方向上呈现出自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游城市群→上游成渝城市群的单向联动关系,且引致关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有效畅通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渠道、提高沿江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度,是缩小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空间分布差异,推动流域一体化实现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了区域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碳减排是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要途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有效促进区域碳减排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碳减排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显著,而对上游地区不显著;(3)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区域碳减排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53.2%。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新作——《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发展研究》评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自2014年国家正式启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导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规划文本和政策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6年颁布实施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四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战略定位,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六大战略重点任务(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城镇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工业污染排放

知识产权制度面对低碳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需求能否成为抑制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隐蔽力量？该研究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准自然实验，在阐释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理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该研究始于2003年，此时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总共有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被撤并，最后剩余108个地级以上城市），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探究其异质性、动态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表明：(1)在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显著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且减排效果不断增强，此结论在连续型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在长江上中下游城市、大中城市均表现出良好的减排绩效，且在长江上游城市、大城市的减排效果更佳，同时相比烟尘污染，其对水污染、气体污染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3)空间效应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同时抑制了本市与经济相邻城市的工业污染，政策效果呈现出空间溢出性，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4)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借助技术创...     

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大气环境污染效应

大气污染物排放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引导区域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度了1996~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区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3个指标之间的脱钩程度,并利用LMDI分解模型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变化特征进行了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且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状况有所改善。（2）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排放整体经历了从扩张性负脱钩到相对脱钩发展的趋势,表明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工业废气排放的污染同步增长。经济发展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是促使工业废气排放的主要因素。（3）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排放整体上经历了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发展的趋势,经济发展均是造成各地区两种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和能源效率是各地区两种污染物减排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来,在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控制过程中,需加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也需坚定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并且注重各省市间的减排差异和防范污染产业的区域转移。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大气环境;脱钩分析模型;LMDI分解模型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基于“三线一单”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强资源环境管控是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任务。文章以"三线一单"为依据,构建管控政策影响下的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设置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四类政策情景,剖析系统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资源环境管控政策的外部冲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比较不同资源环境管控强度下的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仍然存在,若不加以管控,经济规模扩张带来的资源耗用和环境污染的上升,将使区域面临资源承载力超载、环境质量下降的风险。(2)资源利用上限、环境污染底线、环境负面清单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对实现各自政策目标具有正向作用,能够通过结构调整、环保节能投资增加、生态红线增补等路径达到2030年的目标值,且政策间存在着联动互补效应。构建长江经济带"三线一单"管控体系,实施全面的资源环境管控具有重要意义。(3)资源环境管控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中等强度的约束对于协调发展的促进性作用最为显著,而过高或过低强度的约束政策均会损害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长期增长动力,选择适当的约束强度是实施区域资源环境管控的关键。并依据结果,针对"三线一单"限制指标与管控强度选择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绩效评估

从1984年到201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发展历经30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作为工业生产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国家级经开区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重点区域。本文对近几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发展,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情况,以及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经开区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且年均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年均增速水平。此外,国家级经开区土地占地,水资源和综合能源消耗总量分别占全国的0.15%,1.9%和2.2%,COD和SO2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0.8%和0.6%,但同时创造了占全国8.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占全国15.6%的工业增加值。国家级经开区以较小的土地占地,较少的水资源、能源消耗量,较低的污染排放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均大幅领先于全国水平。2007-2011年,国家级经开区水资源和能源消耗总量小幅增长,但其消耗强度明显下降,年均降幅分别为15.3%和14.9%;单位土地面积经济产出年均增长8.6%;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别为6.9%和8.8%,其排放强度年均降幅分别为28.0%和23.2%,且各项年均降幅都显著高于全国年均削减幅度。因此,国家级经开区在经济发展,资源、能源优化利用和污染减排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我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实践中,国家级经开区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解析——读《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

现有研究更多地侧重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水系保护、沿江岸线以及渔业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的综合研究远远不够,难以适应生态大保护战略实施对于长江经济带入与自然关系认知的新要求.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黄贤金教授牵头完成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著作,是国内首部系统分析和测算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著作.     

