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就业:理论含义与政策效应

虽然大力发展绿色就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关于绿色就业的理论内涵仍缺乏清晰界定。本文通过跟踪国际和国内研究对绿色就业的定义与内涵,认为绿色就业是对传统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而言,绿色就业是对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促进能源节约与污染减少的工作,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物影响及负荷较小,同时这些绿色岗位能够提供体面的工作。本文指出绿色就业的内涵丰富,需从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来理解:在环境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环境友好型的、环境可持续、节约资源的就业;在社会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体面的工作,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有保障有尊严的岗位;在经济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有高附加值的、能够创造收益的就业。对绿色就业的确认要从直接度量、全生命周期度量、边际度量和性质度量四个方面把握。在此分析框架下,绿色就业可分为原生绿色就业、过程绿色就业、终端绿色就业三种类型。原生绿色就业指的是本来对环境有利、节约能源的就业,如传统农业、城市绿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清洁能源技术等。过程绿色就业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改善生产过程的就业,涵盖了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岗位。终端绿色就业指的是废物回收、生态修复等一系列针对环境恶化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岗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绿色就业发展的框架,但直接激励措施仍不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直接激励措施和加强绿色技能的培训是启动中国绿色就业市场的努力方向。     

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和环境的短期效应综合评估

近年来,传统铁路发展远不能满足各行业对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需求,中国政府正加大对高铁行业的规划与投资。现有高铁网络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的快速客运网,推动了产业的空间布局,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就业率,提升了区域间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中国政府大力建设高铁网络的当下,综合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给国民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计量经济学模型,通过重新刻画投入产出模型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部门"收入-消费"内生关系,区分高铁与传统铁路在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差异,构建基于居民消费局部内生化的高铁投资投入产出局部闭模型,评估中国高铁建设投资对经济、就业和能源环境的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2012年中国高铁投资每亿元拉动总产出增加3.72亿元,GDP增长1.21亿元,投资总量给国民经济共带来总产出增长19 373.44亿元、GDP增长6 296.04亿元;2在拉动经济增长同时,高铁建设投资对就业拉动显著,每亿元高铁投资创造1 084个就业岗位,2012年因高铁投资新增就业岗位高达565.23万人。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中国高铁建设投资会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居民就业等方面注入强大的动力;3在环境层面,2012年高铁前期基础建设共带来83.42 Mt CO2排放,略大于传统铁路投资,但考虑到建成运营后,高铁具有清洁、稳定、高速等特点,高铁建设投资在环境层面优势会慢慢显现。     

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因此城市舒适度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构建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指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1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特征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了舒适度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更高的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为了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环境而流向人为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城市人为舒适度每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17%,具有适宜的天气条件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起拉动作用,城市自然舒适度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375%。②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于工资的影响程度。③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表现出异质性反应: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劳动者对人为舒适度的反应更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劳动者对自然舒适度的反应越弱。因此,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首先要立足于提升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需要全面提升人为舒适度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浙江省农村水电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

采用C-D生产函数定量分析了农村水电投入对浙江省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GDP与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发电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用电量每增加1%,GDP将增加0.189%,据此测算出每度电拉动GDP的效益量。从而得出浙江省1990-2012年小水电拉动的GDP效益(以1952年为基数)为1 659.20亿元,占浙江省真实GDP(以1952年为基数)的比重达0.75%;拉动第一产业效益为142.26亿元;第二产业868.04亿元;第三产业648.89亿元。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下的分析

将经济体分为ICT生产部门I、CT使用部门和非ICT使用部门三个部门,假设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和用于生产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劳动力不变,对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后发现,劳动力从TFP最高的ICT生产部门流向TFP较低的ICT使用部门,而TFP最低的非ICT使用部门成为劳动力转入最多的部门,劳动力在三部门间的流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结果显示,就业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关系可以充分解释就业难问题的原因。     

产业转型升级、贸易开放与中国劳动市场波动

在产业转型和贸易开放深入开展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波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推导基于垄断竞争的劳动需求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市场波动是否加剧,并进一步考察贸易开放对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市场波动差异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进一步地,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加剧将在贸易开放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该实证发现为我国产业调整下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如组织开展劳动权益监督、鼓励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针对高技术企业劳动群体建立就业预警、救助和帮扶机制,熨平就业过程中面临的经济、精神和生活上的波动。     

