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DGs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乡村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资源价值实现不充分、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等不可持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短板。对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需求,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与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该研究瞄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3个基本维度（发展动力、发展质量、发展公平）,从乡村生产要素、自然要素、社会要素与乡村治理四个方面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核心目标,即：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力,保障乡村发展质量,建设公平和谐乡村社会,形成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尝试阐释“什么样的乡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这一核心命题。借鉴当前国家和城市层面SDGs进展情况的评价经验和评估范式,讨论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构建思路和评估方法。聚焦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方向,在SDGs本土化探索经验分析基础上,统筹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和政策行动确定的关键指标,识别筛选了乡村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SDGs考核指标,构建了由136项指标组成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基础指标库。考虑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水平评估的现实需求,进...     

SDGs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背景、进展与有关建议

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编写进程是"里约+20"峰会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在报告的总体定位、核心议题、框架结构和编写周期等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但在GSDR与SDGs/Post-MDGs的关系、应采用的组织模式以及是否需要相应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对GSDR编写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报告应定位在"基于科学、面向决策"的评估报告;2以SDGs/Post-MDGs确定的优先领域为核心;3努力研究提出"数目不多、易于量化、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4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国际专家工作组;5鼓励各国根据国情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6把可持续发展报告与高级别政治论坛有机结合。文章还就中国如何参与GSDR进程提出了若干建议:1在SDGs/Post-MDGs框架下根据国情研究提出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2围绕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启动相应的进展评估工作并定期编写国家可持续发展报告;3组织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GSDR编写进程。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瓶颈问题,为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经验的重要实践。选择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创建主体是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首要步骤,需要对作为创建主体的城市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现有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能够对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基础进行绝对值评估,或作为城市落实2030年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度监测工具,但难以体现不同规模、级别和类型的城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势和特点,有可能忽略了规模较小、但具有较大示范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因此文章从示范导向角度构建了包括城市发展基础、发展经验、重视程度、创新能力、辐射性和可塑性6个相对值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将指标与SDGs框架相对应,旨在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验、特点和潜力等进行综合评价,为后续示范区的选择提供思路。通过对已建立的6个示范区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不是唯一标准,发展基础相对薄弱、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能力较为突出的小城市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②发展经验、政府对示范区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创新能力对示范区建设有较为重要的影响;③单个指标突出较难形成推动城市整体提升的持续动力。后续示范区的筛选和建设应重视各指标要素的协调性,形成推动城市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面向横向比较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方法改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发展理念,提出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169个指标,几乎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围绕SDGs的评估工作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既有理论上的不足使得定性目标难以全部有效转为定量指标,也有方法学上的缺陷导致多指标合成存在困难,不能进行有效和客观的横向比较。该研究主要围绕SDGs综合评估方法优化开展讨论。研究认为,由于SDGs的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指标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传统算术平均赋值权重的方法学可能引起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从而拉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结果的区域差距。该研究提出了指标权重客观赋值的方法学,采用多因子分析方法对指标的两两关系进行拟合,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SDGs的判断矩阵,实现指标权重的客观量化和赋值。以此为基础,开展中国31个省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的进展评估,结果显示：各省份SDGs的评估得分总体上呈现出从东部逐渐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其中浙、沪、京等排名领先;通过将新方法的结果与传统的算术平均评估方法进行对比,发现新方法显著降低了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落实SDGs方面的得分差异。这种情况也反...     

宁波市城区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效果评价方法及应用

城市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指导和评估整治工作绩效。针对城市河道的水环境特征,采用系统分析和专家调查法建立了城区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数学评价模型,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指标1项、准则层指标3项、评价层指标10项以及调查监测指标层15项,共4个层次。将建立的评价方法应用于2012年3~10月宁波市11条城区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效果的评价,获得城区河道综合整治效果评分值在48.4~91.4,评价结果可定量描述治理工程取得的环境效果,为城市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与定量考核提供依据。     

从世界看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效、差距和展望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世界共识,也是中国需要。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了解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优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2015—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主要载体,探究全球SDGs评估和进展情况,并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分析中国落实SDGs的成效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以期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可能性路径,并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经济集聚性特征,SDGs实现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从世界看中国,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展较稳定地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2022年中国SDGs得分为72.4,在163个国家中排第56位。具体而言,中国在“无贫穷”“优质教育”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研究认为,...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太原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为例