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及节水减排潜力时空演变

准确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绿色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运用SE-SBM模型(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odel)测度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45个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结合泰尔指数分解探究其水资源绿色效率地区差异的形成根源,并采用ML指数方法(Malmquist-Luenberger)挖掘水资源绿色效率变化的内在原因;进而,利用水资源投入和水污染物产出的实际值与最优值的差异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45个城市的节水减排潜力。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沿线45个城市有77.8%的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处于无效率,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分布呈现为长江经济带下游>上游>中游;(2)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45个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但有昭通、丽江、攀枝花、贵阳、铜陵、湖州、绍兴、舟山和鄂州等9个沿线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处于下降阶段,受到不同程度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3)将节水潜力、污水减排潜力和工业废水减排潜力值分别划分为“低、中和高”3个区间段,...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3)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环境规制、FDI集聚与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应严格控制水资源耗费总量及强度,提升用水效率与降低水污染排放,并加强跨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水污染协同治理。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以GDP与废水排放量分别作为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采用SE-SBM模型对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用水效率进行测度,重点考察用水效率、环境规制、FDI集聚、二者交叉项的空间相关性,并采用空间与时间双固定的SDM模型,检验省际用水效率及环境规制、FDI集聚等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用水效率结果显示,经济带用水效率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U型趋势,但中西部一些省份用水效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省际用水效率呈现东西中部各省市阶梯下降,且整体上呈现先趋同后不断扩大的趋势,仅中部省份用水效率呈现趋同趋势。空间溢出检验显示,用水效率与环境规制、用水效率与FDI集聚在大多数年份呈现显著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工业化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城镇化、技术创新、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效应;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城镇化、工业化、外贸依存度正向溢出显著,技术创新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应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与水污染排放,制定科学合理且标准统一的环境规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引导FDI合理集聚与技术溢出,严格限制各省区逐底竞争与以邻为壑,规范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转移。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力将成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基于资源约束理论,本文以空间溢出作为研究视角,在进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方法,构建城镇化进程的水资源约束模型,并利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强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的约束效应较为明显,由于水资源的约束,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的速度比没有水资源约束时下降0.6%。依据各地区的测算结果,可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为无约束型、中约束型和强约束型三类。其中上海和浙江城镇化发展进程没有受到水资源的约束;江苏、重庆和云南的约束强度大于0.5%,属于强约束型地区;剩余地区的约束强度位于0~0.5%之间,属于中约束型地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呈现为水资源中约束型特征,且集中分布在上中游地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水资源约束强度略高,说明遗漏空间效应会导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判断出现较大的偏误,同时反映出通过引导区域间的区域协调发展能够降低水资源对城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研究进一步认为,即使在水资源禀赋优良的长江经济带地区,城镇化进程也受到水资源约束,这种现象值得其他地区警惕和防范。因此,在制定节水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间的空间联动效应和统一协作能力,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缓解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耦合协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 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综合水平指数保持平稳,新型城镇化与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尚好,从空间演变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且区域间差异有所缓和,但整体增长速率较为缓慢。(2)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局部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聚集趋同特征,空间关联性较强。(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技术创新、经济驱动和政府能力,且各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需充分发挥长江上中下游区域资源优势,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水环境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格局特征及溢出效应研究

从空间效应视角下分析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基于2003～ 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座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综合应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时空格局特征进行刻画和识别,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其偏微分分解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呈现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现持续扩大化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2)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并非随机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格局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3)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会带动邻近城市土地开发强度.(4)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第二产业、城市交通和房地产投资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第二产业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城市交通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据此,城市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中需要考虑城际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城际之间合作联动作用.     

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区域生态环境共保是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利用城市工业污染物排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重点分析了2003～2015年长三角地区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规模和强度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探讨了经济转型发展等因素对工业污染时空格局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规模和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15年工业废水、SO_2排放总量分别削减约13%和24%,每万亿元工业总产值的废水、SO_2和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削减87%、88%和71%左右。(2)工业污染排放仍主要集聚在沿沪宁、沿长江和沿沪杭甬等工业发达地区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并呈现由核心区向皖江城市带、苏北等外围区转移扩散的态势,但不同污染物之间差异较为显著。(3)外围区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较高(多为1.0以上),但近年来南京、杭州等核心区的工业污染物(尤其是工业粉尘)排放相对强度有所上升。(4)经济转型是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与消费驱动转型增长等是抑制工业污染物排放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而创新投入及技术进步、企业质效提升、外资外贸结构优化等则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但由于各地经济转型阶段不同,上述因素对工业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该研究揭示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工业污染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于强化新时期长三角地区工业污染协同防治等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区位商指数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从大气环境、水环境、能源消耗3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环境污染指数;在厘清制造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基准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最高,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低。(2)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游地区城市环境污染改善速度高于中上游地区。(3)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中下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表现出先促增、后抑制、再加剧的“N”型曲线关系,而上游地区制造业集聚仍处于加剧污染的阶段。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发展,应统筹兼顾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因地制宜推动制造业差异化发展,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提升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加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