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劳动就业的优化研究

东北地区就业问题的出路主要在城市(产业),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同样面临着各种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的劳动就业特点及其形成机制,目前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城镇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失业率较高;②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大;③国民经济劳动就业效应小;④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就如何提升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的就业能力给出了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与措施:①以经济发展为主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②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扩大农业内部就业;③有重点地建设县(区)城区和中心镇,推进城市化进程;④努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中国能源强度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能源强度反映了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且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本文在1995-2009年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面板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面板协整模型分析中国区域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的动态作用及其长期均衡关系。结果显示,能源强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能源强度对就业总量和就业变动率有着负向的冲击,能源强度的降低可以有效拉动中国就业的提高。各个省份之间的能源强度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呈现出梯度递增的趋势。因此,建议通过扩大经济增长的规模降低能源强度,提高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而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度降低能源的消费总量,并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政策的时滞效应,通过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实现能源强度变动与就业增加的良性互动。     

中国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通过协整、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环保投资增加1%,拉动GDP增长0.13%,环保投资对GDP拉动效应显著;环保投资与GDP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具有一定的调整力度;环保投资在长期是引起GDP增长的原因,反之不然。因此,需要建立市场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拓宽环保投资渠道,吸引和带动民间资金进入环保领域,促进环保投资形成稳定规模,推动经济绿色增长。     

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以湖北、湖南、江西3省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域,将2003～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带动的促进效应较小,表现为仅有中心城市土地出让对城市群经济辐射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空间效应,而非中心城市直接空间效应、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间接空间效应均不显著;(2)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效率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而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机制的积极效应没有形成。原因是,土地出让对企业投资、劳动力的拉动效应不显著,且企业投资没有显著扩散效应,而劳动力则呈现空间回流效应;(3)提升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需要更加注重城市间合作和配套的产业链引资,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出让"既能引资,又能留人"。     

Employment implications of stric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theories and lessons from the USA

While the goal of reduc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has become an urgent imperative for Chinese leadership, the central and potentially competing objective for policy makers and planners remains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perceived trade-offs between pollution control regulation and employment at the microeconomic and macroeconomic scale. We synthesize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pollution control regulation at the firm, industry, and economy levels and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ly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employment-enhancing regul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US experience with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control on job grow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draws out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job growth and pollution control can be congruent, examining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argeting regulations toward sectors where labor costs represent a small portion of overall costs or sectors with low labor intensity. We demonstrate that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transition to an economy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tertiary output is likely to facilitate a joint strategy of stringent pollution control combined with job growth.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

基于碳减排治理全球变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探讨了碳交易能否兼顾企业效益与绿色效率,及企业减碳优化策略。通过匹配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及所在地区数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总体衡量碳交易对企业要素投入产出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运用平行趋势、滞后两期、工具变量及安慰剂,检验碳交易双效模型的稳健性,并利用三重差分检验是否存在因企业性质不同而造成差异化影响。最后运用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检验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绿色创新、市场化与政府补贴影响下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显示:碳交易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碳交易促进碳减排,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但同时也显著正向影响资本生产率,促进企业利润与收入增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补贴显著的调节影响下,对碳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碳交易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双赢,碳交易的作用在于依次实现碳减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绿色效率和企业效益协同尚处于“遵循成本”阶段。因此,要建立一套集市场化、政府奖惩和绿色创新为核心的碳交易体系,进一步健全绿色低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绿色创新补偿,增强企业自主研发和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转化率,优化绿色产业结构,完善配套环保标准和管理规范,诱导企业完成“创新补偿”的蜕变。     

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

联合国里约20周年世界峰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提出,但现在的绿色经济却具有全新的意义。本文基于参加联合国有关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报告,论述了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三重效益、研究模型以及绿色经济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对如何开展中国绿色经济研究进行探讨。首先,文章认为在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前,需要了解当前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背景,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绿色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绿色经济,以及怎样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三个基本问题。其二,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的情景模拟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更好的三重底线效益。联合国的T-21模型对过去40年(1970-2010)及未来40年(2010-2050)进行了绿色情景与褐色情景两种模拟,认为在自然资本的环境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得到了基本遏制,而褐色经济发展情景下自然资本的退化会进一步增强;在物质资本的经济收益方面,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2020年以前经济增长率(2.5%)会低于褐色经济(3%),但从长期平均增长率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2.5%)可以带来比褐色经济发展模式(2%)更好的经济增长;在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方面,在2030年以前绿色经济发展情景下就业机会有小幅减少,但长期来看,绿色经济能够创造与褐色经济同样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可以有小幅的增加(0.6%)。其三,绿色经济研究模型表明,绿色经济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绿色经济假说是:将资金投资于提高资源能源效率与扩大自然资本两个方面,是否能够导致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该理论假设,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自然资本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Threshold-21模型,证明绿色经济即投资于自然资本可以实现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脱钩。其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能够增加生活质量。绿色经济假说,强调了绿色投资对生活质量有正的影响。通过生态绩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典型案例研究等三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减少自然资本消耗可以减少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持与增加自然资本对人类的功能;可以提高自然资本的生产效率,用较少的自然资本投入达到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人造资本;可以提高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用一定的物质存量为更多的人服务。其五,开展深化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导的绿色经济可以给我们发展中国的绿色经济带来新的启示,笔者认为对中国绿色经济理论与绿色发展模式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理论内涵、实证分析、发展情景、行动领域、政策体系等五个依次递进、前后照应的研究模块。     