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城市中有超过200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产业、能源结构单一,随着城市资源的日渐枯竭,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难,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厘清城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之间多元互动反馈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并以太原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理念、关键技术、政策体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可驱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转型。同时提出了"增长、生态、低碳、宜居、幸福"的五维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于SDGs及旅游竞争力指数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以桂林市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建立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技术体系是科学识别旅游型城市发展问题、定量评估其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SDGs)和旅游竞争力指数评估实践,构建了由3大系统、14个支柱、37个独立指标和6个综合指标组成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变异系数—熵权法的指标线性加权判断方法,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障碍度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技术体系。以桂林市(国务院第一批批准建设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批准建设的国际旅游胜地)为评价对象,对其2008—2019年连续12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8—2019年综合得分由26.26分提升至50.10分,其中社会治理系统得分提升34.79分,景观资源系统得分提升27.41分,经济动力系统得分提升6.14分,经济动力不足是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短板。(2)在14个支柱中经济开放度和科技创新支柱得分下降、亟需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重点关注,景观资源保护支柱得分未发生明显变化、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其余11个支柱得分均有所提升,尤其是旅游安全与健康医疗支柱得分提升明显。(3)景观资源、经济动力及社会治理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勉强失调型演变为2019年的初级协调发展型,但经济动力与景观资源、社会治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经济新动能的培育是未来发展的关键。(4)从关联度上看,与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变化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道路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人均旅游接待人次、空气质量达标率;从障碍度上看,制约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指标是地均星级饭店数量、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贸易自由度,上述指标在未来桂林市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     

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明确指出了2015—2030年全球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然而,该项议程的执行和落实却面临着重重挑战,执行进展也饱受质疑。基于此,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出发,对2016年和2017年已经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的64个国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依据在SDGs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行为主体区分了四种执行模式:政府主导、社会主导、共同治理与执行阻滞模式。文章以中国、瑞典、日本和博茨瓦纳为例,重点比较和分析了这四种执行模式的实现形式和治理特点。研究显示:(1)不同国家SDGs执行模式的选择与其资源条件高度相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支持环境与社会组织发育程度;(2)国家层面的SDGs执行模式仍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政府主导模式与社会主导模式都出现一些向共同治理模式演化的趋势;(3)参与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更可能陷入SDGs执行阻滞。观察和比较不同SDGs执行模式有助于我们拓展对于公共管理视角下全球治理的理解,促进国际社会更有针对性地解决SDGs执行中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推动进一步落实SDGs提供实践参考与借鉴。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行星边界框架下可持续发展理论拓展创新与实践应用

系统把握行星边界框架的理论意涵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中的拓展应用,对跟踪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前沿、丰富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行星边界框架内涵特征梳理,从思维范式、评价方法、全球治理三方面探索行星边界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价值贡献：该框架具有“强约束”特征,通过量化人类活动的“安全运行空间”加深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由增长模式向包含模式转变的理解。可量化的边界与生命周期评估、足迹家族、投入产出法等环境可持续评价方法的融合丰富了可持续发展评估工具。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的融合应用提升了行星边界框架理论的全球影响力。生态文明思想是立足本土经验泛化而成的新范式新表征,蕴含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从只有一个地球、理性增长等价值理念及行动逻辑差异之处辩证地理解生态文明思想与行星边界框架的逻辑关系,是行星边界框架理论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根底。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新思考：借助行星边界框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向,提高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认知,深化其与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碰撞;从拓展SDGs-PB研究尺度、注重异质性调...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中有关问题的思考