On the nature of barriers to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onsiderable barriers can emerge in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barriers to adaptation is important so as to find strategic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m. However,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is limited and highly fragmented acros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paper aims to bring some conceptual convergence in these debates by applying a systematic review method to assess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on barriers to adaptation in the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The review results show that: (1) Barriers to adaptation have hardly been defin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no clear indicators exist so as to identify and assess them systematically. (2) An impressive number of barriers have been reported, but the list of possible barriers is seemingly endless. (3)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barriers relate to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adaptation. (4) Barriers are identified as configurations of climate and non-climate factors and conditions that emerge from the actor, the governance system, or the system of concern. (5) Barriers are mainly studi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focus on water-related domains. (6)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on barriers use small-n inductive case approaches while comparative studies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are limited. (7) Although interventions to overcome barriers are recommended by most studies, empirical studies on interventions are scarce. We present further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barriers to adaptation. We conclude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go beyond asking the questions ‘if’ and ‘which’ barriers to adaptation exist and begin asking ‘how’ and ‘why’ barriers emerge.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Deforestation in the drylands of Africa: Quantitative modelling approach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two-sector model of forestry that gives som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of povert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rylands of Africa. Ex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ld demand for non-timber forestry products can lead to a win-win situation whereby both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be promoted. Monopolis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upply of these products, for short-term price gains, are harmful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By contrast, productivity-raising measures have a favourable impact on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has drive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forestry secto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verty and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degradation. Fortunately, policies promoting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security are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forestry sector. The paper results contribute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orestry.     

环境管制对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政府加强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却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认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加强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仅不会损害企业竞争力,实际上通常还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本文利用1993-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对市场占有率、亏损率指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增强1%,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提高0.7%,企业的亏损面会降低0.15%;环境管制对利润率指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从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坚定不移地加强我国的环境管制,走绿色发展之路。     

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多情景测度:数量与价值

在统筹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背景下,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及其价值,对于完善中国空间治理体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尤其是区域差异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湖北省为"生态资源优势区"代表性省份,首先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各生产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中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以及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揭示土地发展权受限的客观现实和成因;然后基于缩小湖北省与"经济发展优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同情景,测度2009—2018年湖北因处于生态资源优势区而使土地发展权受限的数量与价值。结果显示:(1)土地要素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仍依赖土地要素投入,且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被其他生产要素替代。(2)高额的机会成本是土地资源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重要潜在驱动力。2009—2018年,湖北省非农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是农业部门的17.03~44.14倍,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规划管制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发展权受限。(3)规划管制背景下,对受限的土地发展权进行补偿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10%~100%的不同情景下,2009—2018年湖北省土地发展权受限数量处于0.53×104~5.35×104hm2之间,对应的价值量占同时期"经济发展优势区"总GDP的比重较低,为0.02%~0.19%。基于此,应开展土地发展权受限补偿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发展权产权确认和利益分配机制改革两方面量化和落实土地发展权,并以对土地发展权的底线补偿情景为起点逐步提高土地发展权补偿水平,直至实现完全补偿。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Deforestation in the drylands of Africa: Quantitative modelling approach

This paper has developed a two-sector model of forestry that gives some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s of poverty, land tenure insecurity, economic growth, trade and defores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rylands of Africa. Ex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ld demand for non-timber forestry products can lead to a win-win situation whereby both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an be promoted. Monopolis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supply of these products, for short-term price gains, are harmful economically and environmentally. By contrast, productivity-raising measures have a favourable impact on both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lly, the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has drive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forestry sector,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overty and land tenure insecurity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degradation. Fortunately, policies promoting 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security are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mitigat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forestry sector. The paper results contribute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orestry.Readers should send their comments on this paper to: BhaskarNath@aol.com within 3 months of publication of this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