"里约+20"启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系到未来全球发展规则的制定。在对SDGs的提出背景进行全面回顾基础上,就其制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①SDGs应重点关注四大问题,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性、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老龄化和城市化加速、人类活动持续超过全球承载能力、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不完善;②在SDGs制定中,两大阵营的斗争将持续,但其利益共同点也在增加,最终可能是重点面向2030年设定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③SDGs将为我国加快绿色转型创造机遇,与此同时,实现SDGs过程中我国也将承受更多的国际压力;④我国参与SDGs进程应坚持4点原则,即在总体目标设置方面强调三大支柱的协调性,在目标的约束性方面强调指导性和参考性,在实现目标的时间方面强调预留充足转型期的重要性,在执行手段方面强调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导下强化国际合作的迫切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概念出发，建立了城市的发展持续度、发展协调度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乌鲁木齐市、新疆、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评价，并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伍，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上海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出发,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机制构建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指标体系框架;运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出主要指标及权重;并针对目前此类研究中指标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建立模糊优选评价模型,从时间纵向上判断城市生态系统的走势;利用所建立的评价方法,以上海城市生态系统为例,最终筛选出3大类25项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从1996-2002年间,上海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标由0.37缓慢上升至0.46,表明上海城市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逐渐加强,但健康改善的程度并不显著,部分指标有所恶化,与2005年城市规划目标值0.72相比,系统现阶段离社会期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本研究为上海城市进一步的生态规划提供可靠的背景状况和研究依据。     

基于环境介质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构建及考核评价

建立反映维护基本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的考核指标体系,量化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估,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倒逼机制,对于促进环保目标从单一目标向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解析生态底线的内涵和表征着手,基于环境介质,选取大气、水体、植被、土壤、能源5个方面共17项指标,构成生态底线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评估模型和方法,通过测量值与底线值的比较,反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实际绩效,考虑到各行政区各功能区的生态特点及环境初始状态的差异,引入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对单个指标及综合绩效分为优良、改善、恶化、极差四个基本等级进行考核鉴定。不同于以往许多以污染物排放控制作为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地方实践,所建立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更关注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指标测度从常规的过程和终端标准转向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有效化解污染排放都达标,但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难题。建议各地结合当地特点明确本地区的生态底线,加强各参与部门的交流协调以提供全面而一致的统计与监测信息,加强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等基础工作;处理好底线考核机制与原有年度考核机制的关系,生态底线考核结果与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等挂钩,将其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五好"班子评选的重要依据;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建立公众参与的相关机制。     

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的DEA指标构建

针对层次分析法等常见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存在的不足之处:一定程度地掩盖了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现象,并且评价结果只给出被评价对象的排名,不给出排名较后的被评价对象的排名较后的原因,不能为被评价对象的优化调控提供较为明确的依据,一些学者尝试将DEA方法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但DEA方法的应用,需要对输入与输出指标的设计,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输入、输出指标的综合生成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以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为例,在满足DEA方法的要求的前提下,以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为指导,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目的性、理论性、系统性等原则,分输入、输出两类指标,设计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的基于DEA方法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采用主、客观权重相结合的办法生成了DEA输入、输出综合指标,并举例说明指标设计的合理性,尝试为DEA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中的应用提供思路。实例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为无论从输入、输出单项指标来看,还是从输入、输出综合指标来看,被评价为DEA有效的城市的输入指标值相对较小,输出指标值相对较大。相反地,被评价为DEA无效的城市,特别是效率指数较低的城市,输入指标值相对较大,输出指标值相对较小。     

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价

目前,中国已成为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及年可核证减排量(CER)签发量最大的国家。但是这些CDM项目是否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较少研究文献涉及。为此,本研究开发了用于评价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方法学即MATA-CDM-China,该方法学以多属性效用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系统层、变量层和要素层等四个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绝对效用函数对指标体系所包含的9个具体评价指标进行效用赋值,同时结合问卷调查和Delphi法获得的各指标权重值,加总各效用值最终计算出所评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度。此外,以邯钢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为例,运用该方法执行可持续影响评价。最后指出该方法学存在的一定局限性。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的数据供应需求探讨

联合国在2015年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17个目标与169个具体目标,以指导并推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随后于2017年发布了包含232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并指出监测工作的开展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重要途径。本文回顾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主要历程,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指标的分离,以及目标体系不断细化两个趋势。为应对不断扩大并细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也呈现复杂化发展的特征,并使数据需求成为监测工作有效实施的瓶颈。针对数据瓶颈,从复杂指标体系的数据来源、结构特征处理需求、数据整合框架支撑三个方面,剖析并细化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中关于数据供应的挑战。进而提出应从全面性数据来源、多源异构数据处理与融合系列技术、基于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管理框架、持续性的数据供应四方面开展针对性研究,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工作的实施。